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治

1913年4月1日《言治》創刊號發表的《大哀篇》和6月1日第3期發表的《隱憂篇》。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後期，李大釗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長，負責《言治》月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他在《言治》月刊上發表的許多詩文，表達了他對辛亥革命後政局的憂慮，同時批判了袁世凱的專制統治。 ^[1] 

《言治》1913年4月1日創刊，就其刊名來説，“言”即發表言論、議論，“治”為治理，為我國儒家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治國”。表明它是一份議論、探討國家大事管理的刊物。在它第一期的《言治宣言書》中稱，該刊“以羣居研學為己志，而無所於黨”，“兼收幷包，無所於排”；以會員“自由研究之所得”，作自由“獨立之發表”。《言治》所刊發文字的內容，體現了其兼容開放，言論自由的指導思想，着重於對時政的揭露、批判和廣泛介紹近代西方文明。李大釗此時已是即將畢業的高年級學生，既有良好的國學功底，又有在校學習的紮實專業知識，更有訓練有素的外文水準和翻譯經驗，因此，他在出版的六期刊物中，發表有政論、雜感、詩歌等各種體裁的文字達30餘篇(首)；而其內容則集中反映了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情懷 ^[1]  。

如《言治》第3期刊登的《隱憂篇》(系1912年作)，李大釗於文中抒發了對國家、民族的深刻憂慮，舉出了“邊患”、“兵憂”、“財困”、“食艱”、“業敝”、“才難”等六大憂患。即指“蒙藏離異，外敵間隙”，國家領土面臨被瓜分的危機；軍隊不斷擴兵，而軍需糧餉籌措困難，裁軍亦不易；國家財政既有當權者的貪腐，化公為私，又有沉重的外債負擔，直面枯竭的危險；水旱天災不斷，糧食供應困難，且告借無門；工人無工可做，農民無地可耕，生產停滯，百業凋敝；風氣初開，舊習難除，能以應對、推行近代文明的人才尤其缺乏。“凡此種種，足以牽滯民國建設之進行”，“隱憂潛伏”。

又如第1期發表的《大哀篇》，李大釗憤怒地抨擊北洋政客、軍閥，“拾先烈之血零肉屑，塗飾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軍閥割據“以其坐擁重兵，有恃無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脅人民”。一省的“專制都督之淫威，乃倍於疇昔之君主”。“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權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我四千年的古國，面臨“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蕩析離居，屍骸暴露，餓莩橫野”的慘境，有力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

1913年李大釗自法政學堂畢業，為進一步求知，探尋救國真理，於是年冬初，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學。因日本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國內袁世凱權欲膨脹，野心稱帝，遂終止學業於1916年返國，又投入了新的救國戰鬥。

至於早已停刊的《言治》，在相關人士的操持下，於1917年改為季刊，仍以天津北洋法政學會出版物的形式在北京復刊，李大釗繼續為編輯部成員之一。該刊第3冊發表了他寫作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文中稱，“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認為，對此“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標誌着李大釗由民主主義者在向社會主義者轉變。

欄目有通論、專論、譯述、雜論、紀事、談叢、文苑、史傳、附錄等。

李大釗在該刊中署名為李釗，李大釗在創刊號中發表了《大哀篇》，同年6月1日，他在《言治》第3期上發表了《隱憂篇》等。前一篇是為廣大民眾痛苦的生活和悲慘的命運而悲哀，後一篇是為國家民族面臨的種種困境而困擾，反映了李大釗憂國憂民的意識。李大釗主編《言治》共6期，發表詩文共35篇，平均每期6篇。《言治》是李大釗早期發表論文、詩作的園地，從這些詩文可以看出，李大釗不僅對刊物有很強的責任心，寫作也非常勤奮。其中除古體詩12首，雜文、函扎、譯文等六七篇外，涉及政治事件的政論文章約有十五六篇。通過這些詩文可以看出李大釗當時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境界。

除了李大釗之外，還刊登很多鬱嶷的文章，如《論豫審應由檢察廳掌管事實上之理由》、《解散議會權與彈劾權》、《致江寧高等審判分廳刑庭推事書》等。

此外該刊還討論國內外的大事，談論國家的未來，例如《日本政變未已》、《日本立憲同志會之政綱及政策》、《論中國政治與學術之關係》等。

《言治》中的內容體現了民國初期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其中刊載大量李大釗的文章，為研究李大釗的思想理念保存了很多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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