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

《禮記·大學》作：“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條之中，“明明德”之後的“親民”，學術史上存有爭論。唐代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將之解釋為“親愛於民”。 ^[2]  至宋代，程頤、朱熹則主張“親民”當作“新民”，程頤作《大學》定本一卷，對《大學》文字作了兩處更動，一是將“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改為“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另一處即是將“親民”改為“新民”，“新”即取“革其舊”之意。朱熹也認為：“今親民雲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雲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 ^[4]  其所作《大學章句》“親民”下注曰：“親，當作新。” ^[3]  但反對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響較大者如明代的王陽明，曾與弟子徐愛辨“宜從舊本作‘親民’”，列在《傳習錄》首章，認為“説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説新民便覺偏了” ^[2]  ，足見二者的對立。

這一問題，涉及《大學》的主題、論述脈絡、文本呼應乃至《大學》之外的其他儒家經典的論説。近當代學者亦有討論。徐復觀認為：儒家在傳統上將對民眾的“養”置於對民眾的“教”之前，且“養民”比“教民”更加重要；王陽明主張“親民”而非“新民”，在“教”之外反映出“養”的意涵，“真正繼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牟宗三則更加重視親民之“親”所藴含的尊重人格的意味。 ^[5]  林志純則從史學和古典學角度切入，主張“親民”為是，認為程頤所改不妥。 ^[6]  也有學者支持朱熹等的看法。例如梁濤認為，根據郭店竹簡，“親”與“新”本可通用，朱熹等改“親民”為“新民”並非無據；先秦儒家雖重視“養民”，但《大學》之文主要是屬於儒學內部的“明德”系統，而不是“事功”系統，從《大學》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親民”更接近原義。 ^[9]  還有學者主張，朱熹的“新民”説和王守仁的“親民”説都有其價值與缺陷。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