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學史學

正像古代中國對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有多種解釋註疏和訓詁一樣，西方中世紀神學對聖經也有多種詮釋，各種版本的詮釋也同樣力爭正統地位，由此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到近代之後，它逐漸變成一種通過文字闡釋文獻資料，或對史料進行批判考證以對往昔進行科學解釋的系統方法論。19世紀的蘭克學派忽視理論概括，但卻十分重視文獻資料，他們吸收了以往博學學派的語義學、古文書學等等的釋義詮註技巧，用以進行史料的批判考證，成為解釋學史學的又一代代表。不過同時強調解釋的還有反蘭克的德國史學家德羅伊森，他認為自然科學那種解説技術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複的因果關係，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類精神獨特的內在世界。這就成為與前述解釋學截然不同的哲學解釋學的前驅。

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解釋學始於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他首先站出來反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認為後者絲毫不考慮歷史認識的主觀因素，而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史學家只有靠理解和解釋前代留下的各種痕跡，來彌補靠記錄或記憶不能全部把握歷史之不足。他把全部人類行為看作是人類精神的“外化”，具有一種意義，對這種內在意義是無法直接感知的，因此只有對那些外在的象徵加以解釋，而歷史就是這樣一個有待理解和解釋其內在意藴的“文本”。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心理學上的所謂“移情”。此外，由於一切文化產物都是對人類意義的不同解釋，它們之間就不應有高下優劣之分，這就有助於歐洲文化中心論的破除。在狄爾泰之後，意大利哲學家貝蒂、美國文論家赫爾施、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及其弟子伽達默爾大大發展了釋義學，但前兩者與後兩人之間卻存在一個根本性轉換。前者還認為歷史的意義是客觀存在，史家的主觀性也不能抹殺這一客觀性，而解釋就是通過理解史家來把握歷史這個文本的原意；後者卻絕不是要解釋什麼文本或辭句，而是要解釋古往今來的整個人生這個最初始的本體，這樣理解和解釋活動便是主體認識的基本方式。後者認為，真正的理解和解釋不是去克服因歷史性造成的主觀性，因為這也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根本無法消除的，所以理解和解釋應是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歷史性（時間間距），後者正是可以藉助來發現意義的手段。比如在歷史研究中，只有在時間間距消除了我們對對象現實的、功利的興趣之後，排除掉研究者主觀的滲入，導致發現對象的真正意義。因此歷史是“效果歷史”，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其中同時存在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這種釋義學主張表明我們永遠不能在“處境”（比如歷史）之外對它加以理解，因此便永不會有絕對客觀的認識。

解釋學理論由於大量涉及歷史解釋，因而對史學衝擊很大，如法國的利科爾就是較有影響的解釋學史學家，其他如巴爾特、富科等人的研究也與此密切相關。在中國，除哲學解釋學在哲學界、接受美學（解釋學的派生學科）在文學界有所介紹之外，解釋學史學對於史學界來説還是比較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