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觀賣血記

《許三觀賣血記》共29章，小説的故事從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寫起，主人公許三觀是城裏絲廠的一個青年工人，他既有工作的上進心，又有家庭的責任心。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困難，他先後十一次賣血，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人生的難關。第一次賣血，是因為他回鄉下後遇到的一個朋友要去城裏醫院賣血，出於好奇，也為了證明自己身體強壯，並且賣一次血便可以掙到三十五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大筆錢了，所以許三觀也去賣血了，並用掙來的錢娶了人稱“油條西施”的許玉蘭。

許三觀第二次賣血是因為他的大兒子一樂打傷了方鐵匠的兒子，他不賠錢，方鐵匠就帶人拉走了許家的東西，無奈，只好再一次去賣血。第三次賣血是因為他一直暗中喜歡的女工林芬芳踩上西瓜皮摔斷了右腳，他趁虛而入，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自己的初戀情人，為了報答她的好心，讓她吃到“肉骨頭燉黃豆”，早日痊癒，於是，他走進了醫院。

許三觀第四次賣血是1958年的“大躍進”、大鍊鋼和大食堂之後，全民大饑荒，無論他老婆許玉蘭怎樣精打細算也不能填飽一家人的肚子，他的“嘴巴牙祭”也無濟於事，在一家人喝了57天玉米粥之後，又找到了李血頭。第五次賣血是因為下鄉當知青的一樂生病了，並將賣血的錢直接給了一樂。第六次賣血是在剛送走一樂後，二樂所在生產隊的隊長又來了，為了招待隊長，萬般無奈的許玉蘭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第一次開口求丈夫：“許三觀，只好求你再去獻一次血了。”然而，這次賣血卻遇到了麻煩，由於“血友”根龍連續賣血後死亡，讓他感到了恐懼。就在這之後不久，二樂揹着病重的一樂回來了，為了救一樂，許三觀一個上午借到了63元錢，他一邊讓許玉蘭護送一樂去上海，一邊再次找到李血頭。可李血頭不再理他，他只好拼死一搏，設計好旅行路線，在六個地方上岸，“一路賣着血去上海”。這一路賣血幾乎要了許三觀的命。

許三觀最後一次試圖賣血是在兒子們都成家立業之後，六十多歲的他到街上閒逛，偶然聞到炒豬肝的香味，於是他決定為自己賣一次血。但是到了醫院，年輕的血頭嫌他太老了，説他的血只能賣給油漆匠漆傢俱，醫院不收了。許三觀頓時覺得自己已經沒用了，他用賣血的錢度過了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災難，而此時已沒人要他的血，如果家裏再有災難，該怎麼辦呢？他的精神崩潰了，他絕望地哭了。 ^[5-6]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文學創作領域內掀起了“先鋒派文學”的創作熱潮，無論是在小説基本命題，還是在小説文體模式上，先鋒派文學都具備一定的創新性，甚至可以説改寫了小説本身的定義。餘華本是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人物，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餘華先後發表了3部長篇小説，將高尚、温情等元素融入其中，使得餘華小説的風格發生了重大轉變，帶給了讀者不同於以往的閲讀體驗，也在國內外文學領域內引起了熱烈反響。

《許三觀賣血記》創作於20世紀90年代，是餘華寫作風格成功轉型的標誌。同時，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體制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由此前的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使得社會文化領域也發生了改變，“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大眾文化，逐漸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化領域內的重要表現特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的關鍵性時期，人們更加強調自我個性的張揚，希望個人成為社會文化的主體，相應的集體主義觀念，卻處於逐漸被弱化的狀態。在文學創作領域內，作家的創作思緒與以往發生了明顯不同，懷疑傳統道德理想，更加關注個人的生存空間，文學題材也傾向於表現民間個人生活。在此種背景之下，餘華創作了長篇小説——《許三觀賣血記》。 ^[4]  《許三觀賣血記》的創作靈感，來源於某一天行走途中，見到一個事件引發的思考。 ^[35] 

餘華曾表示《許三觀賣血記》的敍述方式是受了德國作曲家巴赫的影響，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具體體現為整個敍述節奏的不斷往返和重複，展示出一種令人着迷的音樂韻律性。 ^[10] 

許三觀是一個受封建思想嚴重影響的人，他想要的平等是個人的，也是狹隘的。而且，許三觀對平等的追求又是那麼簡單，他要求的平等僅僅是在知道一樂不是自己的親兒子之後，每天躺在藤榻上什麼也不做，不停地使喚許玉蘭以此作為報復；他要求的平等僅僅是一樂闖禍需要賠錢就應該由親生父親何小勇出，他撫養一樂已經夠仁至義盡了。這就使許三觀的平等觀，實現方式既特別，又具有喜劇性。雖説許三觀所追求的平等非常的狹隘且從個人利益出發，但是，生活中的苦難卻讓他連這點小小的夢想都無法實現。許三觀一直生活在卑微中。因此，這些看似平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卻引人深思，尤其是對平等追求的人生哲理的思考。

小説中，許三觀面對生活中的各種苦難，沒有任憑命運宰割，也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賣血來應對各種無法預料的災難的降臨，這便是普通百姓的生存之道。通過賣血，他娶到了媳婦，償還了兒子傷人所需的醫藥費，幫助全家順利度過饑荒時期等等。因此，賣血反而讓許三觀有了與苦難、與命運作鬥爭的力量，也成為他自我價值得以實現最簡單快捷的唯一渠道。雖然許三觀僅僅是一個追求家人平安、温飽的碌碌無為的平凡人，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養活了全家人，並且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及生存價值。

小説中，以許三觀為了家人接二連三、義無反顧地賣血為全文的線索，而且無數次地重複賣血這一主題，使其苦難程度大大增強。同時，這種不停循環的賣血過程也體現了許三觀為家人無私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非常的簡單、樸實，毫無炫耀與誇張。與此同時，小説的後半部分寫到許三觀為了取暖，把小豬放進自己的被窩。這一舉動是遠方一位素不相識的賣豬老頭給的意見。熱心的人們用自己的真情與善良給予許三觀幫助與同情。 ^[7] 

許玉蘭是許三觀的妻子，在餘華小説中，她是一位有血、有肉、性格鮮明的女性的形象，具有民間女性的特有的性格，面對生活的苦難，她表現出了堅韌跟頑強。在跟許三觀結婚前，許玉蘭是一個人稱“油條西施”的賣油條的女性。婚前，她用為數不多的衣服能搭配出迷人的效果。結婚後更加顯現出她的精明她的能幹。一個女人能幹是一種能力，“撒潑”就是這種能幹的附屬品，她的撒潑並不是摔盆砸碗，而是坐在自家門檻上號啕大哭，用哭來表達生活的不幸與她內心的哀愁，但是哭過之後她不會自甘墮落而是選擇堅強的去面對。

許玉蘭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女性，她一向勤儉持家，她的勤儉要比她的“潑”更令人印象深刻。婚後她用許三觀發的手套拆了給家人做線衣，買菜時，她將所有的菜都放進自己的筐中，把自己不要的都挑出去，讓別人挑自己挑剩下的。她平時一分錢兩分錢都積蓄起來，十幾年從來不間斷，做飯時都要從每個人的口糧中抓出一小把放在牀底下的小米缸裏面，以備不時之需，結果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家人靠這個活了命。 ^[14] 

許玉蘭是許三觀相濡以沫一輩子的愛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許玉蘭被批鬥。在家中幾個孩子都不願意給許玉蘭送飯時，許三觀站出來為許玉蘭送飯，即使一上街就有人向他扔石子、吐唾沫。給許玉蘭送飯時，許三觀偷偷地把菜和紅燒肉藏在米飯下面。對檢查詢問的人説只給許玉蘭帶了白米飯。看見許玉蘭胸前掛着木板、脊背彎着的模樣，許三觀默默地難受，然後走向許玉蘭對她説一句“我來了”。簡潔的幾個字是暖暖的關心和力量的支撐。在街上示眾站了一天之後，許三觀擔心許玉蘭站腫了腳，給她燒熱水燙腳。在家裏開批鬥會時，許玉蘭因檢討自己的錯誤在孩子面前抬不起頭，許三觀便也開始檢討自己不好的行為，還説自己和許玉蘭是一樣的，重複強調“其實我和你是一樣的”，以此在孩子面前維護許玉蘭母親的形象。有難同當的言行凸顯了夫妻患難見真情。 ^[9] 

小説中的一樂是許三觀的老婆許玉蘭生下的第一個孩子，可事實是，這是許玉蘭與何小勇的孩子，對於許三觀來説，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屈辱。 ^[15]  但最終許三觀還是接受了這個孩子，一樂與許三觀之間的温情令人動容。這種温情，跨過了血緣的門檻，而讓他能夠跨過門檻的力量便是“父親”這兩個字。這是父子之間的温情。即使一樂不是許三觀親生的這件事人盡皆知、許三觀也計較過一樂的出身，但最終這種恨意敵不過父子之情。當許三觀找到離家出走的一樂時，一邊罵一邊把他背在身上走向勝利飯店，這一刻許三觀已放下心中的算計，實實在在的將一樂當做自己的兒子。在何小勇女人央求一樂為何小勇叫魂時，一樂聽了許三觀的勸説才願意叫上一句。許三觀與許一樂雖然是一對沒有血緣關係的父子，但他們之間的温情，早已超越了血緣。 ^[16] 

《許三觀賣血記》中的人物將身體作為容器來承載生命的血流，並試圖通過對身體的補償來供給血液的流失。身體作為勞苦大眾生存的支點，它的好壞決定着生存的質量。類似於許三觀這樣的底層民眾背棄祖宗教誨，賣掉作為身體精華的血液以換取繼續生存的機會，並非良策，而是在時代與生活的雙重苦難的壓迫之下迫不得已而做出的犧牲式的選擇，隱藏於小説背後，尚未被描述出來的深層原因即是不穩定的社會制度下產生的歷史動盪。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生活對他們而言就是想方設法活下去，在生存的縫隙中體驗着基本需求的滿足所帶來的快感，在殘酷生活的壓迫之下他們成了僅求温飽與生理需要的生命個體。這樣的生命體在生存的過程中以出賣身體的部分來獲取活的生機，將身體將血肉商品化，從而打破了傳統的身體血肉觀，將傳統的以血緣、血統為紐帶的人類關係上升到情愛的層面。 ^[11] 

《許三觀賣血記》以苦難為母題，被認為是餘華關於苦難認識三個層次中的最高層次——消解苦難。但苦難並不是餘華所要表達的終極目標，而是他為了透視人性本質而營造出的特定環境。作品中，面對苦難生活，“許三觀們”拼盡全力，甚至不惜以賣血為代價固執地活着。然而這種笨拙而執拗的堅持並不奏效，反而讓他們一次次意欲衝破束縛的努力都付之東流。這與他們錯誤的抗爭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12] 

《許三觀賣血記》是一部貫徹了民間敍事立場的小説，餘華有意讓民間的人生和民間的場景自主地呈現，而敍述者幾乎被“謀殺”了。小説對民間敍事立場的堅持，是它具有巨大的民間藴涵和民間魅力的原因。作者從敍述人主體性向人物主體性轉變，帶着温情描繪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和命運的發展。當讀者發現作者是以一位聆聽者的身份出場時，總以期待的眼光期盼作者與作品中的人物能交融，希望作者能理解作品中的小人物。餘華沒有讓讀者失望，他以底層敍事視角來敍寫許三觀，使其走出了20世紀80年代的符號化狀態，成為了餘華式的底層敍事視角。人物被注入了生命的血肉，抽象化的世界圖景重新從底層敍事角度獲得了生活的感性力量，表現出許三觀頑強、堅韌的生命力和麪對苦難的承擔能力以及從容的應對態度。作者並沒有給予許三觀強烈的性格衝突，也沒有直接剖析其生存心理，而是以最從容的姿態、最樸實的敍事視角把許三觀平凡的人生呈現在讀者面前，將許三觀的深度、複雜進行無限放大，以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姿態批判他也可憐他，顯得尤為獨特。 ^[8] 

《許三觀賣血記》與餘華之前的作品不同，它褪去了一些先鋒派作品的色彩，但卻彰顯了那段痛苦歲月的時代特質。迷離漂浮、捉摸不定的言語被簡潔明瞭的對話所取代，小人物自己説話，語言平白、真實易懂。而看似簡單的言語卻將1958年的“大躍進”，違背社會歷史規律的行為所導致的災禍毫不留情地付諸於許三觀身上。全家人每天兩頓玉米粥，喝了四個月。讀者不難看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將超乎尋常的想象力付諸於實踐造成了許三觀們的苦難。而毛主席一説話，就有人把他的話編成了歌，毛主席的名稱變成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高度集中的權力和被神化的領導形象通過餘華的筆將那個時代的特質以最簡單的話語書寫出來。

作者眼裏看到的是一個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由一羣政治素質不高的人所形成的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環境。餘華不能以手術刀似的言語剖析或揭露此時的時代特質，只能以平白的敍事言語將一系列歷史事實擺在讀者面前，讓讀者自己品味。大段大段的“某人説”，一層一層的遞進和深入，不斷加強語言的節奏，形成一種歷史時代感。如毛主席説：“要文鬥，不要武鬥。”於是人們就放下了手裏的刀和棍子。毛主席説：“要復課、鬧革命。”許三觀的孩子們就背書包上學去了。毛主席説：“要抓革命促生產。”許三觀和許玉蘭便重操舊業，各自上班去了。最高指示説：“要下鄉再教育。”一樂、二樂就去農村插隊了。再如作者第十八章對大躍進時候的描寫：“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鍊鋼鐵……”“我今天到街上去走了走，看到很多戴紅袖章的人挨家挨户地進進出出，把鍋收了、把碗收了、把米收了、把油鹽醬醋都收了去……”等等，整個章節就是由五個“許三觀對許玉蘭説”和一個“許玉蘭説”組成。這種特殊的敍事語言在整部小説中皆有所顯現，使小説彷彿是一出跨越了幾十年長長的戲劇，充斥着各種極具時代感的語言。這些話語又通過人物反覆出現，一遍遍地強調着不同的內涵，不斷敍述着相似的語言。餘華用很多“某人説”式的言語展現歷史和生活在這一時代人的無奈與悲哀，這種平白的言語表露出的時代特質反而勝過了所有義正詞嚴的言説與批評。 ^[8] 

《許三觀賣血記》中比較常見的是交流型對話，即利用話語實現人物間的交流，這種對話的言辭大都有明確的含意，人物在對話中獲得共識。但人物之間的對話不可能總能達成共識，當一方有意違背對話中的合作原則，就又很可能使對話顯得含混不清，弦外有音，甚至衝突四起。相對於合作性的對話，這種衝突性的對話更有趣味性，更有張力，也更能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從而形成富於戲劇性的情節。從這個角度來看，第六章的對話就設計得頗為精巧，在前一章裏許三觀發現了許玉蘭曾經出過軌，一樂不是他的親兒子，幾乎鎮子裏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當了烏龜，為此他決定懲罰許玉蘭。餘華並沒有描寫許三觀的心理過程，而是用了六段對話展現許三觀與許玉蘭之間的關係，進而顯現了許三觀內心由屈辱、報復到平靜的過程。 ^[13] 

2000年4月，《許三觀賣血記》入選韓國《中央日報》評選的“100部必讀書”。 ^[18] 

2003年，《許三觀賣血記》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 ^[18] 

《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中國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20世紀90年代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 ^[19] 

該小説曾被翻譯成英、法、荷、意、日等多種文字出版，韓文版在韓國熱賣。 ^[36] 

2015年1月，改編自《許三觀賣血記》的韓國電影《許三觀》上映，由河正宇執導，並與河智苑共同主演。 ^[20] 

2014年11月，改編《許三觀賣血記》的同名話劇在香港同流劇團上映。該劇由鄧偉傑改編，共分三場，分別為三觀與玉蘭、賣血記、炒豬肝。 ^[21-22] 

餘華的這本書，德文譯名叫做“那個賣血的男人”。本書緩慢地進行着農民式的思考，並在思考中解釋着什麼。或是想解釋汗錢和血錢的區別，抑或是想解釋血之力量與肉之力量間的差異。（奧地利電台2009年10月15日） ^[17] 

《許三觀賣血記》首次發表於《收穫》1995年第6期，1996年6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有不同版本再版。

1996年，台灣麥田出版公司和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繁體版《許三觀賣血記》。法國Actes Sud出版公司出版了法文版《許三觀賣血記》（Le vendeur de sang）。1999年，意大利Einaudi出版公司出版意大利文版《許三觀賣血記》。2003年，美國蘭登書屋出版英文版《許三觀賣血記》；同年，荷蘭De Geus出版公司出版《許三觀賣血記》（de Bloedverkoper）。2013年，日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日文版《許三觀賣血記》（血を売る男）。 ^[18] 

餘華，中國當代作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在細雨中呼喊》《活着》《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曾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説獎（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爾比國際文學獎（2014年）、塞爾維亞伊沃·安德里奇文學獎（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納文學獎（2018年）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