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頻效應

Kristof等（2010）採用ERPs技術對西班牙語和卡特蘭（Catalan）語雙語被試的詞彙通達過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高低詞頻條件在172ms時出現明顯差異。已有口語詞彙產生時間進程的元分析表明詞彙選擇階段發生在圖畫呈現後的150 ms至275 ms之間（Indefrey, 2011; Indefrey &Levelt, 2004），因此Kristof等的結果表明詞頻效應出現在詞彙選擇階段。 ^{[1-2]  [3]} 

Laganaro和Alario（2006） 採用即時和延時圖畫命名任務，比較了有無發音抑制任務時的命名潛伏期，通過操縱音節頻率的高低考察了所存儲的音節在語音編碼過程中的提取。在即時假詞命名、圖畫命名以及延遲命名和發音抑制結合的任務中都發現了音節頻率效應，但在延時命名任務中卻未發現音節頻率效應。因為發音抑制會對語音編碼過程產生干擾，對音韻編碼過程無影響，因此上述結果表明音節頻率影響了語音編碼階段。

在圖畫-詞彙干擾實驗範式中，要求被試在看到圖畫和干擾字時，忽略干擾字，儘可能準確和迅速地説出圖畫的名稱。當干擾字與圖畫名稱之間存在音素相關時，比如圖畫名稱為“dog”，干擾字為“door”，與無關干擾字相比，語音相關干擾字顯著地縮短了圖畫命名的時間，表現為語音促進效應。研究表明該效應發生在音韻編碼階（Damian& Martin, 1999）。

綜上，在印歐語系的研究中，已有證據表明單詞頻率在詞彙水平（詞彙選擇或單詞形式編碼）、音節頻率在單詞形式編碼的後期（可能是語音編碼階段）、語音相關干擾詞則在音韻編碼階段影響了口語產生過程。 ^[2] 

已有的研究結果均來自於對字母語言的研究，漢語是一種非字母語言，其語言特點與字母語言存在差異。例如，在字母語言的口語產生中，一般都存在模糊音節和重新音節化現象，而漢語在音節結構上與法語類似，但不存在上述兩種現象。Zhang和Wang（2014）採用圖畫命名任務，變化圖畫名稱的詞彙頻率和音節頻率，考察了漢語口語產生和書寫產生中的詞頻效應和音節頻率效應，結果發現了詞頻促進效應和音節頻率促進效應。更為重要的是，該研究發現詞頻和音節頻率兩個因素之間沒有交互作用，表明這兩個因素獨立地影響了口語產生過程。

陳寶國和寧愛華(2005)考慮到漢語字形作用較大和同音字數較多，用詞彙判斷任務，同時變化刺激中漢語同音字數(多/少)和同音字族內詞頻(高/低), 沒有發現同音低頻詞的同音詞效應; 在增加了聽覺同音啓動後，這種效應才顯示出來。 ^[4] 

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於各種文字系統中，得到了大量實驗的證實。關於其產生機制，主要存在四種解釋：（1）練達猜測模式認為，當詞瞬時呈現時，被試只能看見某些字母或字母的某些部分，但他會根據覺察到的信息嘗試猜測該詞，並且多數人都會先猜測它是否為常見詞，因此產生詞頻效應。布羅德本特在提出該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了標準偏倚理論，並認為後者能更好地解釋詞頻效應。認為被試在認知高頻詞時採取一種比認知低頻詞較低的標準，所以對高頻詞只需接受較少的視覺刺激，而對低頻詞則需要較多的視覺刺激。（2）J．莫頓的單詞產生模型假設，人們掌握的每個詞，都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單詞產生器，它會被來源於視覺與語境的信息激活。當激活達到閾限時，相應的詞就被認知。單詞產生器的閾限與頻率相反。高頻詞的閾限低，需要較少的相關信息就可達到閾限；低頻詞的閾限高，輸入較多的特徵才能達到閾限。因此，人們對高頻詞的反應快於對低頻詞的反應。（3）K．I．福斯特的搜索模式認為，在心理詞典中，詞條的排列順序是從高頻詞到低頻詞，而詞的認知是通過搜索達到的。由於高頻詞比低頻詞較早被搜索，所以高頻詞比低頻詞被認知得更快。（4）P．B．高夫認為，認知低頻詞時可能需要經過語音轉錄，而在認知高頻詞時則可能只需通過視覺表徵而達到心理詞典的詞條。所以認知高頻詞比認知低頻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