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祖

尹吉甫（公元前852—前775），即兮伯吉父，周房陵(今湖北省十堰市房縣青峯鎮)人，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人，是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的第一位編撰者，比屈原的《楚辭》整整早600年。

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尹吉甫，是周宣王的大臣，官至內史，據説是《詩經》的主要採集者，軍事家、詩人、哲學家，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晚年被流放至房陵（今房縣），死後葬於今房縣青峯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後周幽王聽信讒言，殺了他。不久知道錯殺，便給他做了一個金頭進行厚葬。為了防止盜墓，修建了真真假假十二座墓葬於房縣東部。

尹吉甫，是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今湖北房縣）人。獫狁（古民族）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軍反攻到太原，並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陽東）負責徵收南淮夷等族的貢獻，並在朔方築城壘。遺物有青銅器兮甲盤。湖北有尹吉甫宗廟-----建於明朝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的房陵寶堂寺，瀘州有尹吉甫撫琴台遺址，山西平遙古城有尹吉甫點將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遺址。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誌》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於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於此，增城築台，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於斯。”

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位於南皮縣城西北5公里黃家窪村西南處，俗稱將軍墳。封土高1．9米，東西長5米，南北寬2．5米。曾有西周晚期青銅器“兮伯吉父”盤出土，盤上有銘文133字，記述了尹吉甫徵北嚴猶和徵收南淮夷貢賦情況。清乾隆皇帝甫巡，曾命官員到墳前祭奠，並刻石立碑（現碑已毀）。今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尹吉甫增城築台、抵禦獫狁之事在平遙一帶世代流傳。明嘉靖十三年(1534)《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廟記》載：“人美公《六月》之作，所謂‘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北伐獫狁，至於太原’。既不恃勝貪殺，也不乘敗窮追，仁義之師也。是其文炳葩經，而道統攸寓；武戡夷醜，而治統以垂萬邦為憲之名，豈決溢哉？其廟貌祀儀，宜與天壤同悠久也。”至今，位於東城牆上面的尹吉甫點將台和東城牆內側的尹公廟及城牆外側的尹公墓尚保存完好。

尹吉甫，姓兮，字伯吉父，房陵（今房縣）人，死後葬於青峯山，周宣王的大臣。湖北歷史上第一位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是《詩經》的主要編纂人。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姬靖繼位，選賢用能，國家興旺，周室中興。他任用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為大臣。尹吉甫文武雙全，文能治國，武能安邦。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國歷史上繼奴隸制商朝之後的第一個封建朝代，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發滅商後所建立，定都於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部）。由於周朝後來將都城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稱東周，所以稱這一時期的周朝為西周。周宣王親命大臣作詩為頌“文武吉甫，天下為憲”。被封為太師。

古房陵有與中華文明幾乎同步的文明史，千里房陵的故土有着大量的尹吉甫的文化遺存。西周以後的封建王朝一直把尹吉甫推崇為“忠義”至尊的化身，後來一直成為王宮大臣們做人為官的典範。特別是房陵歷朝歷代官員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為尹吉甫在故地建墓、修祠、造廟，不僅是為了紀念尹吉甫房陵出生，食邑房陵，采詩房陵，葬於青峯的歷史事實，更是為了啓迪後人做“忠孝”的榜樣。

但是《幼學瓊林》則提到了尹吉甫聽信後妻不實之詞，放逐自己兒子伯奇的故事：“欲知孝子傷心，晨霜踐履；”《初學記》説：“琴操，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甫聽其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遂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採蘋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尹吉甫聽信後妻，將兒子伯奇趕出家門。伯奇認為自己沒有犯錯而被趕出，就在被趕出的這天早上就這路上的寒霜，寫成了琴曲《履霜操》。

這《履霜操》是這樣的：“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

房縣民間有着大量有關尹吉甫的鮮活生動的傳説故事，更有大量翔實的文物遺蹟。有關尹吉甫的遺蹟，有多處，其中為祀祠尹吉甫而修建的石窟“青峯寶堂寺”，大門用方石雕刻，寺中精美的石門、石窗、望柱、挾欄等就在絕壁上雕鑿而成，寺內供奉着尹吉甫的石像，其像手中還握着一個大毒蜂。（另有傳説）寺前有八間木雕結構廟房，還有高大莊嚴的龜馱碑，有二遵高浮雕龍鳳碑、鳳帽，都是遠古御碑。清朝又兩次擴建。有一巨立碑記。首句就點到説：“夫青峯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之佳城（佳城指古墓地）……”有關尹吉甫的傳説故事在房縣經羣眾口耳相傳，世代不絕，與相關遺蹟交相映證，特別是與尹吉甫有關的多處天官墳在房縣的傳説，更為生動傳神。

在房縣民間詩經民歌傳唱從古到今，流傳甚廣，全縣東、西、南方八個鄉鎮中大批農民能夠用不同形式歌調唱出詩經“關睢”、“伐檀”等多首《詩經》詩歌。一篇《詩經》作者的故鄉仍在傳唱《詩經》的文章，曾經轟動大江南北，響徹海內外。

有人説尹吉甫是房陵人；也有人説他是古蜀國江陽人，但是中國詩經過學會會長、河北師大教授夏傳才先生説：“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時代的重臣，於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業，是對華夏民族發展有突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又是確鑿可信可考的西周大詩人，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詩保存至今，或美或刺，在思想和藝術上已相當成熟，比戰國時代楚國的屈原要早四百年。論先後，中國詩史應把他列在前面。尹吉甫采邑在房縣，其後裔世居於此，以湖北省房縣為籍裏，可考可信。詩經是中華文化的原典，詩經學是世界性的學術，尹吉甫是房陵人而不是古蜀國江陽人，河北南皮縣、山西平遙縣的吉甫墓都是紀念墓，四川瀘州之説系誤傳。湖北省房縣發掘出當地民歌與《詩經》樂歌的結合，以及與尹吉甫相關的民間傳説，很有價值。”

過去縣城東關有一方贔屓座的大石碑，俗稱龜馱碑，記載尹吉甫生平事蹟，文革後不知去向。聽説房縣博物館現藏有一方周太師尹吉甫碑，不知是不是那方龜託碑。

尹吉甫姓兮名甲，字吉甫，尹是官名。後人以官為姓，稱作尹吉甫；成為尹姓的濫觴。尹吉甫是周宣王時的名臣、賢臣，用後世通俗的説法，可稱得上是文武雙全。當時北獫狁入侵宗周，進攻到了涇水北岸,形勢相當吃緊。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取得勝利，反攻到太原，並在平遙一帶駐防。尹吉甫還曾奉命在成周一帶徵收南淮夷等族的貢賦。有一件很有名的青銅器兮甲盤，記載了尹吉甫征伐獫狁有功受賞及向淮夷徵貢賦。《詩經六月》也詳細的記載了尹吉甫伐獫狁之事。

尹吉甫和《詩經》很有些關係，《詩經》中有些篇章是讚美尹吉甫功績的；更有些篇章是尹吉甫所作，象《大雅》中《崧高》、《烝民》、《韓奕》、《江漢》諸篇。謝安石曾曾問他那位詠柳的侄女謝道藴《詩經》何句最佳，道藴答道“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更新的説法是《詩經》一言以蔽之是尹吉甫一人所作，持此説的好象是台灣的李辰冬先生，他作了一本《詩經研究方法論》，認為“三百篇的形式有點像民歌，實際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內心，並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無個性，而三百篇篇篇有個性。所謂個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如果李先生的説法成立，尹吉甫可不是率爾操觚，而是比屈原早五百年的大詩人。但李先生的説法僅是一家之言，和《詩經》是民歌總集的傳統説法相比，顯得單薄，不好輕信。

尹吉甫也有不能讓人首肯的地方。曹植《貪惡鳥論》雲：“昔尹吉甫信用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黍離》有句雲：“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對父親尹吉甫的哀怨溢於言表。不過，對《黍離》詩的這種解釋也只是一家之言。

雖然我國最早的詩歌集是《詩經》，但是，它是來源於民間的多人合集，魚龍混雜，並非出自一位真正的詩人之手。因此説，屈原是我國古代的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詩人，他被後人尊稱為“詩祖”。

屈原（約公元前339年？～約公元前278年？）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漢族，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但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主要作品有《離騷》、《九章》、《九歌》等。他創造的“楚辭”，與《詩經》並稱“風騷”二體，對後世詩歌產生深遠影響。

屈原，戰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1]）人，羋（mǐ）姓，屈氏（與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為羋姓熊氏，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華夏族，名平，字原。

生卒年未見正史記載，史學界尚有爭論。據推測生於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於公元前278年4月26日。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誕生於楚都丹陽，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律法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聯齊抗秦，提倡“美政”。屈原為人性格耿直，卻因在修訂律法的時候，不願聽從上官大夫的話與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懷王的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寵妃鄭袖等人，受了秦國使者張儀的賄賂，不但阻止懷王接受屈原的意見，並且使懷王疏遠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與秦國結盟。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開始了流放生涯。秦國假意説要與楚國節親，讓楚懷王去商量，屈原勸其不要去，結果楚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等人的極力慫恿下被秦國誘去，囚死秦國。

楚襄王即位後，並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帶兵南下，攻破了楚國國都，就在同年五月屈原懷恨投汨（mì）羅江自殺。老百姓聽到噩耗很悲痛，爭先恐後的來打撈他的屍體，結果一無所獲。於是，有人用葦葉包了糯米飯，投進江中祭祀屈原，這種祭祀活動一年一年流傳下來，漸漸成為一種風俗。 定於農曆五月初五為端午節（是關於端午節其中的一種説法）。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餘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餘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在流放期間，屈原為後世留下了許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後，在和漁父的一次對話中，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塵埃。在漁父看來，處世不必過於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來為官；世道渾濁，可以與世沉浮。至於“深思高舉”，落得個被放逐，則是大可不必。 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都。當年農曆五月初五（公曆6月6日左右），屈原在悲憤之下懷抱大石投汨羅江而死。端午節，就是因此而來的。

屈原出生於公元前342年。《離騷》中的兩句："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認為"攝提"是指"攝提格"，太歲在寅曰攝提，這是以歲星所當的年次而言；朱熹則以為"攝提"是星名，這個攝提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這裏以攝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據鄒漢勳、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曆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瑒用周曆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

屈原的事蹟，主要見載於司馬遷的《史記》。根據《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於因此屈原應當是出生於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誕生於楚國丹陽，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於楚懷王時期。

從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為貴族參與了楚國的巫術活動。考古文獻表明，楚國上層貴族信巫成風。 學者稱：“將江陵楚墓竹簡所載諸神和《楚辭·九歌》祭祀的神靈進行對應比較，可以發現竹簡所載的神與《九歌》所描寫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系列，這進一步為人們瞭解屈原當年從事巫術活動的具體內容提供了旁證材料。”[4]

屈原生活的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於治亂，嫺於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於其手。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於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鋭的矛盾，由於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後來遭到羣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上官大夫靳尚出於妒忌，趁屈原為楚懷王擬訂憲令之時，在懷王面前誣陷屈原，懷王於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張儀由秦至楚，以重金收買靳尚、子蘭、鄭袖等人充當內奸，同時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懷王，致使齊楚斷交。楚懷王大怒，派大將軍屈丐率軍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長魏章及樗裏疾、甘茂率軍迎戰，韓國也派兵相助。兩軍于丹陽交戰。秦施計離間楚將關係，使其互不配合，大敗楚軍，俘屈丐及裨將逢侯醜等70餘將領，斬首8萬人。隨後，秦又遣軍攻取楚地漢中(今陝西漢中)600裏地，置漢中郡。楚懷王十分憤怒，就動用國內全部兵力又一次襲擊秦國。兩軍在藍田交戰，楚軍又大敗。韓國、魏國聽到楚國受困，就都南下襲擊楚國，一直打到鄧。楚國聽到消息後，就率軍撤出秦國。於是屈原奉命出使齊國重修齊楚舊好。屈原的著作《國殤》即是對這場戰爭中楚國陣亡將士“封屍”而作的追悼詞[5]。

此間張儀又一次由秦至楚，進行瓦解“齊楚聯盟”的活動，使齊楚聯盟未能成功。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漢北。

懷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約懷王武關相會，屈原力勸不可，然而懷王的小兒子子蘭等卻力主懷王入秦，懷王亦不聽屈原等人勸告，結果會盟之日即被秦扣留，兩年後客死異國。

在懷王被扣後，頃襄王接位，子蘭任令尹（相當於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斷絕。但頃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與秦結為婚姻，以求暫時苟安。由於屈原反對他們的可恥立場，並指斥子蘭對懷王的屈辱而死負有責任，子蘭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造謠詆譭屈原，導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時間約為頃襄王十三年前後。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時，楚國的形勢愈益危急。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並在宜昌燒楚先王陵墓。這預示着楚國前途的危機。次年，秦軍又進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興旺的國家已經無望，也曾考慮過出走他國，但最終還是愛戀故土，於悲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羅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這一天很近的一個日子。五月初五原來是楚地的傳統節日，後來人們就把這一天作為紀念屈原的日子，論其本來意義，反而鮮為人知了。

荀況是第一個使用賦的名稱和用問答體寫賦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稱為“辭賦之祖”。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華夏族（漢族），戰國末期趙國人 ^[1]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

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其學説常被後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論’比較，荀子對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錄了他的生平。荀(xún)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國，到襄王時代“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來被逸而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學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卿，是趙國人。五十歲的時候才到齊國來遊説講學。鄒衍的學説曲折誇大而多空洞的論辯；鄒奭的文章完備周密但難以實行；淳于髡，若與他相處日久，時常學到一些精闢的言論。所以齊國人稱頌他們説：“高談闊論的是鄒衍，精雕細刻的是鄒奭，智多善辯，議論不絕的是淳于髡。”田駢等人都已在齊襄王時死去，此時荀卿是年最長，資歷深的宗師。當時齊國仍在補充列大夫的缺額，荀卿曾先後三次以宗師的身分擔任稷下學士的祭酒。後來，齊國有人毀謗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國，春申君讓他擔任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卿被罷官，便在蘭陵安了家。李斯曾是他的學生，後來在秦朝任丞相。荀卿憎惡亂世的黑暗政治，亡國昏亂的君主接連不斷地出現，他們不通曉常理正道卻被裝神弄鬼的巫祝所迷惑，信奉求神賜福去災，庸俗鄙陋的儒生拘泥於瑣碎禮節，再加上莊周等人狡猾多辯，敗壞風俗，於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活動的成功和失敗，編次著述了幾萬字的文章便辭世了。死後就葬在蘭陵。

《元和姓纂》載“晉有荀林父生庚裔荀況”，而關於春秋時期荀氏的記載見於（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左傳》僖公九年《傳》正有“荀息”亦稱“荀叔”之文，所以原氏黯即為荀息，被封荀國故地以地為姓。

荀氏的傳承為荀息生逝敖，逝敖生荀林父，荀林父曾為晉國中行將，故後裔別為中行氏，林父生荀庚，庚生荀偃，偃生荀吳，吳生荀寅。荀寅在與趙鞅的鬥爭失敗後，中行氏族人為了避禍，又紛紛改回荀氏，這就是趙國荀氏的由來。

荀況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他的學問淵博，在繼承前期儒家學説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長處加以綜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發展了古代唯物主義傳統。現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學、邏輯、政治、道德許多方面的內容。在自然觀方面，他反對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他曾説“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是説，不應該由自然主宰人，而應該由人來主宰自然，同時也應順應自然規律[27]；在人性問題上，他提出“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性”和“偽”兩部分，性（本性）是惡的動物本能，偽（人為）是善的禮樂教化，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在政治思想上，他堅持儒家的禮治原則，同時重視人的物質需求，主張發展經濟和禮治法治相結合。在認識論上，他承認人的思維能反映現實。但有輕視感官作用的傾向。在有名的《勸學篇》中，他集中論述了他關於學習的見解。文中強調“學”的重要性，認為博學並時常檢查、反省自己則能“知明而行無過”，同時指出學習必須聯繫實際，學以致用，學習態度應當精誠專一，堅持不懈。他非常重視教師在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國家要興旺，就必須看重教師，同時對教師提出嚴格要求，認為教師如果不給學生做出榜樣，學生是不能躬行實踐的。他也提出了“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後來蒙恬、李斯、韓非等皆為荀子弟子。

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説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語言豐富多彩，善於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風格，素有“諸子大成”的美稱。他的文章已有語錄體發展成為標題論文，標誌着我國古代説理文趨於成熟。對後世説理文章有一定影響。《荀子》中的五篇短賦，開創了以賦為名的文學體裁；他採用當時民歌形式寫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運用説唱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思想，對後世也有一定影響。荀況不愧為我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文學家、教育家。此外，荀子還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荀子在儒學體系中的地位，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學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兼容幷包的意識，體現了戰國百家爭鳴走向學術交融的歷史趨勢。無論從哪個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學術史、思想史價值應該給予發掘。

2.荀子對儒學經典的傳授居功甚偉。漢代儒學，不僅“禮學”出自荀學，“詩經學”乃至於“春秋學”都與荀學有關。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論》認為“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並對荀子的“傳經”作了詳細考證，為經學史研究的學者所基本同意。當代大儒徐復觀也曾高度評價荀子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關注現實世界的變化，充滿事功精神。荀子講學於齊、仕宦於楚、議兵於趙、議政於燕、論風俗於秦，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卻對秦政、秦俗多予褒獎，而同時批評其“無儒”。這説明他在堅持儒學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還在努力爭取擴大儒家的政治空間。俯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荀子所體現的務實精神，應該是漢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對象。他們都為儒學適應時代環境、進而尋求新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荀子紀念館，是2014年根據文獻記載復原的景觀，位於中國河北省邯鄲市一條歷史文化街區串城街。建於2013年，2015年前完工。這個建築是為了紀念邯鄲荀子而建。

荀子墓位於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東南一公里處，黃土堆積的墳丘。東西長10米，南北寬8米，東西兩端高7米，中間高3米，上面遍佈刺槐，墓前有石碑兩塊：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立，碑額篆書為“補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塊是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山東巡撫周馥立的，上刻“楚蘭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如今，當地政府投入巨資，墓地已建成為大型仿古式陵園。如今在山西省臨汾市安澤縣修建有紀念一代儒學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園，山頂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這片賦予了他生命的熱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徵全縣8萬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縣域面積1967平方公里之廣義，托起荀子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為驕的時代超人。園林專家提供的信息説，如此高大的花崗岩雕像當數全國之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