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大序

何謂“詩大序”？詩大序也稱為毛詩序。先秦典籍被秦火焚燒後所剩無幾，《詩》靠口耳相傳得以行。漢初傳《詩》者分四家，即魯之申培生、齊之轅固、燕之韓嬰、魯人毛亨傳毛萇。分別稱作魯詩、齊詩、韓詩、毛詩。魯、齊、韓“三家詩” 今已亡佚，獨毛詩傳世。《毛詩傳箋》，是東漢大儒鄭玄對於毛詩的箋註。漢儒説詩往往斷章取義，後人戲之為毛瞎子（毛公）、鄭呆子（因鄭玄為毛傳作箋），但其保存、整理之功不可抹煞。

後人有詩曰：“詩人只愛西昆好，但恨無人作鄭箋。”以後，又有疏，傳是對原詩的解釋，箋是對於傳的解釋，疏是對於箋的再解釋，如《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唐人孔穎達疏。其中有大序、小序之説，小序是列在各詩之前，解釋各篇主題的文字，傳為子夏、毛公所作；大序是指《關雎》小序之後，從“風，風也”開始的文字。《大序》的作者，鄭玄認為為子夏（子夏，公元前507-前400年。卜商，字子夏。春秋衞人，孔子弟子。長於文學，相傳曾講學西河，序《詩》傳《易》，為魏文侯師。）所作，朱熹以後都認為是衞宏所作。東漢衞宏可能是最後的輯錄、寫定者。

《詩大序》為《詩經》之研究著作。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於《詩序》的作者，歷來眾説紛紜。

漢代鄭玄認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對此魏晉以來無異議。至劉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提出《詩序》為東漢初的衞宏所作。

唐人所修《隋書·經籍志》以為《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衞宏又作增益潤色。韓愈以為“子夏不序《詩》，漢代儒生，欲自顯立其學，借之子夏以自重”。

宋代王安石認為《詩序》為詩人自制；程頤認為“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出於孔子；鄭樵則認為《詩序》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際恆、崔述、魏源、皮錫瑞等，都持衞宏作《詩序》之説，因為《後漢書·儒林列傳》明言“(衞)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但也有人認為《詩序》非一人一時之作，“小序”首句為毛亨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其後治《毛詩》者補綴而成，衞宏可能是最後的集錄、寫定者。

對此，《四庫全書總目》的《詩序》提要及清代崔述《通論詩序》可資參考。

詩小序：是《毛詩》中列於各詩之前解釋各篇主題的文字。往往先列教義，從美刺立言，以見詩人之情；隨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則多取自《左傳》。其論各篇之主旨，除《頌》之外，《國風》一百六十篇中，美詩僅十六篇，刺詩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詩僅四篇，刺詩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詩七篇，刺詩六篇，故後人有“強分美刺”之評。朱熹雲“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朱子語類》)然《詩序》的諷刺之説於後人作詩多寄託、言於此而意在彼不無影響。

詩大序：《毛詩》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從“風、風也”句開始，概論全經的大段文字為“大序”。(據孔穎達《毛詩正義》説)

大序闡述了詩歌的特徵、內容、分類、表現手法和社會作用，堪稱先秦儒家詩論的系統總結。它進一步闡明瞭詩歌言志抒情的特徵和詩與音樂、舞蹈的關係，明確揭示了詩歌音樂和時代政治的密切關係，把《詩經》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概括為“六義”説，特別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這些思想對古代詩歌的創作與批評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序》中提出了“六義”、“正變”、“美刺”等説。

“六義”之説承《周禮》的“六詩”而來，其中的“風”、“雅”、“頌”一般認為是詩的類型，“賦、比、興”被認為是詩的表現方法。“六義”的提出，把《詩經》的學習和研究推進了一步。

“大序”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段話對於詩與志、志與情的關係以及詩歌的藝術特徵提出了精深的見解，並涉及詩歌和時代以及政治的關係，肯定了吟詠性情的詩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豐富了所謂“詩教”的內容。而後代儒家對《詩經》的附會曲解，也往往從這裏生髮出來。

“大序”又説：“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認為天下大亂就會產生怨刺的詩歌，政治的清明與黑暗，決定詩歌的“美”“刺”內容。這種説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比興傳統的確立，對後代詩歌創作和批評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但《詩序》作者把《詩經》當作“諫書”，千方百計賦以“美”、“刺”的意義，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標準，往往自相□牾。後來鄭玄按《詩序》的説法，將《國風》、二《雅》265篇劃分為“正”詩59篇，“變”詩206篇，並無確切依據，以致造成了很多附會。

《詩序》對《詩》305篇作了不少穿鑿附會的解釋，致使許多詩篇的本義被掩蓋了，這是它的缺點；但《詩序》畢竟是先秦至漢代儒家詩説的總結，有一部分解説和其他先秦古籍有關記載可以互相印證，確有依據，應當區別對待。後來鄭樵作《詩辨妄》，朱熹作《詩序辨説》，對《詩序》的解説多所詰難。

《詩》大、小“序”附載於《毛詩》，單行本甚少，僅見幾種。《詩序》，不分卷，4冊，舊題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題卜商述，明鍾惺輯，《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本。《詩序》1卷，附《詩集傳音釋札記》1卷，元廬陵羅復輯，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詩序廣義》24卷，嘉慶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種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樓舊藏)。清武威張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