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1975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

198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工業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91年畢業於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1年-1995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Amherst學院擔任助理教授

1996年，任世界銀行諮詢師

1997年-1998年，任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

1999年加盟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被聘為董事總經理、研究部負責人

2004年2月，離開中金加入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任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當年4月，在被問及中歐是他的一個長期選擇還是一個過渡時，許小年的回答是“資本市場上有一個很知名的‘隨機行走原理’，我也是‘隨機行走’”。

2005年4月，成立僅數月的北京高華證券高調宣佈任命許小年為研究部主管，常駐北京。2005年12月，許小年升任高華副董事長。然而，在此期間，許小年以其名義發表的研究報告僅寥寥數篇，這似乎已經註定了他的離開。

2006年11月初，以顧問的身份加盟嘉實基金，同時繼續在中歐擔任教授。

1969年，許小年16歲的時候，從北京來到延安，兩天後他帶着在這裏染上的蝨子以及吃驚的心情，向母親寫信詳細描繪這裏的情況：“人們衣衫襤褸，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像我們在電影上看的解放前一樣。”這次遭遇或許是他的第一堂經濟學啓蒙“課程”，他本能地問道：這麼窮是為什麼？得到的第一個答案是：“陝北農民太懶了，沒有像大寨農民那麼勤奮。毛主席讓你們修梯田，你們不按毛主席的教導去做，所以你們這麼窮。” 一直到80年代初，呼嘯而至的中國農業農村改革，才給許小年們上了生動的經濟學第一課。那時許小年已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學系就讀研究生（1978級）。在農業改革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裏，票、證都取消了，生產力和經濟效益立刻釋放出來。這些變化給許小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日後許小年描述他當時的震驚時説：“過去我們一直思考（像延安這樣的貧窮）出路到底在什麼地方，就是想不通。原來這是思考解決不了的問題。”答案指向：市場化。

2011年3月6日，上海。許小年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課堂上為100多位EMBA學生講授宏觀經濟。他這樣描述宏觀調控：政府的宏觀調控如果不能對經濟作出正確預測，最好的方法是“不折騰”。而某些現狀則是，“在‘不’後面加了一個逗號，”許小年説，“不，折騰！”台下轟然大笑。

58歲的許小年很可能是國內目前對宏觀經濟政策持批判意見最為堅決的一位。他明確反對凱恩斯主義，聲稱該方法會害了中國。他的一位學生解釋説，許是“體制之外的人”，這讓他能夠擴大自己説話的“尺度”。許小年身材高挑消瘦，戴着金邊眼鏡，衣着得體，言談中常夾雜着英語語氣助詞，詞鋒犀利。作為一位經濟學教授，他對數字和邏輯的熱愛，與他對所有“不理性”的厭惡一樣多，而這兩者都常常表現在他的臉上。一次，他在課堂上直接打斷學生的提問：“你和我討論的不在同一個（經濟學）層面。”即便如此，中歐學生們還是堂堂課為他打出高分，並認為他是“最受歡迎的教授”。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坐落在上海浦東的一個國際化社區內。這所商學院約46萬元的EMBA學費對當下的中國商業精英來説，並不是一個很高的貨幣門檻，他們迫切渴望在這裏更新自己的知識系統，更重要的是開拓商務社交網絡。從許小年來這做全職教授的2004年到至今，每屆學生由當時的近500位，上升為至今的700多位。商學院的黃金年代，正是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間，也是被吳敬璉稱為“權貴資本主義”現象愈演愈烈，“經濟改革遲滯”、“各級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等市場化改革倒退的情況發生的時間。

許小年與吳敬璉一道，皆屬對此強烈批判的經濟學者行列。如果許的批判僅侷限在課堂，我們或許並不會起意探訪他。事實上，他在課堂外頻頻製造影響。記者仍然記得，在2010年12月初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午餐會上，當許小年用他一貫鏗鏘有力的聲音作完題為“強勢政府導致企業家精神衰落”的演講，滿場一兩百位企業家在主持人提議下全體起立向他鼓掌致意的場景。

而許小年從未從體制或政府那裏得到這樣的認可。在教學之外，許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裏。他發表了幾十篇文章，都指向一個方向：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市場經濟。為此，他在文章裏指責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愚忠”，在微博裏譏諷政府的房屋限購政策“滑稽”。

“我（的文章）有時候有一點過分，但更準確地説，這是一種技巧，是為了有衝擊力。人們過去的思維像是一層硬殼，”許小年説，“我要衝擊這層硬殼，敲碎它！”

許的論調以及特立獨行的方式讓他擁有名聲以及反對者，他的反對者們在網絡上斥責他“重理論，不考慮中國實際情況”、“食洋不化”。許稱他有時會對成百上千條評論“掃一眼”，但很少被批評所激怒。事實上，微博或博客於他是一個出口甚於入口，他很少看別人寫了什麼，99萬人在關注他，而他的關注者目前為止只有22個。他不覺得微博是個什麼好東（“如果誰在微博裏尋找答案，簡直是找錯了地方”），他更不會去和他的反對派交流，“歌功頌德的人，我們把他叫做‘歌德派’，”許小年説，“你跟‘歌德派’沒法交流。”

1978年社會、經濟思想的解放，以及隨之出現的農村經濟改革，給那一代的在場者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同年，比周小10歲的張維迎進入西北大學經濟系本科。至今的周其仁、張維迎、許小年等都是國內著名的市場派代表人物。“我經歷過那個（計劃）時代，也看到過市場帶來的改變，再也不想回到（計劃）那裏。”許日後説。

啓蒙並沒有結束。研究生畢業後，1981年，許小年來到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這個機構專門負責對國家重大的項目進行論證。在這裏，許小年參與了三峽工程、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設的論證。那時候該中心有一個項目組，任務是預測“2000年的中國”，許小年也在其中。多年後，2007年，許小年和當年的同事又聚到一塊，大家回頭看當年預測，發現除了人口組的預測較準，剩下的全不準。

在研究中心工作期間，許小年有機會接觸到來自各國的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許做翻譯。當許發現，外國專家談的東西他能懂的只有一點、很難與人家對話時，受到極大刺激。

1985年，許小年抱着“看世界”的想法，來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就讀經濟學博士。美國顛覆了他，無論是經濟學體系，還是文化社會差異，均令他如飢似渴，其狀態跟那個年代的留美學子一般無異。由於過於刻苦，他在美第一年就得了胃潰瘍。

留美經歷對許小年的學術路徑、乃至思維方式影響巨大。手執美國這面鏡子，他對中國的教育與市場經濟環境開始了最初的批判。他説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是“糟糕透了，誤人子弟”；而對中國人生活習性的審視，許也有了外部視角。90年代初，他有次回國，朋友開車來接，高速路上，朋友喝完礦泉水順手開窗扔出空瓶。許馬上批評朋友：這麼高的速度，這瓶子要砸到後車的擋風玻璃上，跟炸彈一樣的，你怎麼能這樣呢？朋友迴應：你真是從美國回來的。這樣的評價，許小年將會在他後來回國後的工作生活中多次聽到，已是後話。

在許小年離開中國的80年代後期，國內經濟體制與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1985年，國內經濟學領域召集中外專家召開了被稱為“中國進行市場經濟的思想啓蒙”的“巴山輪會議”，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發展思路。“計劃”色彩淡化，“市場”得到重視。在這種氛圍下，和許小年同一年進入人民大學學習經濟學的周其仁，一直在國內積極地參與中國農村改革研究，很早就將經濟學與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調研。研究如何運用經濟學的手段，理解中國現狀並進行改善成為周大量工作的出發點。

許小年走的是和周其仁不同的路，他在美國埋頭苦讀，進入系統的、技術性的研究道路。1991年許小年博士畢業後，走進了象牙塔，留在美國馬薩諸塞州Amherst學院擔任助理教授，天天和模型以及經濟理論打交道。數理模型、邏輯推導，成為許小年日後多年分析與看待問題的主要工具。

許小年離開象牙塔，參與到現實經濟中，與一位長者有關，那就是吳敬璉。90年代中期，許小年參與了世界銀行一個研究項目，後來將項目內容寫成一篇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的論文發表在吳敬璉擔任主編的《改革》雜誌上。“吳敬璉很喜歡，便推薦給孫冶方獎評獎委員。”許回憶説。之後，這篇論文，也是許小年在國內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便獲得了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此後許開始對中國經濟問題越發產生更大興趣。

這樣的肯定與激勵在“孫冶方獎”後不久又出現了。在某次國際性論壇上，許小年作了一個關於中國資本市場的演講。結束後，有個香港人上前問他：你願意到投資銀行來做研究嗎？許小年問去投行有什麼好處啊？

錢多。

多多少？

你現在掙多少？

許小年説了一個數字後，那人毫不猶豫地説：Double。

許隨即向美國的大學請假一年，來到美林證券香港研究部工作。

當許小年向我們回憶這段細節時，他毫不避諱“薪資”是他投身投行的主要動因。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的論點是“沒有財務自由，就沒有思想自由”。由此，他獲得對國內很多趨附權貴的學者的雙重俯視：財務上的、思想上的，他將這種俯視稱為“同情”。

我們談到這的時候，許順口引用了《史記》裏李斯跟老師荀子告別，要去輔佐秦王時説的一段話：“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鶩之時而遊説者之秋也……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説秦王矣。”

李斯這段話的重點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是，“最大的恥辱莫過於卑賤，最大悲哀莫過於貧窮。長期處於卑賤的地位和貧困的環境之中，卻還要非難社會、厭惡功名利祿，標榜自己與世無爭，這不是士子的本願。”

李斯身後兩千年的許小年呼應：“這講得太好了！中國知識分子千年心態全在這話裏。”

事實證明，美林只是許小年投行史中一個波瀾不驚的開篇，1999年開始的中金經歷(許為中金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為其投行生涯打上了歎號與句號。5年後，許小年回到校園，時隔8年後再度成為一位教授，即所謂的“知識分子”。那是2004年，許小年剛過50歲。五十知天命。

但與他當年在美國任教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教授的學生，不再是剛入大學的“白紙”，而是一羣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中堅分子，他們有企業家，也有政府官員。其中不乏很多優秀的上市企業高管，也有潛在的“鯊魚苗”創業者。

為了直觀觀察教授許小年，徵得中歐同意，記者3月在上海旁聽了他一次EMBA課，全程四天。

同學們一開始對許的授課方式有些驚訝：在這門課的一開始，許小年不滿地指責現有的經濟學教材都不適合教學需要：它們都太關注短期。他勉強選擇了曼昆的《宏觀經濟學》作為給同學們講授的教材。因為其中“總算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看”。

但接下來他們大多數在課堂上聽得津津有味，“很少有教授敢如此説話，”一傢俬營企業的主管（他同時是一位化學專業博士）對記者説，“他告訴我們真話，並且將市場理論説得富有邏輯又清楚。”

為學生講解GDP概念時，許小年拿出了幾張數據統計圖表，其中一張顯示，在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的GDP中，29個省市的GDP高於全國平均，只有兩個地方低於全國平均。他問學生們：“猜猜哪兩個？”然後他回答：“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北京，這兩個還很接近全國平均。”許小年繼續提問：“那請問這個平均值是如何算出來的？”全場皆笑。

更多時候，“很多話你不能説，因為可能説出來就會觸及到誰的底線了。”許小年在事後接受我們採訪時説。“你看秦曉説了一句話，給他那麼大的壓力，這不對呀。”他説的是招商局集團前董事長秦曉發表的文章《去意識形態化迴歸普世價值》的論調引發了來自高層的不滿。至於他自己，“我已經自律了，很多想法沒有發表。”

許小年尖鋭犀利的言論風格，自中金時期就聞名於資本市場。“千點論”是其代表作。2001年9月，他執筆中金公司一篇題為《終場拉開序幕——調整中的A股市場》的研究報告。文章中説：“當指數跌到較乾淨的程度——或許是1000點，政府再引入做空機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個健康、完美的市場。”這個著名的“推倒重來論”和“千點論”，一時引起四面討伐。此後經過4年震盪下跌，A股果然洞穿1000點至998點，“千點論”成為現實。

但許小年至今很厭煩別人把“千點論”當成許氏一個摘之不去的標籤去跟他討論，那是“我説過的最爛的一句話，狗屁不通、一錢不值”。他惱怒他於中金的真正價值——把美林的價值分析方法引進本土投行——卻不被重視。

無論如何，許小年因為千點論在中金內部受到可以想見的壓力，平時他也偶爾會因言論問題受到經紀部門提點，以至於他不得不收斂幾分。他承認投行內部研究部門與經紀部門始終存在利益衝突，而對中金這麼一個年輕的投行來説，衝突更甚。許小年之性格與觀念，決定了他無法再呆在背景、體系變得越發深重複雜的中金。

對許小年這樣的現狀批評者、轉型推動者來説，一個弔詭或尷尬之處在於，他們自認為是為了民眾福利、引領人們的觀念與思想向更有價值的前方，但卻時常招致部分民眾的責罵。

“近年來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有‘三不合理’……一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倫理，二不符合法治國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許小年的這篇博客，招來十萬點擊、無數責罵。網上有人評價許小年對於房屋限購一事的絕對態度是“書呆子、洋理論、不是迂腐就是別有用心”。

在課堂上，許譴責説人們對他的誤解是因為，“中國人不習慣形而上學地思考問題”，而“形而上學的發展對於學術研究極其重要”，“你不到‘彼岸’的話，‘此岸’的事情你看不清楚。”許小年強調説。他所説的此岸是指社會現象，而“彼岸”，則是從這些現象中抽離出的邏輯。“從‘此岸’到‘彼岸’，再從‘彼岸’回頭來解決‘此岸’的問題，才能得到長期可持續的好的方法。”這也是他解釋自己為何態度激烈，但反對所謂“革命”、支持漸進的原因。

“對我來説，兩岸之間的往還幾乎是每天、不間斷的。當你從彼岸過來，你會對此岸不理解你的人感到悲哀。”

尼采的一句話，許小年曾反覆對記者説過，“我活在死後。”

另外一個活在死後的人是孔子。這是許小年以前忽略的人物。“我忽然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生前很慘，‘惶惶如喪家之犬，逃難於陳蔡之間’。”他説，“突然之間我就覺得我怎麼能這麼理解孔子啊，在這個時候我就有一點感覺到了‘彼岸’的意思了。”

“此岸”的改革，沒有許小年這樣的批評者太多的現實操作空間。儘管他直接表示，“體制外”並非他作選擇的前提，如果國家成立脱離了部門利益的、獨立的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他願意第一個報名，為改革盡力，但，“(獨立的體改委)這事可能嗎？”

他在此岸以別的方式生存。“他是參加學生會活動最多的教授之一。”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課程部副主任賴衞東説，許小年經常去學生的企業參觀，甚至成為其中一些企業的顧問。這位當初希望瞭解農民“為什麼窮”的人，在中歐極其活躍地去了解學生們的企業“為什麼富”。“在中歐，我的學生使我意識到，有史以來最偉大經濟學家除了亞當·斯密和哈耶克，還有一位叫熊彼特。”許説。熊彼特是經濟學家中“企業家精神”的代言人。市場中摸爬滾打出來的企業家，既符合許小年對市場經濟的信仰，也符合他對中國改革需要漸進創新的設想。

在研究現實的路徑上，他與曾經大異其趣的周其仁，有了部分的合流。而極愛古典音樂、尤其是貝多芬的許小年，在經濟學外獨有的視野是歷史與宗教。他至今正在做的一個研究是，研究西方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包括歷史、宗教對經濟的影響等，希望從中發現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所借鑑的東西。

寫過《吳敬璉傳》的吳曉波曾説，“你不能指望一位經濟學家‘永遠正確’，也不能苛求他窮盡當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卻可以期望他始終保持清醒、自由思考的姿態，這是時代進步的一部分。”

“在投資銀行做了七八年了，時間太長了。”3月3日，在北京希爾頓飯店的一間客房裏，已正式從中金公司卸任的許小年向《中國企業家》雜誌記者這樣説了第一句話。他遞過了自己的新名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及金融學教授”。塵埃落定，許正式加盟總部設在上海的中歐。

此番“客訪”北京，許小年的主要任務是為“中歐管理論壇暨2004年EMBA北京班招生諮詢會”助陣。按照中歐在媒體上發佈的廣告，從2月28日起，許小年分別在大連、北京、青島三地做題為《蓄勢待發的中國金融改革》的主旨演講。北京是許小年此行的第二站。中歐管理論壇

“形勢變化太快了。最初定的題目是‘蓄勢待發’的中國金融改革，演講前我改成了‘箭在弦上’的中國金融改革，現在看來得用‘箭已離弦’的中國金融改革了。”在3月3日下午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的“”上，許以這樣的開場白一下子調動起了中歐“潛在學員”們的情緒。

“我知道，很多人是衝着許小年教授來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馬遇生在推出許小年的“壓軸演講”之前如此表述。而從現場的氣氛看，在經歷過中金的風風雨雨之後，許小年的人氣依然很旺。

“您從人民大學來到中金，然後今天又站在中歐講台上，有一些什麼體會和感悟？”在演講結束後，一位大學生懷着崇敬的心情向許小年發問。

“對我們的大學生確實想説幾句話。希望你們能好好研究一些問題，安安心心地在校園裏面坐兩年冷板凳，讀兩本書，學一點真東西，不要忙着去外面炒股票，不要忙着配個手機去做生意。不要那麼浮躁。”此際，許小年對於做學問“不要那麼浮躁”當有更深一層的感悟。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收有大小文章60篇，基本指南是“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市場經濟”；他對我國“經濟轉型緩慢”“市場化改革倒退”“權貴資本主義”有尖鋭的批評，並旗幟鮮明地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凱恩斯主義會害了中國經濟。許小年很可能是目前國內對宏觀經濟政策持批評意見最堅決的經濟學家。

《自由與市場經濟》收錄了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文，對市場經濟進行了簡要研究。在評價美國政府的金融救援時，人們把非常時期和正常時期混為一談，政府的職能在這兩個時期是截然不同的。政府的非完美性是因為它和你我一樣，都是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對公眾來説，你是願意忍受尋租貪腐之苦呢，還是願意忍受市場上的壟斷貪婪之苦？你不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間進行選擇的，而是在兩個魔鬼之間挑一個危害小的，挑一個成本低的。西方的知識分子和民眾要問自己，在自由換安全的路上，你們願意走多遠？

曾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許小年否認了中國股市此輪行情是由於人民幣升值而引起的説法。他認為，資產的估值和幣值基本上沒有關係，大多數投資者投入和支出，資產組合都是人民幣，所以人民幣升值不應該引起資產的重新調整重新配置。只有當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的時候，才會引起這樣的調整。人民幣升值會使外幣資產持有者增加購買A股的意願，但至今外幣持有者都只有通過QFII和地下管道進來，數量是有限的。許小年稱，這些儲蓄資金，應該是經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轉化為實體投資。但是由於我們現有的金融結構所限，資金主要是流入了銀行體系，而其他渠道要麼不暢通，要麼過於狹窄。在銀行中積存了大量的資金，銀行想放，無法全部放出去。所以就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的流動性過剩。銀行感到壓力很大，有着強大的貸款意願。這個流動性過剩反映的問題，不是貨幣政策過於鬆寬，而是政策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流動性過剩是結構性的，是體制性的，而不是週期性的。

因此，要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就要增加非銀行資產供應，比如説房地產，比如説私人股本基金，比如説保險產品，比如説公司債券和股票一級市場發行。“房地產不僅不應該抑制，而且應該大力發展，加快房地產供應，而不是打壓價格。如果這樣的問題解決不了，資金仍然會大量擠壓在銀行體系裏。”許小年稱。

進入21世紀，征服自然的豪言壯語越來越少聽到了，幾十年前，那可是最流行的口號。君不見，“人類認識自然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頭，河水讓路”。最能體現人類自我意志崇拜的，莫過於“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人類的頭腦膨脹始於工業革命，在此之前的幾千年中，人類所能支配的力量僅限於自己的四肢所及、畜力、簡單的風力和水力。在工業革命之後不到200年的時間裏，人類就迅速地經過蒸汽、電力、化石燃料，進入到核子時代。至今單單是已造出來的核武器，就足以毀滅這個世界好幾遍！

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令人類神魂顛倒，以為自己真的成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主宰，擁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為實現人類的目的，可以並且能夠重新安排自然秩序。

大自然無情地報復了人類，當肺裏充塞着污染的空氣，腸胃中沉澱着重金屬時，人類的頭腦開始冷卻，狂妄與無知逐漸消退，“保護自然”、“順應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成為新世紀的時髦語言。

科學再發達，總有人類無法認識的事物。小到基本粒子，人們對其內部結構，至今莫衷一是；大到宇宙空間，每一新的發現都帶出了更多無法回答的問題。最難把握的，是人類自身活動的後果。人類活動的規模越大，消耗的能量越多，對自然的衝擊越強，其後果就越難預見。埃及建了阿斯旺大壩，誰料到沃野千里的尼羅河三角洲因此變成了鹽鹼灘？世界各國競相實現工業化之時，誰會想到今天的全球變暖？

科學不能説明的，留給了哲學；哲學不能説明的，留給了宗教。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有名不見經傳的，在個人心中的信仰。宗教所共有的是對人類侷限的承認，以及由此而生的敬畏之心，敬畏佛陀、真主、上帝，敬畏自然。人類不會停止認識自然，但目的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順應自然市場又何嘗不是如此。

市場上有數億的消費者，個人的收入和品味千差萬別；市場上有數千萬企業，每一家的資金、技術、產品各不相同。若想駕馭市場，一要掌握每個消費者和每個企業的信息，二要擁有控制每個消費者和每個企業的手段。再強大的政府也不敢聲稱擁有這樣的能力吧，此事非人力所及，只能留給上帝，經濟中的上帝就是市場。

為什麼這個部那個局的還在忙着管這管那呢？忙升遷的業績，高官才有厚祿，才有更多的租子可尋。當然，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政府的職責是界定和保護產權，執行法律和法規，提供社會保障包括低收入階層的生活保障，但這些正經事兒眼下只佔衙門事務的一小部分。

管不了個體，難道不能管宏觀嗎？格林斯潘調控美國經濟，曾被譽為幾近完美。2000年科技泡沫破滅，01年“911”恐怖襲擊，格老當機立斷，大印鈔票，於危機時刻，挽救了經濟，挽救了小布什的共和黨。歡呼聲未落，多餘的流動性進入了房地產市場，釀成戰後最大的泡沫以及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我們2011年貨幣政策的“適度鬆寬”，不亞於格老當年的放水，結果是樓市狂飆和CPI通脹。這兩天又討論“退出”，商量如何撲滅自己點燃的大火。折騰什麼呢？

宏觀調控的前提是準確預測經濟走勢，準確預見企業與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此事之難，超過估算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自然是無意識的和被動的，人卻是主觀能動的。自然無可奈何地接受人類的破壞，人卻有各種各樣的辦法應對調控。科學家尚不能預見阿斯旺高壩的後果，格老的失算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畢竟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他不是神。

面對市場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是“清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人不會停止研究經濟，目的不是駕馭市場，而是順應市場。

房價上漲的原因很簡單，需求大於供給，或者供給小於需求。

影響需求的有長期因素，例如城鎮化、婚齡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城鎮化和人口的變化緩慢，收入的增長大致與GDP同步，即每年8%到10%，這三個長期因素都很重要，但不能解釋房價在短期內的暴漲。

決定需求的短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貨幣供應。2009年廣義貨幣M2增加了27.7%，同年名義GDP僅增長6.7%。用通俗但並不嚴格的話講，實體經濟不需要那麼多錢，多餘的20個百分點的錢去哪裏了？樓市和股市。就像給病人輸血，一旦超過了身體的需要，必然會在臉上、腿上、臀上鼓起包來，經濟學上稱為“泡沫”。

多餘的錢主要通過貸款進入樓市，不僅按揭容易借了，地產商的開發貸款不成問題，而且貸給工業企業的錢轉化為企業的盈利和你的收入。收入增加了，“温飽而思淫慾”，淫慾必有居所，購房需求於是上升。請注意，增加的收入並不是企業和你創造的價值，而僅僅是央行印的一堆紙，經商業銀行轉交給了你。反正紙上印了毛主席的像，用它就可買100元的東西。隨着貸款、鈔票的泛濫成災，地價、房價扶搖直上。

貨幣超發對購房需求的影響還有另一渠道，雖然是間接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直接效應，那就是通脹預期。發了這麼多的票子，通脹是早晚的事，百姓為防儲蓄貶值，紛紛提出存款，購買實物資產。能買到的實物資產除了黃金，就是房子，房價豈有不漲之理？

再看供給方。

對短期供給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2007年的宏觀緊縮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對需求的下降和資金鍊斷裂的危險，地產商不得不縮小開發規模，導致09年的供應不足。誰也沒有料到，09年的貨幣供應會在幾個月內放出天量，而房地產開發卻需要時間，供給不可能立即跟上。貨幣刺激的需求狂飆得不到滿足，巨大的購買衝動全都宣泄到價格上。

有人説07年的宏觀調控過急，力度過大，其實不然。早在05、06年，經濟已有過熱徵兆，那時就應適當緊縮。決策層GDP掛帥，遲遲不動。到07-08年之交，眼看CPI通脹奔着兩位數去了，才慌忙投下猛藥，不料08下半年趕上金融危機，於是又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宏觀調控之不靠譜，由此可見一斑。因這事並非本文主題，不在這裏展開討論。

樓市如同股市，需求越旺盛，賣家越是惜售。隨着供應日趨緊張，開發商被拎出來當靶子，就像“看病貴”被歸咎於醫生收紅包一樣。開發商為何捂盤？道理和農民在歉收年囤糧完全相同——預期價格還會漲。為什麼看漲？開發商算準了，在通脹的壓力下，買房子是居民儲蓄保值的最佳方法。這就又回到了貨幣超發和通脹預期，通脹預期一方面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減少了供給。

決定房地產長期供給的最重要因素，當然是土地。在現行政策下，土地供應已被封頂，“18億畝”農地的紅線成了名符其實的高壓線，不能碰。若死守這條紅線，可開發的土地就會越來越少，而人只會越來越多，居民自然想到，“房產永遠是稀缺資源”。在這條紅線下，地產商忙着囤地，因為“土地將永遠是稀缺資源”，日漸稀少的土地等於給房價上了保險。買方、賣方都看漲的後果是什麼？房價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需求和供給分析清楚了，平抑房價的辦法也就有了，無非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而調節供需的關鍵是改變市場參與者的預期。

城鎮化、人口和收入所引發的需求是自然的和健康的，不必調控，治理的重點是濫發貨幣造出來的虛假需求。既然是貨幣惹的禍，“解鈴還需繫鈴人”，央行收緊銀根就是了。銀根一收，不僅貸款少了，而且通脹預期下降，居民買房保值的動機減弱，需求進一步降低。

當需求疲軟時，開發商就要考慮停止捂盤，增加供應，因為2013年的價格可能比2012年低。如果政府這時再宣佈放棄“18億畝紅線”，增加土地供應，未來房價走低的可能性大增，就可以改變買、賣雙方的價格預期，從而改變買、賣雙方今天的行為。居民不再着急購買，地產商卻急着開發和出售，房價調頭向下。

小結一下，平抑房價的政策是收緊貨幣供應和放開土地供應。至今的政策是放開貨幣供應和收緊土地供應，整個搞反了，不出亂子才怪呢。

房地產是拉動國民經濟非常重要的行業，所以筆者建議要取消限購和限貸政策。讓房地產行業發揮拉動經濟的作用，限購和限貸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為它限制了消費者自由購買的權利，同時也侵犯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權。至今到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政策的時候了。讓房地產行業能夠對國民經濟起到推動作用。

至今這樣的結構性至今採取措施馬上就可以見效，比如説國內經濟結構本來就是投資過重，2011年9萬多億的銀行貸款、再加上財政資金，大部分又進了投資，使經濟結構失衡，進一步惡化，應該是採取措施去刺激民間的消費，民間的消費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説減税，比如説財政有錢，可以放到社保裏去，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不消費？因為他怕將來沒有保障，説明我們的公共服務沒有到位，財政有錢，把那錢放到社保裏去，把老百姓的儲蓄釋放出來，可以變成消費，立竿見影，短期都能夠起到效果，沒有必要靠政府花錢去拉動投資，拉動投資的結果是到處的產能過剩，而這些產能過剩將來必然會轉換成壞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