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燈因話

元朝大德年間，江蘇吳縣施濟，家境富裕，喜遊山水，年四十而無子。一次偶遇少年時同學桂遷，知其因做生意虧損，一貧如洗，即用二十錠金子替他還了債，又將前村十畝田和數十株桑棗供他養家。第二年，桂遷在地裏挖出一藏白金，本想歸還施濟，卻被妻子阻止，於是昧了良心，瞞了此事，偷偷在浙江會稽置了家產。十年後，施濟亡故，而其子剛三歲。桂遷乘機搬到會稽。後來，施家因子幼妻弱，漸漸貧困，母子到會稽尋桂遷求助。不想桂遷忘恩負義，施家母子多次，上門求見，都受到冷遇。施母鬱病而死。再説桂遷聽信一個姓劉的話，被他先後騙走五千金錠。劉自己買了官，錢卻不肯還。桂遷一怒之下，買了匕首 ，準備刺殺劉。當夜做夢，見到施濟，自己一家都成犬形，爭食糞便。醒後深感悔悟，棄了匕首，趕到吳縣，厚葬施濟夫婦，並將女兒嫁給施子。不久，姓劉的因為貪贓而陷獄。

浙東有個姚公子，父親是尚書，妻家也是宦族，家產百萬。姚公子自倚富強，不事生產，酷好射獵，羅致了上百個市井無賴少年，配備駿馬良弓，整天逐犬放鷹，四處伐狐擊兔。幾年後，錢財散盡，只剩地產了，於是就用地產為賞。有人為了得到姚家肥饒之產，就賄賂他身邊這幫無賴少年，想辦法讓姚公子受其酒食，臨別，無賴少年中，一人執筆，一人計算，一人查籍，寫成贈券，由姚公子簽字；後千脆刻版印刷，寫明事由及田地的圖形、數量，到時填填數目就可以了。不過幾年，產業蕩盡，那些撈足油水的無賴少年也都作鳥獸散。最後，姚公子只得先賣妻，其岳父設計叫人假裝厚聘接走姚妻；後又賣自己，又是其岳父叫人收他。由於吃不了砍柴春谷之苦，姚公子幹了幾天就逃走，落得與乞丐為伍。後來只得到妻子家中當門役，但一直不知其妻未嫁，也沒有再見妻子一面，老死於斗室。

安徽和縣有個姓孫的民家女，紅巾起義時，父母相繼論亡，十三歲流轉到鳳陽，託在郜家。孫與郜家的女兒親如姐妹。住了五年，郜女嫁給花雲，孫跟從。當時，花雲是朱元璋手下大將，東征西戰，沒有功夫顧家，而郜與孫形影相依，親愛愈篤。花雲到太平縣任職，帶了家室。敵軍陳友諒乘暴雨漲水，攻破太平，花雲戰死。當時，郜氏生子才三歲，郜將兒子託付給孫，自己投水殉夫。孫抱了小孩逃跑，途中用刀劃面並割了頭髮，雜處在乞丐羣中。到了九江，遇一漁翁，收留了他們。漁翁無子，想奪其子，孫棄了行李抱兒逃走；又遇潰退敵軍，孫抱兒躍入水中，靠一根斷木漂流進蘆葦小沙洲，困了七天七夜。幸而有一個叫雷文的救了他們，送他們到朱元璋住的地方。朱元璋封孫為恭人，享年八十餘，富貴沒世。

天台縣郭老，五十多歲才生了一個女兒，名雉真。郭氏聰慧有色，略通書數，十七歲嫁給一個旗卒。二十三歲那年，因丈夫生病，郭氏到土地廟祈禱，被丈夫的上司軍官李奇見到，心向慕之。於是把郭的丈夫調至離縣八十里的楊村。郭氏獨居，李就天天去她家，百般挑逗，郭氏凜然莫犯。經半年，夫歸。一天，李又來調戲，丈夫大怒持刀而出。李脱走後告官，縣官判郭的丈夫死刑，押進大牢。郭氏帶着一子一女，閉門紡織，艱難度日。有個姓葉的獄卒，也看中郭氏，想以情感動她，就特別照顧其夫，其夫感激入骨。一天，葉讓郭氏夫妻相見，其夫説：“我死有日，這個葉押獄性格温柔善良，沒有妻子，你就嫁給他吧。”郭氏哭着回家，將兩個兒女送了人，買了酒菜與丈夫道別後，走到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水激而衝不倒。觀者如潮，驚動了官府，官府打撈屍體時發現懷中有一張紙，上面寫了李軍官之逼，丈夫之冤。最終李抵罪而郭夫被釋，子女也贖回。朝廷表彰其墓為“貞烈郭氏之墓”。

揚州名妓李翠娥，通詩書，善議論，雖然身為官妓，卻不肯輕易見人。時陸居仁任揚州總管，一天以官召見翠娥，問她學過什麼，説是《史記》《漢書》。讓她以庭前梅樹為題賦詩，翠娥口占一首：“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愛豔陽春。”談到兩晉人物，翠娥滔滔不絕，見解獨特。陸總管很敬重她。問她為什麼不擇士人嫁之，翠娥説：現在的人鄙俗不堪，拿妻妾當狎客。配女良家，還免不了被淫褻；娶娼為媳，誰肯給予尊嚴。與其出嫁被人淫褻，寧可自守獨居而死。於是陸總管派人護送翠娥回去。不久，翠娥請求當道姑，陸總管深嘉其志，提筆寫了一道告示給她。翠娥從此進了洞真觀，終老而死。

會稽山陰人唐珏，家貧，準備到杭州去謀一個教 書的職位，路上遇到天長寺守墳的和尚福聞。福聞是去找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獻寺圖的。這個楊總統勢焰顯赫，貪得無厭，尤好挖人墳墓而盜取財寶。從寺圖上看，寺側有魏王的墓，唐珏知道魏冢難保，就極力勸阻福聞，福聞不聽。當年十二月，楊總統帶了一批勞役到蕭山，發掘宋朝帝后的陵墓。唐聽説此事，痛不欲生，變賣傢俱，到處借貸，得白銀一百多兩，熔成一百多個小銀牌，系在腰裏，扮為乞丐從杭州到紹興，一路上拾取挖墓被棄的白骨，遇到有人發現追問，就用銀牌賂之。半個月後，在永阜陵見到原來守陵的羅銑，結為同志，一起拾遺骸，分別裝進木盒，裹上黃絹，寫明某陵某陵，埋在地下。後來，楊總統下令把陵骨和牛馬雜骨放在一起，築了一座鎮南塔壓在下面。不久，這件事流傳到京城，元世祖忽必烈大怒，楊被捕死在牢中，兇黨百餘，皆被杖死。福聞逃脱，被百姓所殺。唐珏的事漸漸傳開了，震動吳越一帶。有人把唐推薦給在會稽做官的袁俊齋，給袁的兒子當教師，袁很敬重唐，為唐娶了妻，還配給公田。

漢口地方的民俗，女人好遊。貴第大家，競以美色相尚，生得嬌豔，惟恐人不知。每逢燈夕花晨，士女歡聚，臂接肩摩，回來還競相談論，品評高下。丈夫得知也引以為榮，自誇獨得美妻。此風元朝愈加盛行。當時有個鐵生，娶妻狄氏，美冠一城。城裏還有個叫胡綏的，妻子也很出名，僅次於狄氏。鐵生曾對狄氏説，我如果能與胡綏之妻相通，死了也甘心。鐵、胡經常往來，不料狄氏反而與胡綏勾搭成奸。有一次鐵生卧病在牀，胡綏裝扮成鬼嚇得他半死。家裏請來卧法師，入定後過時不起，一直到黃昏才醒，説是剛才遇見了鐵生的先祖，又被引見南北二仙，聽了一番陰陽報應、惜壽惜福的道理。大家聽了都很驚奇。不到一年，胡綏患不治之症活活痛死。

明朝宣德年間，有個姓丁的縣丞，在沒有做官前，家境已凋零。有一天因事要去河北，途中大雪紛飛，路途泥濘，沒有一個行人。忽然後面來了一個和尚，兩人正好同路，性格又相投，就合僱了一隻船，白天黑夜披肝露膽，相見恨晚。船行一個多月，再過一二天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丁縣丞偶然見到和尚隨身帶着二百兩銀子，一念之差，乘和尚黑夜在船邊小便時，把和尚推下了水。事後很懊悔，很歉疚，一年以後精神消耗，眼力昏花，睜眼閉眼都是和尚的形影，病情日重，便對兒子説：我要死了，你要記住我的教訓，做人不能有虧心的念頭。十六歲的兒子很孝順，到關帝廟去哭拜，願以身替代，接連幾天叩頭出血不已。一天，那個墮水的和尚來了，原來他識水性，並沒有死，前幾天宿在安黴採石的關帝廟，夢中聽到神在説丁生已悔，其子又孝，急往救之，所以兼程趕來。丁連本加利把錢還給和尚，從此安心病癒。後來做了三任縣官，都以清官出名。 ^[1] 

在明代隆慶萬曆時期，隨着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勢力的壯大，文學藝術受到了市民意識的較深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一部分以前被瞧不起的文學樣式小説，開始被重視了起來。在市民羣眾中，盛行的還主要是通俗小説，但文化修養較高的知識階層和上層市民，則更關注既有娛樂性又較雅緻含蓄的文言小説。因此，文言小説的創作在當時也是比較流行的。《覓燈因話》是隆慶萬曆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文言小説。

《覓燈因話》是由邵景詹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撰寫，共兩卷八篇。按照作者自己的説法，這部小説是受《剪燈新話》的啓發而作。書的名字，是因為作者在夜晚熄燈之後，聽友人所談之事深有感觸，於是“呼童舉火，與客擇而錄之”。 ^[2] 

卷一《貞烈墓記》中的主要人物。天台民女，聰慧美貌，嫁本鄉旗卒為妻。被千夫長李奇看中，多次製造機會調戲她，她都嚴正以待，凜然不可近犯。其夫為此受迫害入獄，她獨立維持生計，並親自去送飯。丈夫在絕望之中勸她改嫁，她堅決不肯，賣掉孩子，危坐水中而死。死後屍體安坐不倒，懷揣小紙，記述李奇的過迫和丈夫的冤情，總管府最終為她報仇申冤。郭氏夫婦的生離死別是封建官吏一手造成的，雖然最高統治者旌表以“貞烈”的虛名，但人們感念的還是她那種寧死不屈、勇於自我犧性的精神。死後屍體危坐激流而不倒的浪漫主義描寫，更強化了她的反抗精神，濃化了悲劇氣氛。

卷一《貞烈墓記》中的人物。任千夫長之職。因覬覦本衞旗卒的妻子郭氏的美貌，令旗卒離家遠成，乘機調戲他的妻子，不但未能得逞，還險些遭到報復。於是又勾結地方官，將旗卒逮捕入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是一個狡黠而兇狠的酷吏形象，郭氏夫婦的悲劇是他一手造成的。最後被總管府將他治了罪。 ^[4] 

《覓燈因話》融入了消極的世俗人生，小説也更側重於暴露。在晚明，金錢、拜金主義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世風日下，社會上諸如恃強欺壓、昧心霸佔、公然搶劫、百計訛詐、設謀謳騙等醜陋現象比比皆是。《姚公子傳》詳細地寫出了姚公子的敗家過程，暴露了晚明世風的黑暗。姚公子敗家並不僅僅在於其不諳世事，他的墮落與晚明腐敗的世風一也密切相關。其實，姚公子性格並非一無是處，甚至不乏一些優點，比如，打獵損害莊稼樹木，他加倍償還；村夫一旦以瓜果酒餚招待他，他則傾囊中所有竭力回報等等；應該説，損物照賠、知恩必報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姚公子並非不具備傳統美德。但問題是，在晚明“好貨”、“好色”的環境中，姚公子的“慷慨”與“豁達”恰恰成為眾惡少利用的對象。公子“交遊匪人”，終日與百餘名市井無賴之徒一起廝混，而“諸少年各欲染指其中（指家產）”。當姚公子賞賜他人土地之時，有些奸民卻故意裝作不肯接受，無賴們則以好言勸慰，這反使姚公子侷促不安，“唯恐其人不受也”，這樣的細節將姚公子的慷慨無知、眾惡少的喪天害理、奸民的狡猾都刻畫得極為細膩。在晚明黑暗的世風背景下，一旦姚公子世業敗盡，那羣惡少“出遇公子，漸不相識”“見公子飢寒，掉臂不顧，且相與目曬之”。前後對比，揭露出晚明金錢至上的人際觀念。

其次，作者審慎地揭露了明末世風的弊端，並着力於挽救日趨頹廢的世風。作者對晚明“好色、好貨”世風的批判是有區別的。對於“好貨”之風，作者雖有批判，卻沒有簡單地否定。在《桂遷夢感錄》中，小説對晚明的新價值體系產生懷疑。作者以為，靠見利忘義、自私冷酷而發家無法使人得到安全感。對於桂遷最初因經商而敗家，作者卻沒有片面指責，只是對他後來的見利忘義和忘恩負義行為大加鞭撻。換而言之，作者並不反對“好貨”之風，但反對唯利是圖，昧心發財。桂遷在改惡從善之後，生活安定；劉生則因貪贓受拷訊，情狀悽慘。作品從正反兩個方面批判了晚明的“好貨”世風，反映了作者試圖改變現實的良苦用心。對於“好色”之風，作者則竭力反對。《卧法師人定錄》中的胡生，因縱慾荒淫，“髓竭無救”而亡；鐵生縱然撿得一命，自好子也一認為是“留醜穢之軀以鑑斯世”。在結尾處，作者又借南北二斗之口，道出“惜壽惜福”對世人的重要性，暗示惟有“節慾”而不是“縱慾”才能挽救世風。

對於率性而為和個性張揚，作者也從務實的角度予以批判。《姚公子傳》中的姚公子，其性格形成與晚明個性張揚的背景密不可分。心學的興起，打破了理學對人們的束縛。應當承認，心學的興起助長了個性的張揚，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個性的極度自由很容易導致對現有秩序的破壞。《姚公子傳》中姚公子任性而為，不顧其它，並作詩為自己的“豁達”找藉口，“古今富貴知誰在，唐宋山河總是空”，表面上似乎參透了富貴與虛無之間的關係。在富貴之時，姚公子對“先業”並不在乎，任憑性情肆意揮霍，彷彿真的是“無他還與有他同”；但在敗家之後，姚公子則感慨“昔日繁華人慕我，一年一度易踐蹌！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在這首詩中，姚公子反思了自己的行為。在淪為乞兒之後，姚公子的感覺並不像他以前所説的“去時卻似來時易，無他還與有他同”，而是“一時一刻如長年”。詩歌的結尾，姚公子更明確地指出“而今無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此詩與前一首詩反差強烈。作品客觀上否定了姚公子的率性而為。《姚公子傳》只寫浪子的“敗家”而不寫浪子的“回頭”，姚公子最終沒有時轉運來。其意在表明，在世風日趨頹廢的明末，率性而為已經不合時宜。

《覓燈因話》在較短的篇幅中寫出了人性的豐富性，人物的性格也是流動和發展的。在《桂遷感夢錄》中，當桂遷挖到白金時，他首先考慮的是報答施濟。但在金錢的誘惑和妻子的勸説下，他“良心頓昧”，將銀子據為己有。客觀説來，桂遷妻子的分析也並非沒有道理，只不過她將人心設想的太壞了。由於商人自私的本性，桂遷對因衣食不濟前來投奔他的施氏母子百般冷落和凌辱，將當年施濟救濟他的二十錠銀子説成兩錠。後來桂遷被劉生所騙，方才悔悟。作者對桂遷恩將仇報的行為沒有作簡單化的處理，而是深人剖析他的靈魂，再現了晚明商人的性格發展歷程。又如，《覓燈因話》中的人物多呈現圓形性格特徵。《丁縣丞傳》中的丁縣丞雖曾為謀財而害命，但他並非一個十惡不赦的惡人。他性格豪爽，與被害僧人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的劫財僅是一念之差，事後一直處於懺悔和不安之中，並用親身經歷教育子女，要他們引以為戒。作者對丁縣丞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寬容與理解。再如《貞烈墓記》中，葉押獄為了得到美女郭雉真，細心照顧她獄中的丈夫，對旗卒百般關懷，以偽善的面目騙取了旗卒的信任。旗卒對獄卒也感激不盡，居然勸妻子郭氏在自己死後改嫁獄卒。這樣，作者入木三分地寫出了葉押獄的偽善圈套，揭露了其温情脈脈的面紗下所隱藏的不可告人的動機。 ^[5] 

小説情節曲折緊張，扣人心絃。從作品的情節構思來看，作者能夠在較短的篇幅之中，圍繞主題設置情節，刻畫人物。如《孫恭人傳》中，作者並沒有瑣碎地描寫孫恭人的一生，而是集中筆墨敍寫孫恭人救孤事件。按照時間的先後，作者將各種阻礙孫恭人救孤的元素逐一列出，然後敍述孫恭人的一次次反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節跌宕起伏，始終將讀者置於迷霧之中，不肯輕易揭去面紗。從人物的設置來看，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帶着一個嬰兒在戰亂中逃離虎口，這本身就是很有吸引力的題材。作者善於利用人物身份巧妙設置情節，如孫恭人被漢軍捕獲之後，為了保護嬰孩，也為了免受侮辱，她自毀容貌；又如孫恭人帶着嬰兒在軍中，“軍中惡小兒啼，將索收之”，孫恭人於是半夜逃跑，這也是符合嬰兒的身份和實際情況的。小説先敍寫花雲的壯烈行為，將孫恭人救孤事件設置在鬥爭異常激烈的環境中，接着詳盡描寫孫恭人救孤經過，讀來扣人心絃。另外，作者在開篇引用僧人的預言，結尾處又照映前文，使得全篇緊而不蔓，張而有秩，回味無窮。 ^[5] 

《覓燈因話》中《桂遷感夢錄》，被馮夢龍改編為《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姚公子傳》《卧法師入定錄》分別被凌濛初改編為《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錢》、《初刻拍案驚奇》卷三二《顯報施卧師入定》。 ^[6] 

已知主要版本有明萬曆二十一年（1592）《剪燈叢話》合刊本；清同治《剪燈叢話》合刊本；民國董康誦芬室《剪燈叢話》合刊本，藏國家圖書館；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剪燈新話（外二種）》排印董康誦芬室刊本；1985年，台灣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説叢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清刊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