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建業

許建業193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重建後的中共鄰水特支委員會組織委員，9月擔任特支書記。

1938年底，受黨組織派遣赴重慶從事工運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到重慶大溪河小學任教師，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考進重慶和成銀行任會計，在中共川東特委工運委員的領導下做海員工人的工作。

1943年夏，在中共巴縣中心縣委的直接領導下，先後以朝天門糧食倉庫和沙灣倉庫會計身份為掩護，從事工人運動。

1945年，根據組織安排，到貴州遵義瞭解情況，開闢工作。不久奉命返回重慶，在渝工輪渡公司任會計，繼續從事工人運動。

1947年，任中共重慶市委委員，分管工運工作；

1947年春，密切配合川東黨組織準備華鎣山武裝起義，從兵工廠弄出造槍機械設備和材料送往鄉村，建立秘密兵工廠。華鎣山起義後，為各地游擊隊輸送成批醫療器材和藥品，在城區廠礦連續不斷領導工人罷工，牽制和分散敵人兵力。

1948年4月4日，由於叛徒任達哉出賣，許建業在重慶磁器口茶館秘密接頭時不幸被捕，先後關押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監獄；敵人妄圖在他身上打開缺口，施以種種酷刑，繼而又以高官厚祿、金錢美女相誘，許建業視死如歸，威武不屈。

但許建業輕信監獄看守陳遠德，急中出錯，讓其擔任送信人，不料此人卻向特務告密，導致重慶地下黨遭到毀滅性破壞……當他看到自己的同志因他之故被捕入監後，痛不欲生，在獄中三次碰壁，撞得頭破血流，自殺未遂。

1948年7月22日，許建業與李大榮烈士被押赴重慶大坪刑場，在刑車上，他身戴刑具，昂首挺胸，沿途不停地高唱《國際歌》，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慷慨就義，時年28歲；許建業烈士犧牲後，同被監禁的許曉軒烈士作《吊許建業烈士》悼念：噩耗傳來入禁宮，悲傷切齒眾心同。文山大節垂青史，葉挺孤忠有古風。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氣如虹。臨危慷慨高歌日，爭睹英雄萬巷空。

有過失誤的英雄依然是英雄，永遠不會過時；過時的，只能是那些被過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1950年2月，重慶市人民政府追認許建業為革命烈士。

許建業早年就讀於鄰水中學，現鄰水中學有其塑像一尊，並取名建業廣場。

許建業，四川鄰水縣人，一九二O年生，原名許明德，後名許明義，許立德，化名楊紹武、楊青等。四歲時父親許良棟病故，剩下母親、妹妹三人，弱毋幼子。孤苦憐仃，生活無着，只得投靠伯父許昌葵（許良相），過着寄人籬下的日子。許昌葵為富不仁，十分歧視許建業一家，千方百計地逼迫建業的母親改嫁，以謀其家產。許昌葵的兒子許傑，仗其父勢，欺壓幼小瘦弱的許建業，常把建業當馬騎，不從就拳腳交加。建業漸漸長大起來，人世不平的感受逐漸加深，反抗的情緒逐步萌芽漸漸發展到公開對抗。

建業的母親劉丹成，愛子如命，見兒子被人踐踏打罵，常痛哭失聲。她下定決心，變賣嫁妝首飾，讓建業上學讀書，以求兒子將來成家立業。脱離牢籠，不再受人歧視和欺負。建業先讀私塾，後入縣立菁拱小學。為了早謀職業，減輕慈母的負擔，一九三三年秋他考入鄰水縣鄉村師範訓練班，讀這個班既可以不交學費和伙食費，還可以在受訓期滿後得到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哪知好事不長，鄰水縣鄉村師訓班因國民黨四川省政府教育廳不予批淮立案而停辦，建業於一九三四年秋失學。一九三五年春考入鄰水縣立中學。受苦多難的母親的希望，世道的混亂不平，伯父的歧視，堂兄的打罵，都激勵和鞭策着建業奮發努力，刻苦讀書。他集中全部精力，埋頭攻讀，進步很快，成績優異。期末考試語文、數學和英語的成績，在全班均名列前茅。建業還積極參加體育鍛煉，喜歡打球和游泳，足球踢得好，籃球為校隊——鋼鐵隊的主力隊員，練出了一副健壯的體魄和堅韌的耐力。

建業初進中學時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不大關心時事。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用大炮震動了中華民族，驚醒了四億五千萬中國同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遍及全國城鄉，建業在進步同學歐汝欽等的帶動下，迅速覺醒，深感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殺我同胞，燒我房屋，國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作為一箇中華男兒不能光讀書，必須目光遠大，關心國家大事。於是，很快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同歐汝欽、周子成、周平等一道，組織救亡歌詠會，舉辦抗戰壁報社，到城鎮鄉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從想自立門户，免受個人凌辱，到投身抗日救國，復興中華的洪流，這是建業思想的質變，也是他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犧牲的基礎。

一九三八年春，周輝（周致遠）要去成都找黨組織彙報鄰水縣歐汝欽等青年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要求入黨的願望。就向曾留學日本歸來的熊壽琪（中共黨員、鄰水人），反映了歐汝欽、許建業等擁護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全面抗戰的政治主張，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熊壽琪同志及時地向四川省委進行彙報，並根據省委的指示精神，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底，推薦歐汝欽到川東特別區工作委員會訓練班學習，歐在學習中被吸收為中共正式黨員。

不久，歐汝欽帶着中共川東特委重建鄰水縣黨組織的決定回到縣城，分別介紹和發展了許建業、周子成、周平等入黨，隨即建立起中共鄰水縣特別支部委員會，歐汝欽任書記，許建業為組織委員，周平任宣傳委員。同年九月，歐汝欽調離鄰水後，許建業繼任書記。

鄰水縣具有革命鬥爭的光榮傳統。早在大革命時期的一九二六年，在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就建立過鄰水縣的各級黨組織，領導貧苦農民建立農民協會，開展反對地主豪紳，封建軍閥及苛捐雜税的鬥爭，開展學運、軍運工作，發動羣眾進行武裝起義，在鬥爭中黨員曾發展到一百多人。後因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加之黨內出現叛徒，致使黨組織遭到破壞。但黨的影響已在羣眾中紮下根，一待春風吹，百花盡開放。

中共鄰水特支建立後，積極加強對抗日救亡羣眾運動的領導，深入發動羣眾，團結各階層人士，把抗日救亡活動持久地開展下去，並在運動中對積極分子進行培養，根據積極慎重的建黨方針，先後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從而擴大了隊伍，增強了黨的戰鬥力。建業是抗戰初期鄰水縣重建黨組織的領導者之一。

蒼松翠柏，經得起風雨嚴寒，垂揚細柳能適應各種環境，遍地生長。建業同志，就具有這種堅韌不拔的松柏品質和遍地生根發芽的柳樹風格。

從一九三八年年底起至一九四八年初止的十年中，黨組織曾多次調動許建業的工作，他都能很快適應環境，熟悉工作，在那裏站住腳，生根開花，結出豐碩的果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北碚中心縣委為了加強重慶地區的職工運動，調許建業到北碚天府煤礦作工運工作。天府煤礦是重慶市工業和民用煤的重要基地，也是重慶產業工人較集中的地區之一。原為民族資本家經營，抗日戰爭爆發後，官僚資本擠入四川，天府煤礦成為以官僚資本為主體的大企業。該礦設備陳舊簡陋，工具落後，生產方式原始，工人在暗無天日的井下勞動，不僅政治上沒有人身自由，經濟上受盡資本家、包工頭的層層剝削，同時由於勞動條件惡劣，工人還經常處於水、火、瓦斯、垮塌威脅之中、許多礦工為此臂斷腿折喪失生命，或身患矽肺病不得醫治而亡。所以，這裏不是“天府”、而是活的“人間地獄”。

建業被黨派到“地獄式”的天府煤礦從事工運工作，為爭取礦工的合法生存權而鬥爭，任務是十分光榮的，但工作中困難重重，對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人來説又是非常艱鉅的。他迎着困難上，到礦後，以有一百多工人的白廟子絞車站管理員的公開職業為掩護夜以繼日地進行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天府煤礦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一九三八年底，由於黨的隊伍擴大，經北碚中心縣委決定由支部擴大為總支。一九三九年初，黨員發展到七八十人，天府黨總支又擴大為北川鐵路礦區委員會，樊恆才任區委書記。後又改為工區區委，書記劉渝明，許建業為組織委員。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許建業作為天府煤礦的一名管理人員，表面上要執行礦上佈置的工作，完成每天以絞車運輸煤炭的任務，取得礦上的“信任”，來掩護他在工人中進行的黨的工作。這種境況是很不好對付的，但許建業以堅強的黨性和滿腔的革命熱情把工作做得很好，他時刻想着如何把白廟子絞車站一百多工人團結起來，為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而鬥爭，竭盡全力為工人服務。

他脱下學生裝，來到工人羣眾之中，與工人共吃黴米飯，同住陰暗潮濕的矮屋。處處關心工人疾苦。他常擠出時間參加體力勞動，幫助工人拖車裝煤，累得汗流浹背。他對工人總是面帶笑容，説話和氣，他省吃儉用，收入的微薄工資，除交納黨費和拿出小部分帶回家中維持母親和妹妹的生活外，其餘全部接濟生活困難的工友。冬天礦方給職員的烤火木炭，他也拿來供大家享用。每當與礦方談及生產和工人生活等方面的問題時，他總是處處照顧工人的利益。因而，絞車站的工人都把他當成自己人，有事情向他講，有困難找他幫助解決。

當與工人感情逐漸融洽，打成一片後，他就着手從政治上提高工人的覺悟。他向工人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講述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如工人為什麼會受窮，以及受剝削壓迫的原因等，用以啓發工人黨悟。有的工人常説，我們受窮受苦是命運不好，埋祖墳時沒選好風水，“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許建業耐心地以“擺龍門陣”的方式，用蘇聯和抗日根據地人民翻身解放的實例教育工人，講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樁樁事實，使工人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他還在工人中發現積極分子，抓緊培養工作，先後發展了王佔雲、劉遂川等入黨。在對工人進行思想教育的同時，還教工人識字、學算術、唱歌等，深受工人們的歡迎和愛戴。

—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蔣介石實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隨着政治形勢逆轉，天府煤礦的中外資本家，更加緊了對工人的剝削壓榨，工人更加痛苦不堪。中共天府黨總支決定領導工人同礦方鬥爭，爭取工人的生存權利。建業所在的白廟子絞車站，羣眾基礎較好，黨決定以那裏為突破口，將鬥爭引向全礦。

“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許建業等在絞車工人中進行宣傳活動，通俗地講解“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來歷，工人們聽了很受教育和鼓舞，認識到只要大家團結起來，就有力量反對資本家，就能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工人紛紛表示：要在“五一”這一天停產休息（實際上就是罷工）抗議礦方的殘酷剝削和壓迫。

五月一日的清晨，絞車停止轉動，站裏一片寂靜，工人們三三兩兩去到北碚玩耍，沒有多久火車從礦井運來的煤炭堆滿了白廟子煤站。絞車站是煤礦運輸的咽喉，絞車一停，不但礦井的煤不能運來，河中的船也無法開走。礦方得知絞車站停工，十分驚慌，轉運課主任李繼高氣急敗壞地跑來責備許建業説：“你身為絞車站管理員，你管的工人到哪裏去了?為什麼要罷工，這是你的失職。快把工人找回來上班，不然就要全部開除”。

建業見李繼高氣勢洶洶，十分氣憤，不緊不慢地道：“李主任，話不能這樣説啊，工人走時既沒有向我請假，也未説明不上班的原因，當知道停工時，就不見他們的影子了，我有什麼失職之處呢？”

李繼高見許建業理直氣壯，馬上軟了下來，皮笑肉不笑地説：“好了，好了，不再説那些，剛才我來時蘭主任（天府公司煤場主任蘭體仁）急壞了。你看嘛，絞車一停煤就堆積如山，快去北碚把工人喊回來開車”。

“那好嘛，我身邊只有一個勤雜工，他去可能講不清問題，你等着，我親自去北碚説服工人回來上班”。建業慢悠悠地説。

李繼高怕許走後，絞車站沒人抓工作，更加難辦，只同意派勤雜工前往。勤雜工一去不返，直到午後才回來説：“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一些工人，但他們不回來，要我轉告李主任，今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應該休息，光明正大，談不上什麼開除。如果要大家上班，就發給加班費，否則就不上班。”

一貫欺壓工人的李繼高，聽後氣得暴跳如雷連聲叫：“反了！反了！”立即將許建業帶去見蘭體仁。

蘭一見許建業就大發雷霆，氣勢洶洶地訓斥許。

建業不慌不忙地説：“蘭主任，工人們已説得很清楚了，今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世界各國工人都放假休息，遊行紀念。你們過去瞞着工人，今年他們從報上看見了，應該讓他們耍一天嘛。如果工作需要，就發給加班費。礦方如果願意發加班費，我馬上就去説服工人上班。”

蘭體仁拒不答應，雙方僵持。一會，絞車司機和部分工人來到蘭體仁的辦公室，質問蘭為什麼要侵犯工人的正當權利；有什麼理由開除工人。蘭體仁強詞奪理，以什麼“五一”節放假無先例，發加班費公司可能不同意等來搪塞。

工人們毫不退讓，堅持不開車，蘭體仁無奈，被迫用電話向礦方請示同意發給加班費。在許建業等的具體指揮下，白廟子絞車站工人為爭取“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休息權的鬥爭取得了勝利，爭得了天府礦區“五一”節放假一天的權利。此後，天府煤礦每逢“五一”節均放假一天，加了班的發給加班費。工人們從此更加信賴中國共產黨，信賴許建業等工人階級的帶頭人。

繼爭取“五一”國際勞動節休息權的鬥爭勝利之後，許建業等又為工人們爭取生存權開展鬥爭。一對礦工夫婦患了傷寒病，生命垂危，無錢進礦局所辦的醫院治療。工人們見自己的難友面臨着死神的威脅，都十分焦急。建業等動員工人弟兄解囊相助，然而，一貧如洗的礦工能資助多少，只能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許建業十分着急，立即找工區書記劉渝明商量，決定向礦方提出，要求給以治療，挽救工人的生命。可是，剝削成性的資本家卻一毛不拔，不予理睬。

許建業等火了，感到求獸不如與獸鬥。就把在白廟子絞車站停放了三個月無人過問的三車焦炭賣掉，所賣焦炭費，部份為礦工夫婦治病之用，部份接濟其他生活極為困難的工人。經過黨和工友們的營救，生病的礦工康復了，感激不盡，表示今後要聽許管理員的話，與工人兄弟團結在一起、共同戰鬥。

賣焦炭之事很快被礦方知道了，資本家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到白廟子絞車站查處。礦方代表怒氣衝衝地把許建業叫到辦公室詢問。建業成竹在胸，覺得有工人羣眾作後盾，一切都不可怕。

“請問許管理員，站上停放的三車焦炭哪裏去了?”

許建業慢吞吞地回答：“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資方代表見許建業堅不吐露實情，就將賣焦炭的經過全部攤了出來，然後用敵視的目光盯住許建業。

建業神色自若。理直氣壯地説：“既然礦方都知道了，還問我幹什麼。”

“你是公司的職員，不但不維護礦方的利益，反而違章賣焦炭，為窮工人辦事，是翫忽職守。你去轉告生病的工人，叫他趕快賠出三車煤錢來。”

礦方代表的話，激怒了許建業，他反駁説：“工人生了病，本應由礦裏出錢治療。你們見死不救，不但不關心工人，反而逼他們賠錢，應該嗎？焦炭是我同意賣的，要賠就扣我的工資吧。”

礦方代表理屈詞窮，氣呼呼地説：“許管理員，走着看吧。”灰溜溜地回礦裏去了。

過了幾天，公司貼出佈告，要開除那位生病的工人。建業得知後立即與礦區黨委負責人一起研究，並秘密召集黨員會議，作出三項決定：（一）立刻向中共北碚中心縣委彙報，請示辦法；（二）向公司當局提出條件，不準隨便開除工人，工人生病要給以治療；（三）公司當局不接受所提條件，就舉行罷工。

中共北碚中心縣委同意北川礦區黨委的意見。工人們行動起來，派出代表向公司提出：收回開除生病工人的成命。礦方不但不予採納，反而威脅説：“你們如果再要鬧事，就全部關押起來。”經過鬥爭鍛鍊的絞車站工人，一點不怕資本家的恐嚇，決定立即罷工。罷工期間，礦方先以抓“鬧事”工人的手段進行鎮壓，接着又企圖以招零工的卑劣手段破壞罷工。建業等及時組織工人控制絞車站和運輸工具，資本家的奸計未能得逞。

罷工第四天，礦裏覺得再不復工損失太大，態度軟了下來，派人到絞車站與許建業談話，以提拔他為運輸股長來進行拉攏。許建業對官位嗤之以鼻，義正辭嚴地説：“只要礦方答應工人提出的合理條件，復工是可以的，你們可找工人代表交涉，至於運輸股長嘛，我不稀罕。”礦方代表沒辦法，只有找來工人代表，深夜談判，最後以“不開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的醫藥費由公司報銷，工人的工資部分摺合成大米發給，次日復工”等項達成協議。罷工再次以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

在天府礦區黨組織的領導下，建業帶領工人羣眾向資本家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它不但提高了廣大工人的階級覺悟和鬥爭水平，培養和鍛鍊了一批象王佔雲、劉遂川、譚培林、劉炳成、劉述洲等那樣的工人黨員和羣眾骨幹，而且還為後來天府礦區工人同資本家進行更廣泛的鬥爭，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一九四O年，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獗，國民黨頑固派一面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一面積極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瘋狂鎮壓共產黨。獨夫蔣介石在成都製造“搶米事件”，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省軍委書記車耀先等多人。接着，又在重慶、萬縣、宜賓等地大肆搜捕革命黨人，破壞地下黨組織，四川頓時烏雲籠罩。

建業同志由於在白廟子絞車站多次參與和領導了怠工、罷工，因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懷疑和注意，決定由天府路礦公司出面，以調許到總公司工作為幌子，暗中監視，然後秘密逮捕。礦區書記劉渝明從公司內部得到消息，立即向中共北碚中心縣委彙報，經中心縣委作出決定，迅速將許建業轉移，由劉渝明等護送到江邊，然後去重慶。

重慶，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蔣介石反動統治的中心，是西南最大的工業城市和交通樞紐。同時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敵我雙方針鋒相對。鬥爭非常尖鋭複雜。許建業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來到重慶，進行新的戰鬥。

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戰進入極端困難的時期。一月初，蔣介石反動派創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對建業教育極探，使他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質和革命的艱鉅性，認識到革命要流血、有犧牲。他決心堅持革命氣節，聽黨的話。踏踏實實地工作，革命到底。

“皖南事變”後，我黨在國統區的各級黨組織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和鎮壓，境況困難。為了保存黨的力量，中共中央為國統區黨的工作制定了“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南方局提出“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政策，要求每個黨員為黨分憂，自找社會職業隱蔽下來，克服重重困難，搞好黨的工作。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許建業，遵循黨的指示，通過大溪溝小學校長吳小康的介紹，化名許立德，到該校任教。為能長期隱蔽，在工作單位站住腳，他刻苦鑽研教材。努力學習有關知識，注意同羣眾搞好關係。他在大溪溝小學任教時，愛護學生，循循善誘，從不對學生進行體罰。其他老師生病或有事，他主動幫忙代課，同各方面的關係十分融洽，從而掩護了他順利地進行黨的秘密工作。

不久。建業同志得知銀行要招考會計，他考慮到銀行會計能更好掩蔽自己，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決定去報考。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建業考進了重慶和成銀行任會計。到職後，他白天埋頭工作，熟悉會計業務，晚上作黨的丁作，深夜繼續學習會計專業知識，很快成為一名行家，得到銀行當局的信任。

這一時期，建業黨的關係在川江海員區委，在中共川東特委工運委員王致中的領導下做海員工人的工作，主要是抓民生公司職工的組織建設。為了接近海員工人，開展工作，必須先從交朋友入手。建業利用工餘時間，經常到沿江一帶海員居住的地區，趁海員上岸喝茶的機會，陪他們坐茶館，很快結識了不少茶房（船上服務員）、水手、舵工、理貨工、輪機工等基本工人羣眾。在同海員工人的接觸中，建業從工人的實際出發，以談家常、“擺龍門陣”和講民生公司發展的歷史等方式，對工人朋友進行啓蒙教育，使他們懂得什麼是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道理。他講得生動具體，淺顯易懂，效果很好。經過一段時間，建業同海員工人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

許建業十分重視對積極分子的培養，利用各種機會派積極分子打入國民黨控制的偽工會，爭取為工人辦事，或抵銷其反動作用。當時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在海員工人中搞登記，建業等趁機把一些海員工人骨幹插入水手、舵工、理貨、輪機等幾個工會之中，有的還當了工會的文書，為工人爭取工資待遇，舉辦福利事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建業同志到和成銀行後，由於他工作勤懇，品行端正，精通業務，銀行老闆很快就提拔他，派往閬中縣辦事處當主任。建業對此十分矛盾，如去工作不方便，要失掉同原有職工的聯繫；不去又要丟掉社會職業。經請示黨組織決定，暫時去了。

一九四二年冬，原來同許建業聯繫的領導同志突然轉移了，許建業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一貫把黨視為慈母的許建業，一旦脱離黨的領導，有如流浪的孤兒，心如火焚。他毅然決定向行方提出辭職回重慶尋找黨組織，和成銀行老闆認為象他那樣熟悉業務、勤勞工作的人才，十分難得，不予批准。許建業斷然自動離職，回重慶找黨。

許建業回到重慶後，一時沒有找到職業，就用原來的一點積蓄維持最低生活。但他不灰心，不氣餒，相信一定能夠找到同志和組織。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失去黨的領導、尋找組織的過程中，他仍然自覺地為黨工作，積極深入到原來聯繫過的各個工廠，與工人交朋友，向工人宣傳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前途。他先後到第二十一兵工廠、二十九兵工廠、五十兵工廠、天原化工廠和銅元局等廠進行活動，到工人家裏去串門，和工人們談心，工人們都很尊重他，見其生活有困難，就請他到家吃飯，建業同志樂觀大方，欣然而去，與工人們同吃同住。工人和家屬都讚揚他：“許先生看得起我們受窮受苦的工人，真是一家人。”

一九四三年夏，許建業找到原在鄰水中學的同學周致遠、周平，談到自己失業，正在尋找黨組織的情況，周平立即將此情況向中共巴縣中心縣委書記肖澤寬彙報，肖又向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部于江震彙報，於問答説：“許建業沒問題，是個好同志，我們正愁沒有找到他，今後就交給你們（指中共巴縣中心縣委）領導吧。”建業同志找到了黨組織，心情異常激動，此後，就在肖澤寬的直接領導下，積極從事工運工作。與此同時，建業同志又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尋找社會職業為掩護。他先後在朝天門糧食倉庫和沙灣倉庫作會計。當時糧食倉庫工作是個美差（有“油水”），人們常説：“當官不如從糧，從糧不如當倉。”許建業同志利用這個職業很好地廕庇了自己，而且還將所得工資幫助黨和接濟困難的同志。

許建業同志在巴縣中心縣委名義上雖無領導職務，但實際上卻參與了中心縣委的領導工作，主要負責重慶的工人運動。他工作作風深入細緻，辦事認真紮實，很有魄力。為了掌握全市產業工人隊伍的基本狀況，他廢寢忘食地工作，深入兵工、鋼鐵、化工、紡織系統的一些廠礦，如第十兵工廠（炸藥廠）、豫豐紗廠、順呂鐵工廠等進行調查研究，以“讀報組”、“讀書會”、“生活互助組”等形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向他們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講解革命道理。這期間由許建業直接領導的有十多個黨員和近百名工人積極分子。

一九四五年，黨派許建業到貴州遵義去了解情況，開闢工作。許建業毫不猶豫地帶着簡單的行裝到了遵義，及時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兩三個月後，時局發生變化，南方局于江震同志又叫肖澤寬同志打電報通知許回重慶。許建業回到山城後，仍進行工運工作，社會職業為渝工輪渡公司會計。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日戰爭結束了，人們以為中國從此可以獨立富強了。誰知前門去虎，後門進狼，美帝國主義乘機侵入中國，與蔣介石勾結一起，準備發動新的內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迫不及待地籌劃還都南京。一些抗日期間從外地遷來重慶的工廠企業，失後關閉，隨之東遷；加之美貨充斥市場，民族資本家所辦工廠商店在競爭中紛紛破產，曾為抗日戰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重慶工人，被大批地解僱、遣散，拋入失業隊伍之中，省外工人返鄉無路費，川籍工人失業無飯吃，境況十分悽慘。作為重慶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許建業，想失業工人所想，急失業工人所急，積極參與和領導失業工人向國民黨當局的請願鬥爭，為十餘萬失業工人爭取還鄉和遣散費費盡了心血。

在領導重慶工人與國民黨蔣介石作鬥爭中，許建業認真執行黨的政策，注意鬥爭策略、把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他嚴格要求各廠礦企業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講究鬥爭藝術。在對國民黨當局，尤其是在對待民族資本家的鬥爭中，要具體分析，分別對待，儘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不要讓國民黨抓住把柄，以作破壞和鎮壓的口實。一九四六年大渡口鋼鐵廠“三．二三”慘案發生後，全廠舉行大規模的罷工，要求國民黨當局懲辦兇手，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許建業同志及時到該廠瞭解情況，支持工人們的正義行動。但他對工人要求成立工會持不同意見。

當大渡口鋼鐵廠劉家彝等同志彙報到要求成立工會時，建業同志耐心地問：“你們知道國民黨的工會法嗎?”

“不知道”。

許建業説：“國民黨有個工會法，規定兵工廠不能成立工會。你們從要求改善工資福利，不準隨意開除工人等方面提出條件，是可以的，站得住腳；但要求成立工會，國民黨就可藉口説你們違反了法律。抓你們工人代表。只要你們條件提得好，《新華日報》就可以發表文章支持你們，其他工廠也可以舉行遊行示威或罷工來聲援。”

建業這麼一指點，劉家彝豁然開朗，連聲説：“你講得好，講得好！過去我們只知道同敵人鬥，卻忽視了鬥爭策略，今後一定很好學習黨的方針政策，提高鬥爭藝術。”説後，兩人會心的笑了。

過了不久，大渡口鋼鐵廠劉家彝等準備發動工人炸燬百噸鍊鋼爐，狠狠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劉家彝向他請示，建業同志認為炸燬百噸鍊鋼爐。一方面敵人可藉口關廠，使工人失業，生活無着；另一方面會給我們解放後的建設帶來困難。於是，果斷地取消了他們的計劃，引導他們去炸掉該廠的武器庫，這樣既可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又可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北平（即北京）發生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的“沈祟事件”。消息傳到重慶，廣大革命羣眾，特別是青年學生怒火萬丈，紛紛集會，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暴遊行示威。奴顏婢膝的國民黨反動派派出軍警特務阻止遊行隊伍，破壞宣傳演講，毆打革命青年。第十兵工廠工人積極分子劉正黎（一九四七年九月經許建業介紹入黨）目睹此景，異常憤怒，情緒激動，痛斥特務，險些被捕。事後，建業對劉正黎語重心長地説：“正黎同志，你的正義感和勇敢精神都是可貴的，但我們現在還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敵人時時刻刻都在注意我們的行動，稍一不慎，就可能被捕，自己坐牢犧牲是小事，對革命事業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是大事。”一席話説得劉正黎心悦誠服，表示今後一定做到謹慎細心。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領導西南地區地下黨的錢瑛指示：中共巴縣縣委與重慶市委取得聯繫。此後，重慶市委書記王璞將市委工運工作交許建業領導。這個時期，黨的任務十分繁重，從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重慶地下黨組織基本停止發展新黨員，不少積極分子經過五六年的培養鍛鍊，共產主義覺悟普遍提高，鬥爭堅決，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黨決定吸收他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許建業根據黨積極慎重的建黨方針，夜以繼日地找工人積極分子談論審查他們的政治態度、社會關係和工作表現，發展他們入黨，有的人先後談話十多次。在軍警密佈、特務橫行的重慶，要找積極分子談話，必須先找好談話地點，想好如何避免敵人監視盯梢的辦法等等，困難重重，但建業機智勇敢地戰勝了種種困難，先後發展了彭吉安、劉正黎、餘祖勝、牛小吾、皮曉雲等工人入黨。

一九四七年十月，錢瑛決定將上下川東、重慶市和部分川南黨的組織合併，建立起中共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川東臨委），由原重慶市委書記王璞改任臨委書記。與此同時改組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常委李維嘉，委員許建業（分管重慶工運）。王璞十月從上海彙報工作回渝，將原由中共四川省委工運組杜延慶領導的一些黨員和積極分子的關係，也帶回交由許建業負責領導。他的擔子更加重了。

全國內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決定把工作的重點轉向農村。一九四七年十月川東臨委建立後，提出了“鄉村工作第一，城市為鄉村服務”的方針，決定在華鎣山的嶽池、武勝、廣安、合川、大竹、鄰水、梁山和下川東的雲陽、奉節、巫溪等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擾亂敵人後方，破壞國民黨反動派兵源糧源供應，牽制敵軍，配合解放大軍入川。川東臨委要求重慶黨的工作為農村武裝鬥爭服務，支援農村。中共重慶市委積極響應。王璞、肖澤寬、建業同志等為此作了大量工作；（一）毫不保留地選派了一批黨性強、密切聯繫羣眾，有鬥爭經驗的工運幹部下鄉，加調談劍嘯、温靜濤、劉宗靈、陳靜等到華鎣山地區；彭吉安、呂志超赴梁山；盧光特、李汝為去下川東。他們當中有的作軍事領導，有的作游擊隊的政治工作，有的開辦小型兵工廠，各得其所，英勇奮戰。李汝為等還壯烈犧牲在疆場。（二）積極籌集資金、購買並從兵工廠弄來槍支彈藥，支援各地遊擊武裝。建業等同志在重慶工農鐵工廠工人的幫助下，弄到了腳踏式車牀、鑽牀和槍械配件；在第二十一兵工廠等單位工人的支持下，搞到一批槍彈原材料；還通過新華機器廠的張佩龍等冒着風險弄到不少手槍彈簧，並親由去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的軍火庫裏搞到重慶制手槍兩支，由劉宗靈、潘為民繪成圖紙，製成模型。建業等同志的一系列艱苦活動，為在廣安創辦軍械修理所和梁山小兵械創造修理廠提供了條件。（三）為各地游擊區提供簡單的醫療裝備和醫藥用品。（四）組織重慶部分廠礦企業工人舉行怠工、罷工，牽制和分散敵人力量。一九四七午秋至一九四八年春，建業等同志先後指導第二十一兵工廠、重慶輪渡公司、重慶豫豐紗廠、裕華紗廠、中新紗廠和順昌鐵工廠等單位開展怠工和罷工鬥爭，把重慶工人運動和農村武裝鬥爭有機結合起來，為重慶工人運動的歷史和中國工運史寫下了新的光輝篇章。

建業同志不但忠於黨的事業，而且為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他在對待工作、生活、同志、家庭婚姻諸問題上，總是以黨的利益為重，把革命工作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他從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和待遇。自從入黨後，他心裏想的是為中國人民翻身解放，把自己獻給黨，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他不講條件，不計享受。為了找到黨，他放棄個人的地位和優厚的待遇，自動辭去和成銀行閬中辦事處主任；在尋找社會職業上，總是以對黨的工作方便，對黨有利為前提。

他為人耿直憨厚，説話坦率，對待同志親如家人。他生活簡樸，一年四季都穿普通藍布長衫，省吃儉用，卻把節餘下來的錢用來接待戰友和接濟困難的同志。與建業接觸過的同志無不讚揚他的熱情和厚道。一九三九年十月，黨組織派劉渝明到北川礦區擔任區委書記，他先到白廟子絞車站與建業接頭。兩人從未見過面，但一對上接頭暗語，建業就幾乎跳了起來，激動地説：“聽説你要來，我們一直盼望着……。”初相見就給劉渝明同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劉渝明同志一時找不到合適住地，在許建業那裏住了幾月，許建業從各個方面細心關照，使渝民同志能很好地開展工作。聽説同志或工人羣眾生病遇到困難，許建業總是慷慨地解囊相助。第十兵工廠工人吳伯勳生病，他知道後，立即委託彭吉安帶着水果去代他慰問。在同志接頭談工作或個別談話時，多是建業招待喝茶和吃飯，不讓他人破費。一九四八年春天，豫豐紗廠女工牛小吾在一個茶館裏向建業彙報工作。她知道許建業當時失業經濟困難，主動付了茶費，並招待吃了一頓較豐富的午飯。許建業當時不便推辭，但後來許在和她談心時親切的説，“小吾，你是個工人，整日辛苦，收入微薄，應節約開支，前次我們中午吃飯還可簡單些，我們要艱苦樸素，爭取早日勝利。”牛小吾聽後十分感動，至今談起仍熱淚盈眶。

建業對同志要求十分嚴格，實事求是。他認為，一個革命者有缺點並不可怕，關鍵在於是否改正，不然會給革命造成損失。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同志為了掩護自己，生活上有點過分，許建業及時找他談話，懇切地指出：“為了掩護自己，有時裝得花色一點，必要時應付一下場面，都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這樣做只是為了對付敵人，可不能上了癮，不要忘了我們是一個共產黨員！”這表現了許建業同志的思想高潔。他言簡意賅，及時地引起那位同志的重視和改正。另一名共產黨員，對黨的方針理解不全面，以為“廕庇”“埋伏”就可以不幹黨的工作了，消極等待形勢的好轉。許建業及時提醒他説：“黨的‘十六字’方針是積極的，是為了防止國民黨破壞黨的組織和同志遭到殺害，它不是消極的。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在社會職業的掩護下，積極為黨工作。”他不只對同志這樣要求，自己更是這樣作的。他寬以待人，嚴於律己，他作風民主，勇於自我批評。他個性有時急躁，考慮問題不周到，一經同志提出，就虛心接受，認真改正。

許建業在對待家庭、婚姻問題上更是品德高尚。建業幼年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因此他十分尊敬年老的媽媽，對妹妹也非常喜歡。他生活節儉，想盡辦法奉養母親和供給妹妹上學。可是，當黨組織一旦需要他離開家鄉赴重慶工作時，他毫不猶豫，立即奔赴新的工作崗位。他認為，為了千萬個媽媽能老有所養，終有所歸，必須暫時離開親生的母親，到黨需要的崗位上去戰鬥。他妹妹許菊芝幾次來重慶看望哥哥，許建業總還擠出繁忙的時間細心照顧。為其治病，買布作衣服，臨走時，再三囑咐：“我們的父親死得早。母親守寡多年，現已年老，望你在家多照顧她，把作子女的責任擔負起來。”他在給媽媽的信中説：“威雅（指母親）：您老人家不要擔心我，兒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有意義，兒會給您爭氣的。”

許建業一心撲在黨的共產主義事業上，很少考慮戀愛、結婚的問題，直到二十八歲犧牲，連戀愛對象也沒有一個。是許建業不懂愛情嗎？不，是沒有人喜歡他嗎？也不是。他在銀行作會計期間，與他相對而坐的一位女職員，見他品行端正，工作認真，業務熟悉，又不吃煙、喝酒、賭博，而且對人誠懇，打心裏喜歡他，主動尋機會與許建業接近，表示好感。但許以革命重任在身。革命尚未成功，不是考慮個人問題的時候，婉言謝絕了那位女職員的好意。

一九四七年底，原由江竹筠領導的一位女同志，轉由許建業領導，擔任許建業的聯絡工作。為了掩護，常扮成象談戀愛那樣親熱，一起吃飯，一塊喝茶，藉以交換情況，傳達指示。許建業雖對這位同志在思想上有好感，象對待小妹妹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同志間的感情極深，但他仍以革命重任在身從未對她流露過超過同志界限的想法和感情。解放後，這個同志回憶説：“老許與我一起工作過一段較長時間，經常接觸，我覺得他老練持重，對黨忠誠，嚴肅而親切，題外話不多。他作風正派，思想高尚，對我十分關懷，教育鼓勵我迅速成長。我非常尊敬他，視他為長輩。他犧牲後，我十分悲痛，每年當他犧牲的日子，我都要默頌‘英勇，英勇，你英勇地拋去了頭顱，……人民將永遠懷念你’的歌詞，以此弔唁。”可見建業高尚的情操在同志中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八年春，國民黨反動軍隊在中原、西北、東北、華東、華北諸戰場上節節敗退，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又有了新的發展。工人罷工，教員罷教，學生罷課，農村民變四起，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也重新結合起來，展開了積極的鬥爭。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委，為了配合全國解放，進一步加強了各方面的工作。繼《新華日報》被迫撤離之後，地下黨又辦起了《挺進報》，把黨的政策和解放區戰場的勝利消息傳給山城人民。

國民黨反動派狗急跳牆。進行垂死掙扎。

四月初，軍統特務機關逮捕了許建業直接領導的任達哉，逼其交出組織和領導者。任充當叛徒供出叫老楊的領導人。

四月四日，軍統特務頭目季縷等帶着任大哉象餓狼似的撲向任原來與許鍵業曾接過頭的一些地方。進行搜捕。當天，許建業正約共產黨員高震明商談工作，初在較場口一茶館內，許很警惕，覺得此茶館當街臨市，情況複雜，怕出問題。他們倆即另去一條館，許建業仍覺得不安，向高震明提出，要高找一個隱蔽安全的接頭點。高震明經過反覆考慮，沒有合適的地方。最後，他們到磁器街嘉陽茶館坐下，一面吃茶一面擺談。不一會兒，任大哉同幾個陌生人一道鬼鬼祟祟地出現在茶館門前，許建業見任神態不正常，有感事情不妙，立即暗示高震明迅速離開，高裝着上廁所，從後門走出。許建業被叛徒指認，未能脱身，不幸被捕。

許建業被捕後，很快驚動了重慶的各特務機關，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立即驅車前往老街三十二號慈居（軍統特務秘密機關），命令二處各課作好審訊佈置。當日傍晚，特務們把化名“楊青”的許建業帶進徐遠舉的辦公室。徐遠舉這個參加軍統近二十年的老牌特務，陰險狡猾，兇狠毒辣，不少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犧性在他的屠刀之下，一些意志薄弱者被他威脅利誘而成為可恥叛徒。他用安撫與刑訊，金錢、官位和死亡威脅交替的辦法對付革命者，只有意志堅強的鋼鐵漢才能衝破他設置的“鬼門關”，許建業同志就是這樣錚錚作響的鋼鐵硬漢。

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見這位身穿藍布長衫，身材魁偉的年青人毫無畏懼的站立在辦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覺得對付此人不能掉以輕心。他假意請許建業坐下，然後説：

“你叫楊青嗎？”

“不錯。”

“幹什麼職業?”

“做生意。”

“不，你不象做生意的。年青人，你應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徐遠舉臉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這就是實話。”許建業不慌不忙地説。

徐遠舉沉不住氣了説：“我知道你是共產黨，必須交待出你們的組織、同黨和領導人。”

許建業一聽“交待”“同黨”，氣湧心頭，沉住氣説，“我們做買賣的，只曉得將本求利，賺錢謀生，不懂什麼叫共產黨。”

徐遠舉見許建業守口如瓶，只得攤牌説：“你真的不講嗎！那好，我叫一個人來與你見見面。”他一按電鈴，叛徒任大哉立即走進辦公室，勾着腦殼，龜縮在一旁，膽怯地低聲説：“老楊。他們都知道了，你就講了吧！”

許建業一見叛徒任大哉，怒火萬丈，罵道：“劣種，可恥叛徒！”然後面對徐遠舉冷冷一笑。

徐遠舉的審訊成了敗局，只得草草收場。

徐遠舉不甘心失敗，決定對許建業採用刑訊逼供，妄圖用皮鞭、棍棒來撬開許建業的嘴，達到破壞地下黨組織的罪惡目的。

夜裏，許建業被幾個凶神惡煞的劊子手綁進刑訊室。室內陰森恐怖，燈光微弱，寒氣逼人；四周牆上掛滿了麻繩、帶釘棍棒、鋼心皮鞭；屋中間擺着老虎凳、十字架……。

面對着刑訊室裏的一切。許建業巍然站立。重慶行轅二處二課課長、軍統特務頭目陸堅如、二處渝組組長雷天元、渝組副組長王仁德同時出馬。

許建業面對兇殘狠毒的特務，怒目而視，一聲不吭。

陸堅如先是耐着性子，裝出和緩的樣子説，“楊先生，徐處長給你講得很多了，有的問題你們的人都説了，何必還要隱瞞呢。希望你將領導人和組織交出來，這樣對你來説是很有好處的。”

“既然叛徒都給你們講了，還來問我幹什麼？”許建業以鄙視的口吻説。

陸堅如帶着威脅性地説：“你不要嘴硬，現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組織和同黨才能重新獲得自由，那才是唯一的出路。”

許建業斬釘截鐵地説：“少囉嗦，我沒有什麼可講的！”

陸堅如見許建業態度強硬，進一步威逼説：“到了我這裏就不由你不講。放明白點，好漢不吃眼前虧。”

“你的意思不外乎要動刑，就是殺頭我也沒什麼可講。”許建業剛毅地回擊。

此時，陸堅如兇相畢露，猛擊桌子吼道：“給我吊起來！”話聲剛落，幾個劊子手立即將許建業捆綁起來，反吊在屋中大梁上。許建業頭—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緊牙關，忍住劇痛，不叫不哼。幾個特務手執皮鞭、棍棒，邊抽打邊問：“説不説?”許建業仍以“無聲”對抗。劊於手們聲嘶力竭地狂吠一陣之後，無可奈何，只好將許建業放下。這時，許建業的手腳已嚴重損傷，他昏迷過去，特務用涼水將許建業潑醒，然後把許建業鼻孔用棉球堵住不讓許建業鼻孔有喘息的機會。堅強地戰勝了敵人的第一次酷刑。

絕滅人性的軍統特務，不讓許建業鼻孔有喘息機會，待用冷水將許建業潑醒後，又綁在老虎凳子上。。劊子手包樹成舉起大號白鐵水桶，向許建業鼻孔猛烈衝灌。帶刺激性的水衝入鼻孔，嗆入氣管、肺部，痛如針插刀絞，許建業鼻孔被特務用棉球堵上，不准許建業鼻孔有喘息的機會，許建業一聲不響仍然以極大的毅力戰勝了敵特的第二次酷刑。

敵人兩次刑訊失敗後，對許建業使用了更兇殘的毒刑。他們將許建業綁在“老虎凳”上。這是一種既原始又殘酷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腳骨折斷，癱瘓至殘。墊到第三塊磚時，許建業的膝蓋骨吱吱作響，他又昏迷過去。敵人用涼水將其潑醒後，又加磚頭，許建業再次昏迷，許建業鼻孔被特務用棉球堵上，不准許建業鼻孔有喘息的機會，但許建業仍未吐出一字半語，充分顯示出他“寧可筋骨斷，意志絕不屈”的共產黨人的大無畏氣概。

經過一整夜的折騰，敵人一無所獲。特務頭目陸堅如惱羞成怒，對許建業歇斯底里地狂吠道：“你再不説，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屍不全。”

這時許建業已是遍體傷痕，精神不支。但一聽陸堅如的狂吠，立即掙扎起來以仇恨的目光怒視陸堅如，高聲喊道：“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就是我要説的；其他任何事情你們都休想知道！”敵人智窮力竭，只有灰溜溜地收場，結束他們的酷刑審問。

三次毒刑未撬開許建業的“嘴”，但敵人仍不甘心失敗又變換手法，設下了更陰險毒辣的陷阱。

許建業被押進牢房，滿身傷痕，獨自一人躺在潮濕的地上，一幕幕往事浮現在眼前：敵人的兇殘，叛徒的醜惡嘴臉，越想越氣憤；但他更為焦慮的是：組織是否遇破壞，戰友是否已轉移。

這時牢門打開了，看守陳遠德端來一碗水走到許建業的身邊，裝着十分熱情的樣子説：“楊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許建業嘴唇破裂，口乾舌燥，水成了及時雨，他警惕地打量着陳遠德，沒有吭聲。中午。陳遠德又送來牢飯，主動地向許建業述説他的“身世”，説他家住農村，是貧農，被拉壯丁才出來當兵的，許建業仍然半信半疑。傍晚，陳遠德又端來飯萊，表示願意幫助建業做點事情。

偽裝進步的陳遠德三番五次的“關心”，矇騙了許建業。他想到自己已不幸被捕，個人生死是小事，但所保留的黨內文件和同志們的入黨申請書，要是被敵人搜去，問題就大了。一定要通知有關同志將它毀掉，以免落入敵手。信怎麼能送得出去呢？看守陳遠德也許可以利用，他提出用付給三千萬元酬金和介紹職業為條件，要陳送一封信給電力公司的劉德惠（黨員。志誠公司董事）。這條披着人皮的豺狼，立即滿口答應。將許寫的信迅速送給主子徐遠舉。徐遠舉立即派特務小頭目雷天元、左志良等，包圍許建業工作的志誠公司，在許建業宿舍牀下的箱子裏搜出了一些同志寫的入黨自傳，一張海棠溪軍事略圖，一些工廠的資料和大批照片。敵人根據線索又先後逮捕了餘祖勝、皮曉雲、牛小吾等同志。

敵人從志誠公司的搜查中得知許建業是重慶地下黨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體職務和真實姓名。四月六日，徐遠舉再一次審訊。建業仍橫眉冷對，一字不吐。徐遠舉以陳遠德送信事件要挾許建業。許建業得知由於自己不慎，上當受騙，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失。他悲愧至極，悔恨不已，以頭碰壁，準備一死來彌補自己造成的終身大錯。由於敵人阻攔未遂，頭部重傷，血流滿面。

四月九日，敵特在志誠公司誘捕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十五日又在北碚將市委副書記冉益智逮捕。這兩個軟骨頭，在敵人的威逼下，為了保命先後叛變。他們供出許建業的真實名字和黨內職務。敵人對許建業施以更重的毒刑，妄圖從他的口中得到還未得到的重要線索。但許建業同志堅貞不屈，毫不動搖，有關組織和同志的事，他半個字也不吐露。殘酷的毒刑都用盡了，特務頭子徐遠舉氣極敗壞，大聲咆哮：“你真的還不説，我們有四十八套刑罰，你受得了嗎？”“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都拿出來吧，怕了就不是共產黨員。”許建業浩然正義地回答。

徐遠舉的勸降和酷刑都沒有使許建業屈服動搖。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參加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共老手、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決定親自出馬，他裝成一副笑臉，先請許建業坐下，然後開口説：“許先生，恕我來遲一步，竟把你弄成這個樣子。”許建業十分警惕，他怒目而視，不發一言。朱紹良接着説：“不過，許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與我們合作，共建國家……”未等朱説完，許建業立即回答説：“哼！別來這一套，同你們沒有什麼好講的，快送我回監獄！”朱紹良仍大談其反動的人生哲學和金錢、地位等，妄圖以他的地位擔保，以高官厚祿為誘餌，勸許建業歸順國民黨。許建業越聽越憤怒，面對這個雙手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國民黨西南地區的頭號敵人，怒罵：“無恥之尤！你們不懂得共產黨人的心靈，我們把官位、錢財視如糞土。你要殺就殺，少講廢話。”朱紹良再也忍耐不住了，高喊：“給我拉出去！”朱紹良勸降陰謀也破產了。

敵特所有招數都使完了，只得將許建業同志押到渣滓洞監禁。許建業同志全身浮腫，下肢癱瘓，兩手不能直伸，不能行走，只得由看守抬到二樓五號囚室。敵人為了進一步摧殘許建業同志，又給他帶上沉重的腳鐐手銬。刑具能使革命黨人的身體殘廢，但也能磨練和考驗革命黨人的意志和毅力。許建業來到渣滓洞監獄，見到了同志和戰友，喜、怒、悔、恨匯合在一起，他向大家投以親切的目光，表示致意。難友們見許建業血跡斑斑，更加憎恨敵人，崇敬許建業同志，尤其是他曾領導、培養過的同志，在獄中相見更是倍感親切，紛紛表示要向許建業同志學習，許建業便利用各種機會，沉痛總結自己喪失警惕的教訓，鼓勵戰友不畏強暴，樹立革命必勝的信念，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

豫豐紗廠青年女工、共產黨員牛小吾、皮曉雲在放風時經過建業同志的囚室，許建業把她倆叫到門口，親切地説：“在關鍵時刻才能認清一個人，不管他們怎樣卑鄙出賣了革命同志，叛變了革命，我是要堅持到底的。……你們可能出獄，也可能不能出獄，不管怎樣，你們要堅持革命到底！”他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坦蕩胸懷，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肝膽照人！

在渣滓桐監獄裏，敵人又數次對建業同志用刑，但仍一無所獲。敵人絕望了，準備下毒手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徐遠舉簽報朱紹良和蔣介石：對許建業非殺不可，原因是：⑴許建業是個硬漢，根本無誘降的餘地；⑵不殺許建業，不足以瓦解地下黨的組織；⑶許建業在監獄中要起作用，發生影響。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一輛美式吉普，急馳渣滓洞監獄，將許建業和梁山地區我黨軍械修理廠負責人李大榮同志押到國民黨重慶行轅二處，軍統特務頭子、軍法處處長王鬱芬開庭“宣判”，處以死刑。

殺害許建業、李大榮同志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多人民羣眾沿途圍觀，目送英雄奔赴刑場。建業和李大榮兩位烈士在刑車上身戴刑具，昂首挺胸巍然屹立，沿途高唱《國際歌》，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場面極其悲壯，目睹者均為之動容，後在浮圖關刑場英勇就義。

許建業烈士被殺害的噩耗傳到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難友們悲痛萬分，不少同志灑下了崇敬的眼淚。紛紛表示，要向許建業烈士學習，堅持獄中鬥爭，踏着烈士的血跡前進，把牢底坐穿。繼續戰鬥在山城的同志，他們一致以建業同志為榜樣，工作更加積極奮發，決心儘快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儘早解放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人民，將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重慶人民懷念許建業同志。一九五O年，重慶市人民政府追認許建業為烈士。每年，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學生，手執鮮花去烈士墓弔唁、緬懷革命烈士，學習先烈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崇高品德。

許建業同志是黨的好兒子、好乾部，工人階級的鋼鐵硬漢。他的光輝一生將永遠載入重慶工人運動的光輝史冊，他的革命精神和高潔品德將永遠留在人們心間。

建業烈士英靈千古！ ^[1] 

由於許建業中了特務看守陳遠德的詭計，導致劉德惠被抓──劉國定來找劉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務之手──劉國定有保留地出賣了李忠良等（劉國定對許多重要情況和盤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後），李忠良緊跟着又供出了餘永安──餘永安供出“老張”，導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劉國定隱瞞的市委書記身份，造成劉國定徹底叛變──兩位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叛變，重慶地下黨幾乎全軍覆沒。

1948年7月21日，許建業在大坪刑場被公開槍殺。在押往刑場的路上，他一路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1949年底，新中國已經成立，羅廣斌在白公館策反成功，組織19人越獄脱險。越獄成功後，羅廣斌一直將自己關在家裏，奮筆疾書，寫下了兩萬多字的《關於重慶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第七部分是“獄中同志的意見”──獄中革命者對未來執政黨的八條意見，是革命先烈最後一刻血與淚的囑託。

而報告中“切勿輕視敵人和嚴格進行整黨整風”一條，主要便是針對黨內領導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誤。如由於許建業同志的疏忽大意，未嚴格遵守地下黨工作的紀律，沒有把17份入黨申請書燒燬，直接導致17名工人黨員被捕，6人犧牲，間接造成的損失則更為慘重。

重慶解放前夕，冉益智路遇已經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大叛徒和大特務在鬧市區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對方立上一功。周圍羣眾不明所以，團團圍觀。兩人抓扯爭吵着一起來到公安局後，冉益智被判處死刑，臨刑前他寫下遺書，要求將其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

劉國定為邀功向特務機關交待了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住址。他還親自帶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劉國定因“積極反共、成績突出”而受到毛人鳳的接見和嘉獎，特務機關授予他“中校專員”，隨後他與冉益智一起被晉升為重慶行轅偵防處專員。1950年1月16日，逃到成都的劉國定向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慶被公開槍決，以慰死難烈士在天之靈。

羅廣斌在同一份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對許建業的評價是“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貫長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