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直而切

語見其《新樂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篇序言，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理論綱領。

“言直而切”，意思是説，詩歌語言應該質直坦蕩，直抒胸臆，切中時弊，而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藉以掩蓋現實黑暗。這不僅是語言藝術風格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緊密聯繫着反映現實、批判人生、“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創作思想問題，體現了古典現實主義詩風的鬥爭精神和鼓舞力量。這一理論鋒芒，直接批判了傳統儒家“温柔敦厚”的詩教説。白居易不滿意儒家那“怨而不怒”、“主文譎諫”含蓄不露的詩風，認為它不利於詩歌反映現實和批評時弊。因此，他不僅強調詩歌的抒情特徵，而且在情感抒發方面，提倡一種“意激而言質”(《與元九書》)的激切直露的憤懣之情，以便“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這種批判現實的精神，從積極方面改造和發展了儒家的教化中心説，使詩歌和當前的政治鬥爭聯繫得更為緊密，更富於現實的理論意義。比如説，“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與元九書》)。

新樂府一類的諷諭詩，用質直的語言，抒發激切之情，不僅事實明白，而且態度鮮明，“欲聞之者深誡也”，以收到“直諫”的效果，從而促進了古典詩歌現實精神的發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