詩集傳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谷老人，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人，曾官至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進士及第。紹興二十年（1152年），朱熹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為官四十八年中，先後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講官四十天，官至直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閣修撰等職。朱熹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吏，治績顯赫。

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於建陽考亭之滄州精舍，享壽七十歲。嘉定二年（1209年），詔賜諡曰“文”，累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

朱熹是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和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朱熹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説，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著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

《詩集傳》，簡稱《集傳》，共二十卷，為《詩經》的研究著作，南宋朱熹撰。

一般認為，《詩集傳》是全面批判《毛詩序》的。但此書是朱熹《詩》學的代表作，是貫徹其《詩》學大綱的產物，居於《詩經》宋學的頂峯，僅用反《詩序》一點，並不足以概括它。

朱熹將《詩經》作為理學的教材，認為讀《詩》應該“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詩集傳序》）。他希望讀《詩》者通過熟讀諷詠、即文求義的文學方法，明白詩中有美醜善惡，從而警戒自己從善棄惡；明白詩中有三綱五常的“天理”，從而抑制自己情勝性動的人慾。

此外，朱熹反《詩序》而倡“淫詩”説，但他注《二南》諸詩卻一遵《序》説，對《摽有梅》、《野有死麇》等情詩，也絕不斥為“淫詩”。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也只有從其《詩》學大綱的角度來認識，才能理解。孔子説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周代舉行鄉飲酒、鄉射及燕禮等儀式時，都要演奏《二南》中的詩歌。聖人既然已對《二南》作了明確肯定，其中自然不能有“淫詩”了。再者，朱熹也需要在《國風》中確立正面教材，所以他不惜置自己發現的“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之説於不顧，將《二南》中的情詩仍套上“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光圈。可以説，把握住朱熹的《詩》學大綱，是讀通《詩集傳》的關鍵。

《詩集傳》對注《詩》體例作了一些改革。首先，朱熹將每首詩前的《毛詩序》歸併到一起，放在全書末尾，這就是後來單獨成書的《詩序辨説》。撤去《毛序》後，他並沒有像其他反《序》派學者那樣，將自己的序放在每首詩前。而是將自己對全篇詩旨的分析，置於每首詩的第一章下面串講章句的文字中。這樣安排，體現了他要求讀者熟讀本文、即文求義，不要受任何註解（包括朱熹的注）影響的讀詩方法，是十分切實的。第二，朱熹在每首詩的韻腳上（或者他認為是韻腳的地方），增注了葉（音xié）韻。叶韻是將原來讀音不押韻的字，改為另一個音，以求押韻，這並不符合上古音的實際情況。不過朱熹增注叶韻的意圖，“只要音韻相葉，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朱子語類》卷八十）。可見他認為叶韻只是便於朗朗上口，是否符合古音則無關緊要了。這跟他以聲得解、諷詠得義的主張有關，後人評價其叶韻説時，應當注意這一點。此外，朱熹在每首詩每一章下，都增標賦、比、興。與《毛傳》的單標興體和只標首章的做法相比，這就更好地揭示了《詩經》藝術手法中的區別和聯繫，是《詩經》註疏史上的創新。第三，朱熹突破了《毛詩正義》“疏不破注”體例的冗長繁瑣，借鑑《毛傳》的方法，直接注經，引文不標明出處，省去許多文字。在章與章、篇與篇、《詩》與他書之間，凡關係密切而意思可省處均予省略，並註明互見體例，既能夠簡練扼要，又顯得眉目清楚，較《毛傳》更進一步。不過，他的註釋有時過分簡略，致使語意不明。不標出處的做法，有時也容易引起歧義。

總之，《詩集傳》以朱熹的《詩》學大綱統攝一切，諸如“淫詩”説、“思無邪”説、《風》《雅》正變説、《二南》説、乃至體例的改革等，無不依大綱而行。這些完全改變了漢人以《詩》為美刺、為諫書的傳統，將理學的涵詠道德、修身齊家，作為讀《詩》的最終目的，在當時確有其現實意義。但自從元代將《詩集傳》奉為科舉標準後，其地位越來越高，最初的求實精神逐漸消亡了。宋學末流的空疏浮淺，使《詩集傳》變成一塊科舉敲門磚，違背了朱熹的初衷。

《詩集傳》有宋刊本。通行易見的，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影印宋刊本排印出版的圈點本。 ^[1]  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橫版簡體字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