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

束帶值明後^⑵，顧盼流輝光^⑶。

一心在陳力，鼎列誇四方^⑷。

款款效忠信^⑸，恩義皎如霜。

生時亮同體^⑹，死沒寧分張^⑺。

壯軀閉幽隧^⑻，猛志填黃腸^⑼。

殉死禮所非^⑽，況乃用其良^⑾。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⑿。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⒀。

從邪陷厥父^⒁，吾欲討彼狂^⒂。 ^[1] 

⑴三良：指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子車奄息、子車仲行、子車針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寵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遺囑為之殉葬。

⑵束帶：整飾衣服，表示端莊。《論語·公冶長》：“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明後：明君，此指秦穆公。

⑶顧盼：向左右或周圍看來看去。輝光：光輝；光彩。《漢書·李尋傳》：“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

⑷鼎列：鼎足而列。

⑸款款：誠懇；忠實。《楚辭·卜居》：“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

⑹生時：活着的時候；生前。

⑺死沒：死亡。《後漢書·獨行傳·李善》：“建武中疫疾，元（李元）家相繼死沒。”分張：分離，離散。《宋書·王微傳》：“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

⑻幽隧：墓道。

⑼黃腸：指棺木。《漢書·霍光傳》：“光薨……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顏師古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⑽殉死：陪同死亡。漢王粲《詠史》：“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⑾況乃：何況；況且；而且。《後漢書·王符傳》：“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

⑿張皇：張大、擴大。張大；壯大。《尚書·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傳：“言當張大六師之眾。”

⒀有章：有法度，有文采。《詩經·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⒁從邪：指殉葬之作法。厥父：他的父親，指秦穆公。

⒂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2] 

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淨。

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里，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本來就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業於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

魏武子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

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這首詩是柳宗元在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貶謫永州（今屬湖南）期間讀書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為國效力，而唐憲宗即位（806年）後，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鬱憤。 ^[3] 

“三良”事最早見於《詩經·秦風·黃鳥》。據《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後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為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願殉葬；有由此探討君臣關係、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軾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為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説。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説，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雲：“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於桑’是其證也。”馬説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慄”，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為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後”與“結髮事明君”的細節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於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於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為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為官時崢嶸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為的討伐。其《讀書》一詩云：“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籲。”《詠史》之詠歎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云：“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順宗重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為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隱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係的討論來看，不得不説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為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為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但若過於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為己有，那麼結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説“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繫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啓發了蘇軾《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中對為人臣子原則的揭櫫。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後六句為第二層，是就秦康公來説。秦穆公命令三良為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雲：“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為，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後，秦國的東征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係。《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並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藉此討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脅迫所致，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贏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父親的東征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説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為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現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為是合乎舊俗而有違於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為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着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討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了宗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説“吾欲討彼狂”，稱康公為狂亂之人，大加討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瞭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討伐康公來討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為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裏，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可是現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説，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確的命令，因為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並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 ^[3] 

清代學者何焯《義門讀書記》：“此詩（指柳詩《詠史》）以燕惠王比憲宗，……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現代學者高平《柳宗元〈詠三良〉詩質疑》：“柳宗元的《詠三良》一詩的寫作是失敗的。”（載《古典文學知識》） ^[3]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出生於京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並稱“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與之並稱“王孟韋柳”。世稱柳河東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貞元間中進士，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後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革新失敗後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後回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卒於柳州任所。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成就大於詩。其作品由劉禹錫保存並編成集。有《柳河東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