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傑

在浙江天台“清溪落雁”之畔的清溪村，有一位貧民之子，靠着刻苦自勵，從小學教員成為大學一級教授、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 載入劍橋《世界名人辭典》——他就是許傑先生。

許先生一生從事教育與寫作，成績斐然。早年曾在浙江台州、寧海等地任教。曾在南洋吉隆坡擔任《羣益日報》主編。回國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等校任教授。

15歲考進縣立中學，不久因母故、家貧而輟學。後入半官費的（浙江）省立第六師範就讀，又因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反對舊的考試製度，鼓吹教育改革，被校方開除。

1921年春，入省立第五師範讀書，發起組織微光文藝社，借《越繹日報》版位，刊出《微光》副刊，開始發表小詩、散文和短篇小説；並組織龍山學會，創辦龍山夜校，以“為人生”的宗旨，邁出了他的文學創作和改造社會的第一步。畢業後，先在台州霞城小學任教，後在故鄉與好友王以仁發起成立“星星社”，提倡以教育改革推動社會改革。

1924一1926年許傑在寧波、上海任教時，在《民國日報》《小説月報》上連續發表作品，其中1924年刊登在《小説月報》第15卷 第8號上的中篇小説《慘霧》，描寫兩個大家族為了“權力與財富”， 演出了一幕悲壯而又殘忍的聚兵械鬥的場景，引起文壇的矚目。茅盾譽之為“那時候一篇傑出的作品”，“結構很整密”，“全篇的氣魄是壯雄的”。加上《賭徒吉順》等佳作，使他成為當時“成績最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

1925年被吸收為“文學研究會”會員。

1927年2月，北伐軍光復浙江，許傑被任命為天台文明小學校長兼省立第六中學小學部主任，在臨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許傑被捕，保釋後潛回上海，編輯《互濟》雜誌，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

1928年春，奉命去黨的活動基地寧海中學任教務主任。5月底因亭旁農民暴動失敗，學校被解散， 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避往馬來半島吉隆坡，從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在那裏，他擔任華僑《益羣日報》總編輯，利用副刊《枯島》和 《南洋青年》，宣傳中國新文學運動，團結和培養了一批華僑和土著文學青年；並創作了以南洋華僑反帝鬥爭為題材的小説和散文，被譽為“國語之父”。

由於寫了上百篇揭露殖民主義的罪惡的社論，多次被華民政務司傳訊，遂於1929年11月辭職回國。此後幾年，執教於上海建國中學、中山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等校。

“八一三”事變後，許傑應聘回故鄉任大公中學校長，並主持“縣政工人員訓練班”，培養抗日干部。1939年8月以後，輾轉於廣西、福建、上海等地，教學之餘，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

建國初，許傑被聘為復旦大學教授，翌年秋調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先後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常委，是師大民盟負責人和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

1949年6月，許傑先生赴京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同年，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0年7月，被選為上海市文聯理事。翌年秋，調任新創辦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當選為華東作協（後改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

1955年任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及上海市民盟副主委。

1957年秋，許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備受折磨。然而，真有“台州式硬氣”的許傑並不屈服，“瞳瞳日影轉，隱隱聽雞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的錯案得到徹底糾正。

80高齡的許傑，老當益壯，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勤奮筆耕不掇，陸續出版了散文選集、短篇小説集和文學論文集，研究魯迅散文詩的《〈野草〉詮釋》和回憶錄《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也相繼問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許傑先生的錯案得到平反，恢復職稱和待遇，擔任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他以80高齡，赴各地參加學術活動，勤奮著述，於1981年出版了《許傑散文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許傑短篇小説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他的回憶錄《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也開始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

許傑先生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早在20年代他就以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發表《文藝與社會》等論著引起文壇的矚目，其後寫了很多評論作家、作品的文章，結集為《文藝、批評與人生》《冬至集文》《蟻蛭集》《現代小説過眼錄》。

40年代初，在福建發起成立東南第一專門從事文學評論的社團“文學評介社”，主編《前線日報·文藝評介》雙週刊，共出60餘期，撰寫了20餘篇文章，團結和培養了一批青年文藝評論工作者。後又發表了總結性和指導性的論文《半年來的東南文藝運動》。

許傑先生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1951年出版的《魯迅小説講話》，是最早系統研究魯迅小説的專著，3年中再版7次，深受讀者歡迎。1979年11月，在魯迅研究學會成立大會上他被選為理事。1981年6月，他的《〈野草〉詮釋》又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0年初，90歲高齡的許傑先生又出版了《許傑文學論文集》和許多詩文短篇；其間，他還但任上海市作家協會顧問、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民盟上海市委顧問和國際筆會上海中心會員等職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和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許傑先生一生道路曲折，生活坎坷，他的命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寫照，凡是知識分子倒黴時，他頂倒黴，凡是知識分子走紅時，他自然走紅。

1966年11月的一天，寒風凜冽，我隨一班老師和同學到上海去取“文化革命”的經。臨行前，母親曾叨唸過：你上海的伯伯不知日子好過否？我心想，他一個大教授，恐怕在劫難逃吧？人們常説有第六感覺，我感覺是有存在。

母親的掛念耽心，我的疑惑，一走進上海華東師大校園便證實了。校大門左邊的大字報欄裏，張貼着一條觸目驚心的、漿糊未乾的大幅標語“當權派XXX包庇大右溜鬚拍馬許傑罪該萬死”。我的心頓時砰砰砰跳起來，“伯伯現在在哪裏呢？”我回憶起第一次見到伯伯時那可親的面容，他抱我坐在他的膝蓋上，教我數數的情景……，我決心找到他，去安慰他！

“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向值班門衞打聽許傑的住處，那門衞審視我的眼神，至今還記得，厲聲的盤問也還聲聲在耳，由於我的左臂上套着“紅衞兵”，他才不得已告訴了住處。

許先生住在一幢矮小的平房裏，有二小間，面積大約30來平方吧。剛敲開門，只見許夫人正準備燒飯，許老見是“紅衞兵”，頓時臉色慘白，我趕快叫“伯伯！姆媽！”伯母先前一直在老家，來上海還沒幾年，她認得我，見伯伯目瞪口呆，趕緊説：這是笑，阿姆的第三個外甥囡。許先生聽後臉上的肌肉才逐漸鬆開，但還是沒有笑臉，也沒招呼，就匆忙走進裏間去了。

中飯時，伯伯一聲不響吃了飯，放下碗又進裏間去了，我心中那個爽朗神氣的伯伯不見了，眼前是呆滯沉默的伯伯！是啊，他天天被批鬥，天天去看打倒自己的大字報，天天去掃操場掃廁所，精神的摧殘，肉體的折磨，還有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我怎麼會反黨？什麼時候反過黨？30年代就已不顧安危跟共產黨了，今天難道我變了？在那個顛倒了的時代，許老簡直對自己也不信任了。那時，他的親戚朋友學生已沒人與他來往，連親生的女兒也迫於現實與他“斷絕關係”，他還有什麼話可説！

我要轉達母親的問候，於是我下意識推門走進裏間，伯伯坐在寫字枱邊，桌上放着“毛選”和一本32開的紅面“毛主席詩詞”，他正在寫“勞改日記”。小房間周圍是三隻斑竹書架，上面擺放着許多書，我無話找話，説：伯伯，你書蠻多啊？伯伯嘆了一口氣，不緊不慢地説：所以我讀“輸”了！

然而，十年浩劫結束後，他不但以76歲的高齡重登華東師大講台，帶了個研究生，還出版一本《許傑散文集》。我曾學着許傑的腔調説：“我讀書讀贏了”。

1985年，我因事去上海，免不了又去許先生家，85歲高齡的許老童顏鶴髮，身健步輕，耳聰目明。他告訴我，每天早晨5點起牀到長風公園去走路，大約走10裏左右，回來吃早飯。他又讓我晚上別住旅館，在他家看中國女排與世界名星聯隊打排球的電視節目，我恭敬不如從命，坐下看了。

許夫人中年時便嚴重耳聾，老年尤甚，偏偏有趣的是，聽不見電視聲音的她，但卻每看到精彩處，都要根據自己的理解表達給老伴聽，伯伯風趣地對我説：“喏，你看，我亮眼人還要瞎眼人牽路呢！”説得我忍俊不禁。

那年間中國女排三連冠，蘇聯、古巴、日本、美國等八個國家的排球名星組成聯隊，在上海與中國女排打球，結果還是中國女排勝了，許老呵呵大笑起來：“以前八國聯軍打中國，現在中國女排打敗‘八國聯軍’了！”一句幽默話，深深地體現了許老的愛國思想。

許老一生從事高等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但他有一位學生，從未謀面卻情緣深深。

話還得從反右前説起。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楊萬才，從舊書攤裏買了一本許傑先生著的散文集。

“文如其人”嘛，楊萬才看後為許先生高尚的人生哲理所折服，特別欣賞那句“堂堂正正做人”的話。於是大着膽給當時華東師大教授、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研究學會常務理事許傑寫了一封信，談了一些心得，並討教一些知識。

楊某很快就收到了教授的一封頗長的回信，楊某感動欣喜之至，這封信在同學中迅速傳閲，有説楊某幸運的，有説許教授沒架子的，尤其是信的內容令學生們讚不絕口！

楊某正準備寫回信，厄運降臨中國大地，反右運動開始了，許先生首當其衝被定為上海“大右派”，楊某也因與右派通過信而“充軍”到新疆伊犁。

楊某自己過着“牧馬人”一樣的生活，他的父母因獨生子的遭遇鬱悶傷心過度而先後病故，由一封信引起的悲劇整整演繹了廿多年，而許老卻全然矇在鼓裏。

1986年新春，許老意外收到一份伊犁師範學院寄來的校刊，內中發表了一封楊某寫的“廿九年後的一封回信”。

回信是寫給許傑先生的，他不知許老還在世否？那殷殷切切、悽悽慘慘的遭遇和不幸，使許老看後夜不能寐，他連嘆自己的罪過不輕啊！一對從未謀面的師生開始了天北地南的通信，臨近中秋時，許老寄去了上海最好的月餅。

許老的胸懷很寬廣，他一生雖坎坷，但從沒聽到怨言恨語，楊某的遭遇是他一生中觸動最深的事件之一，我勸慰他：這不是你的罪過，這是政治運動造成的。但他卻口口聲聲説是自己害了人家，當許老得知楊某已昭雪，而且升為大學副教授，兒子女兒都已考上名牌大學時，聊感欣慰——他們的情緣一直維持到許老逝世。

許傑先生與當代作家戴厚英的故事鮮為人知。

“反右運動”年間，戴厚英是華東師大中文系的學生，班幹部，學習成績也出類拔萃。那時她是運動的先鋒和骨幹，自然反許傑先生也十分賣力。

一個文人之所以能成為作家，是因為他能觀察生活、客觀公正地描寫社會現實。戴厚英畢業留校當了教師，從一個充滿狂熱思想的大學生成長成一箇中國文壇的名作家，她的成名作《人啊人》就是寫反右運動期間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

她拿着這本剛出版的書來拜訪自己的老師許傑先生，書的扉頁還提了意味深長的字句，後來又出了一部《風車輪迴轉》，反映中國農村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到“文革”這段時期的社會生活，她也請教過許老。

許老不止一次誇獎過戴厚英，當有個朋友無意中談起：是不是就是當年放大字報整您的那個戴厚英時，許老憨厚地笑笑：學生嘛，思想單純，人云亦云，您看，現在她了不起了，能寫出這麼好的小説來，是我當老師的榮光呢！師生無仇只有愛嘛！

許傑先生有兩個妹妹，至今健在，大妹已90高齡，今在寧波女兒處，小妹87歲，是台灣一所小學的退休教師，現住台灣。許老一生十分疼愛兩個妹妹，大妹因家貧而當了童養媳，小妹自幼隨自己讀書，40年代中期隨夫去台灣教書，直至1992年重逢。

由於歷史政治原因許先生半個世紀來無法與小妹通信，他總是忘不了她，儘管因小妹在台灣而曾使他吃了許多政治苦頭，但他心裏有底，妹妹夫妻是教書的，不參與政治。他時刻渴望兄妹再有重逢的日子。這天終於到來了。

1992年勞動節那天，許老家像過盛大的節日，大清早，許老的三個女兒就到機場去接小姑母，許老夫人忙着置辦飯菜，許老樂得手足無措，不時地看他那隻懷錶。大概10點左右，樓下傳一片嘲笑聲，許老估計小妹來了，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顫抖着站起來，與他的大妹一起站在門口等，兄妹仨見面時那高興得想哭的表情，難以用文字表達。許老説，我活到92歲，就是要想再看到我的小妹！他又説：“今天是國際勞動節，也是我家的大喜日，一個值得全家人記住的日子！”

1989年，許老在天台，縣政府把他安排在天台賓館下榻。幾天後的一次晚餐，許老走到一間高級用餐廳的門口，被服務小姐擋住了：“對不起，這裏安排的是一位首長。”許老笑了，這時後邊有人來了，連聲説：“爸爸！進去進去！”原來這首長是許老的大兒子許滬生、在國務院某部門當幹部。

席間，許老説：“門口那位姑娘只知道有位“首長“，卻不知道我是首長的爸爸，我是借了這位‘首長’的光呢！”

許老一生沒有在人前炫耀過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其實他的兒女大多比較卓越，大兒子甭説了，大女兒曾是某汽車製造廠的書記，二女兒是上海兒童醫院院長，三女兒是劇作家……他們都很實在，從不顯耀，就是清溪人，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都與許老一生那堂堂正正做人的宗旨分不開。

許傑先生在人世生活了93個年頭。其中50多年從事教育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不知多少人才；他也出過許多書，為後人留下了精神財富，他的成就不但在天台縣志上留下字跡，而且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也留有一席之地，他值得我們後人永遠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