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原始

方玉潤（1811年－1883年）字友石，一字黝石，號鴻蒙室主人，寶寧（今雲南廣南）人，清朝學者。

方玉潤性格孤介，二十二歲入縣學，應試十五次均不第。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天國禍起，方玉潤入軍旅，為僧格林沁幕僚，著《運籌神機》，深得僧格林沁賞識。同治三年（1864年）夏，他以軍功值銓選陝西隴州長寧驛（今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之馬鹿鎮東）州同，講學於五峯書院，著有《詩經原始》，主張擺脱經學觀念，來研究詮釋詩經。方玉潤晚年生活艱難。光緒九年（1883年），陝西巡撫馮譽驥推薦其補任磚坪廳，但他未就任而去世，葬於隴州城北的開元寺後。方玉潤另著有《鴻蒙室詩文二抄》、《風雨懷人集》等。

《詩經原始》，清代方玉潤的《詩經》研究著作，包括卷首二卷，正文十八卷。卷首上卷為凡例及十五國輿地圖、七月流火之圖、諸國世次圖等圖譜。卷首下卷總論詩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組成。一、方氏於每一篇詩前自擬一詩序，廢《毛詩序》不錄。有不明詩意者，則雲“未詳”。二、經文聯屬成篇，以求首尾相貫。分章處用小字標出。經文旁另有圈點，並以小字加眉評及旁批。三、詩旨論辨，類似現代的“題解”。四、附錄。證引前人對詩旨或各章義旨的分析。但這一部分並非每篇詩都有。五、集釋。證引前人對詩句的名物訓話，間或闡述己見，則加“案”字以作區別。六、標韻。標明詩句押韻字及韻部。

《詩經原始》可資後人吸收借鑑的精彩之處，大概有兩點：

一、分析詩的主題立論平允，時有新見，妙悟解頤。清儒説詩，不外乎尊毛和反毛兩家，雙方各存成見，難免偏執。方玉潤的説詩原則，卻是“不顧序（《毛詩序》），不顧傳（朱熹《詩集傳》），也不顧論（姚際恆《詩經通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詩經原始·自序》），“舍卻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詩經原始·詩旨》）。可見他能超脱於門户之外，持比較客觀的眼光。如《齊風·猗嗟》，《毛詩序》、《詩集傳》及《詩經通論》均以為“剌詩”，方氏獨以為“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他説：“誠哉齊侯之甥也，意本讚美。以其母不賢，故自後人觀之而以為刺耳。於是紛紛議論，並謂‘展我甥兮’一句以為微詞，將詩人忠厚待人本意盡情説壞，是皆後儒深文苛刻之論有以啓之也。愚於是詩不以為刺而以為美，非為主異，原詩人作詩本意，蓋如是耳。”他能不囿於舊説，就詩論詩，便是過人之處。他提出詩不必篇篇有為而作的命題，無疑是對傳統“美剌”説的重大挑戰。雖然方玉潤對《詩經》總體的論述，仍大彈“聖人刪詩，懲惡勸善”的陳調，但他對具體詩篇的分析，往往不自覺地與其總體論點相牴觸。而這些牴觸之處，已經微露將《詩經》從經典寶座上請下來，回覆其民歌、祭歌、宴饗歌曲本來面目的端倪。他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論詩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執細節。斤斤於詩的具體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這是歷代經學家的大弊。姚際恆論詩已能注意到這點，方玉潤更進而明確地提出並踐行，可見他的詩學已時時下意識地跳出經學的範圍。

二、以文學的眼光來分析《詩經》，對其藝術特點有精闢的見解。如《魏風·陟岵》，方氏説：“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縱於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勖己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親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這段分析完全擺脱經生的眼光，對詩篇作佈局分析、筆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讀者更能得其妙處。對《詩經》作文學藝術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讀風臆評》、鍾惺《評點詩經》等都有先例，但戴、鍾諸人於詩旨都從毛、朱，一無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將詩旨分析與文學分析合為一體的，自姚際恆《詩經通論》開始，方玉潤接踵其後。方氏書後出，所以在文學分析方面，較姚氏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評及旁批，也不乏精彩之處，似不能因為帶有章句帖括習氣，而將其一概否定。

《詩經原始》的不足之處，除了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意識，造成詩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問題還在“集釋”與“標韻”兩部分。

《詩經原始》收入《鴻檬室叢書》，有同治辛未隴東分署刊本。又收人《雲南叢書》，有民國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見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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