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文學運動

章士釗（1881—1973）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報人、社會活動家、思想家、學者和律師。綜觀章氏一生，有許多戲劇性特點：首先是多變。早年持激進主義，曾主筆《蘇報》，激烈鼓吹反滿革命；留學英國期間，開始醉心於英國憲政理論；武昌起義後毅然回國，主持《民立報》筆政，鼓吹政黨政治和毀黨造黨；二次革命失敗後轉向調和主義，創辦《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為政有容和調和立國；歐戰結束又迴歸文化保守主義，公開反對新文化運動，主張以農立國。其次是自詡不黨，追求獨立。但不黨是真，獨立卻未做到。章氏一生，不僅未曾獨立，相反卻先後追隨過岑春煊，依附過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個性特點，後者則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一個規律性特點：知識分子在經濟地位獨立之前，不可能完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

郭雙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社會史，著有《中華賭博史》、《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等。 ^[2] 

愚曩《評新文化運動》，今胡君適之明其一偏，矜其獨得，別標新文學運動之號，周遊講説。論域既狹，用力尤至。《晨報副刊》將彼武昌公開演講之詞，盡揭於篇（十月十日號）。審天下悦胡君之言而響之者眾也，愚以職責所在，志慮攸關，不敢苟同以阿於世。敬抒所見，惟明者考覽焉。

胡君首言新文學運動，其名早立，其義未始一講，久矣此事成為過去，風行草偃。天下皆默認焉。今茲舊事重提，蓋有思想頑固之人，出而反抗，吾不得已而為之云云。嘻！奇已。若而運動，行之已七八年，舉國趨之若狂，大抵視為天經地義，無可畔越；乃主之者竟無説以處此，即有亦卷而懷之，未嘗明白示人。

事關百年至計，盲從而蠢動，不求甚解，一至於是，寧非至怪。愚嘗澄心求之，以謂人本獸也。人性即獸性，其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乃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無法以節之，則人慾不得其養，爭端不知所屆，禍亂並至，而人道且熄。古之聖人知其然也，乃創為禮與文之二事以約之。一之於言動視聽，使不放其邪心，著之於名物象數，使不窮於外物；復遊之以詩書六藝，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靈。初行似局，浸潤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樂出，彬彬君子，實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導之，天下從風，炳焉如一。夫是之謂禮教，夫是之謂文化。斯道也，四千年來，吾國君相師儒，續續用力以恢弘之。其間至焉而違，違焉而復至，所經困折，不止一端。蓋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難，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難，質性如是，固無可如何者也。

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於禮與文者，不論粗精表裏，一切摧毀不顧，而惟以人之一時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傳，淫情濫緒，彈詞小説所得描寫，袒褐裸裎，使自致於世，號曰至美，是相率而返於上古獉獉狉狉之境。所謂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胡君倡為新文學，被荷如彼其遠，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辯若嘿之效者以此。雖然，今既不以吾人為不肖而教之矣，請得一按所言，如其值而歸之。

胡君曰：“舊文學者，死文學也，不能代表活社會，活國家，活團體。”此最足以聳庸眾之聽，而無當於理者也。凡死文學，必其跡象與今羣渺不相習，僅少教人資為考古而探索之，廢興存亡，不繫於世用者也。今之歐人，於希臘拉丁之學為然，而吾也豈其儔乎?且弗言異國古文也，以英人而治趙瑟（Chaucer十四世紀之詩人）即號難讀，自非大學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否則二千年外之經典，可得琅然誦於數歲兒童之口。韓昌黎差比麥考黎（英十九世紀之文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於裴Byron（裴倫）謝Shelley（謝烈與裴同為十九世紀詩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倫。死之雲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貫乎數千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黃魯直之詞，及元人之碑碣，其著例也。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 ^[1]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