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傾訴

憂患與悲憫顯然是梅潔寫作活動深厚的精神背景。在其個性鮮明的紀實性創作中，生態報告文學《西部的傾訴》（原載《報告文學》2000年第7期，下述梅潔引文多出於此）以其生活和藝術、外觀和內省、智性和詩性的恰當處理而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成為梅潔報告文學創作名副其實的代表作。評委們一致認為，中篇報告文學《西部的傾訴》是投向中國西部一道獨特的目光，一部關於中國西部女性，特別是女童教育狀況的沉重述説。作者以熾熱的愛心，深沉的憂思，豐沛的理性與激情，記述了中國西部土地上存在的愚鈍與啓蒙、貧困與智性令人震撼的尖鋭對立，同時將經濟、教育、人口、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納入讀者視野，引領讀者給予特別關注和深入思考。事實正是如此，無論是與作者自己的《山蒼蒼，水茫茫》和《大江北去》相比，還是與近年其他報告文學作家的憂患性報告文本相參照，《西部的傾訴》都稱得上是一篇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 ^[1] 

有人説報告文學是別一種“行為藝術”，那是因為它首先是一種“行走的文學”。與都市行走者不同的是，梅潔更多地受到了悲憫情懷的浸染，因而大多情不自禁地行走在故鄉山水之間和西部荒原之上。《西部的傾訴》正是作者西部行走和荒原凝視的藝術結晶，因而也是最能體現報告文學原創精神的作品。

毫無疑問，人與自然的關係通常表現為人與環境之間的親和狀態如何。反過來講，“所謂生態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這是人類文化中最原初、也是最根本的問題。但是長時間以來，這個問題以人類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認為完滿地解決了，只是當人類受到有史以來的最嚴重懲罰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意識到人類生存發展之道要不要改變。”[1]作為一名自覺的荒原考察人和生態守護者，梅潔對自己“行走”和“改變”的意義非常清楚。她多次重申——“1998年，我曾在中國西部走了數萬裏，從貴州到甘肅、從甘肅到青海、從青海再到寧夏，一百多天裏，我一直在沉寂遼闊的西部高原行走。我已經明白，我行走的理由不再是為了滿足文人的浪漫，我是在探尋與我寫作命題有關的人文與自然的實證。我數次穿越沙漠、戈壁、高地，我反覆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我看到了可怕的雅丹地貌的破碎和大面積剝蝕，我的內心充滿了驚懼和憐憫；我在風沙彌漫的毛烏素沙漠和騰格裏沙漠裏行走，我體驗着人類艱難的企盼和生存；我穿越西鄂爾多斯遼闊的荒原時，看到許多大人和孩子在挖甘草，他們不知道這樣挖掉草根，破壞了生態環境最終將陷入可怖的生存陷阱。在我向荒原凝眸的瞬間，我倏忽更加驚醒自己的使命和我西行的意義。”

西部的乾旱、貧瘠與窮困，對我們而言並非陌生的話題。但梅潔想告訴我們的是，這種可怕的循環並沒有隨着新時代的到來而有所好轉，恰恰相反，人類的繁衍和現代科技的進步很可能進一步惡化了本已十分脆弱的西部環境。作者以歷史的眼光敏鋭指出，甘肅定西在清代以前“森林極盛”，乾隆以後破壞嚴重，光緒年間“砍伐殆盡”。1960年，定西、通渭、會寧一帶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挖草根、剝樹皮而食。1982年甘肅無雨，糧食絕收，飲水困難，定西地區120萬人全靠汽車拉水度日。當送水車隊經過的時候，天上飛鳥、地上牲畜瘋狂地跑來與人爭水。1984年，甘肅中部的生態環境調查結果讓人震驚——定西縣每1.4年一次旱災；永靖縣年人均口糧150斤，不夠半年吃；會寧縣每天破壞植被約3000～6000畝。那麼青海呢？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淘金者湧入河湟谷地，使這裏的人口增加了10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過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類猖獗，毒草、雜草叢生，荒漠化面積迅速擴展。生態惡化使青海自1992年以來幾乎年年發生旱情，受災面積數百萬畝，黃河干流之一的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丟掉耕地上萬畝。1997年黃河上游水量降至歷史最低點，致使上游的龍羊峽、李家峽兩大水庫蓄水量減少了近25億立方米，成為建庫以來最少的一年。就連那個周長360公里、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鹹水湖——青海湖，70年代以來水位每年下降10～13釐米，導致一些地方如今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島。梅潔痛心地説：“10年前，我到達過青海湖。那時，望着湛藍湛藍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卻時遺落的一滴傷心的淚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變時留下的一份藍色憶念。那時，我很詩意很浪漫。10年後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邊，望着一天天一年年減少的湖水，我就想，當這滴淚水徹底乾涸時，當這份憶念徹底泯滅時，地球將怎樣抖動它的憤怒呢？那一刻，我很憂鬱也很恐懼。”寧夏的形勢同樣嚴峻。在梅潔看來，“今天，純地理意義的寧夏可以説是腹背受敵：騰格裏沙漠從東至北步步圍逼，西邊的賀蘭山已剝蝕得面如死灰，南邊數百平方公里的鄂爾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澗、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寸草不生，這也許就是人們説的‘寧夏是個大沙窩’的緣由吧。即使南北綿延250餘公里、東西寬60多公里的賀蘭山，昔日“賀蘭之山八百里，極目長空高插天。斷峯迤邐煙雲闊，古塞微茫紫翠連”。如今，這一切都消失了，賀蘭山禿了，六盤山上的森林絕跡了，黃土高原上寸草不生了。

面對甘肅、青海、寧夏自然生態的可怖局面，梅潔痛心疾首，併為其並不樂觀的未來憂心忡忡，顯示了一位現代知識分子永不言棄的責任擔當——“當我穿行在遼闊的西鄂爾多斯荒原，當我行走在溝壑縱橫、山塬破碎的甘肅定西和寧夏西海固，當我站定在漫漫無際的騰格裏沙漠之中時，我總在想，僅僅是樓蘭人來不及種樹了嗎？世界舊大陸的悲劇就不再發生了嗎？”

巴赫金説過，“通常情況下，沒有一種陳述只能歸於唯一的説話者，它是對話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是複雜的社會情況的產物”。[2]梅潔的生態話語亦復如此。《西部的傾訴》讓人真切地感覺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其他生物一樣，某種意義上説都是地球的“寄生蟲”，我們確實高貴不到哪兒去。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道家的“道法自然”、“物我為一”的思想對於我們今天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不無啓示。“道家的思想及其宇宙演化論雖是以道為基礎和前提的，但它的主旨還在於探討天地萬物與人類的關係，主張天地萬物共生共長。”[3]《西部的傾訴》已經向我們表明，西部嚴重的自然生態完全有理由成為世人認真關注的公共領域。

二、價值拷問——生存的焦慮 如果説自然生態是我們生存的外部依據，那麼，人的主體素質則是我們如何生存的內在邏輯。為此，《西部的傾訴》加了一個解釋性副標題——“中國西部女性生存現狀憂思錄”。作品以既同情又批判的看似矛盾的筆墨，“把西部女性的人生價值觀、生育觀、教育觀從容不迫地展示開來，詳盡描述了西部女性觀念中那種自我放棄、自我無意識的矇昧精神狀況。她們崇尚多子多福，對讀書上學漠不關心。‘丈夫孩子熱炕頭’，是她們生活和理想的全部。在佈滿雪花的電視屏幕上，她們也隱約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在她們心目中，那只是天上的星星。她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生存質量，‘過日子就是這個樣’，是唯一安慰她們的一句話。她們不停地勞作，不停地生孩子，直到喪失了這種能力，直到老至將死。”

不難看出，作者試圖努力還原西部女性的生存怪圈：“貧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貧困”。作者自己闡釋説，《西部的傾訴》以散文化的表達和散點透視式的結構，企望從歷史、文化、教育、經濟、人口、環境、宗教等多側面揭示一個人類生存的怪圈，那就是貧困帶來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缺失導致的野蠻與矇昧，野蠻與矇昧引發的人口急劇增加，大量低素質人口降生在資源有限的土地上，從而使生存環境遭到根本性的破壞，而環境的被破壞使發展中國家和中國西部更加貧困。21世紀，人類為掙脱這個陷阱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和努力。

原始的農耕時代的生育觀念，始終是梅潔反思的重點。她尖鋭指出，1977年聯合國沙漠化會議提出了乾旱地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臨界指標，即每平方公里不能超過7人，半乾旱地帶不能超過20人。可今天，乾旱沙化的中國西部把冰川沙漠荒原全部計算在內每平方公里已達49人！山河破碎的會寧每平方公里已達88.5人！“苦甲天下”的甘肅定西每平方公里已達130人！80年代初，甘肅唯一有餘糧外運的河西走廊每平方公里的耕地已容載572人！這樣高的人口密度同江蘇省人口密度幾乎相近。即使這樣，“三西工程”（甘肅境內為兩西工程）還將其作為移民50萬人的地方。作者調查後認為，1981年，全國15～19歲已婚青年佔同齡青年的4.28%，寧夏山區為8.4%，翻了一番，南部山區為13.7%，翻了兩番。全國婦女平均育齡為20～34歲，而寧夏山區為18～47歲，西海固山區為16～49歲，生育期大大延長。1981年全國育齡婦女生五胎以上者佔7.67，寧夏山區為10.7%，而西海固山區則高達34.8%，最高的生了23胎！作品結尾意味深長：“雨越下越大，六盤山區一片雨茫茫。這時，我心裏迴響着回族作家張承志多次尋訪‘西海固’後寫下的話：這裏的一切問題是關於人、人心、人的處境問題……”

西部生存固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它給作者所帶來的壓抑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作為一個誠摯的價值拷問者，梅潔並沒有放棄期盼。單秀明所推廣的地膜覆蓋技術，先後創辦的農業技術學校和“興隆回族女子職業教育中心”等，分明使我們看到了這種希望：

單秀明發現，在貧困的西部農村婦女是開發最不充分的人力資源。於是她就想為農村的大齡女娃娃們做些事情。在多年的農技培訓過程中，她發現農村女娃娃們對學農業技術不大感興趣，於是她就想開辦一個以服裝、裁剪、縫紉、刺繡為主的職教中心。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上，她把想法告訴了寧夏教科所副所長馬毓勤，她請馬所長給她的中心起個名字……此後，“興隆回族女子職業教育中心”就掛牌成立了。僅僅兩年，“中心”在興隆農技站的一間辦公室裏已辦班11期，培訓了寧夏、甘肅、新疆三省5縣18個鄉鎮的600多名15～18歲（最大35歲）的大齡女童，其中7%為文盲，她們中60%的人都已自立，有幾十人已成為遠近聞名的服裝技師並開始一批一批帶徒弟。

這是梅潔西部行走過程中的若干亮點之一，也是生活與藝術的辯證法在《西部的傾訴》中的精妙運用。它説明，紮實的自救往往比心血來潮式的他救更有力量。事實上，“作為人確立生存價值的精神性活動，文學沒有什麼先在的種類本質，它的本質是在為人的生存確立價值或創造條件的過程中獲得的，因此，文學的本質當在價值論與生存論的關聯上來思考。就此而言，文學的‘本質’就是使文學活動在生存價值的確立上區別於其他的精神活動的東西。”[5]優秀的報告文學創作尤其如此。

三、建設情懷——文化的牽引 建設情懷應該是文化自覺的顯著標志。對於一個缺乏文化意識的“自然人”來説，再富有的家當也會吃喝殆盡，因為他缺乏創造性和積累力。由此判斷，理性思考和感性經驗同樣可以承載個人理想和國家意志。梅潔充分認識到——教育之於婦女的生育觀、人生觀何等重要，教育之於人類已經陷入的困境——人口爆炸式增長何等舉足輕重！

關於西部女性教育問題，作品有一組統計數據。1981年，全國12歲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佔同齡婦女人口的24.57%，寧夏同年為57.59%，寧夏南部山區則高達80.26%。生育4胎以上的婦女中，大學文化程度為零，高中文化程度為0.05%，初中文化程度的為1.04%，小學文化程度的為8%，文盲和半文盲則為90.91%。並且，在貧困的中國西部，每年都有數百萬兒童在失學、輟學，他們中十有六七是女童。帶着濃烈的問題意識，作者禁不住質問：“同在藍天下，同是花季年華的西部農村女性卻日復一日地咀嚼着貧困。她們渴望上學，然而貧困卻剝奪了她們上學的權利；她們憧憬未來，然而前路卻一片迷惘。在貧困與愚昧的黃土地上，在痛苦與悲傷的命運抗爭中，誰能為她們撥開迷霧？誰又能向她們伸出温暖之手呢?”

在百餘天的艱辛採訪中，梅潔總是忘不了西部鄉村的孩子們。他們有的因教育觀念滯後或家庭條件限制不願上學、上不起學，有的則因教學設備簡陋上不好學。天祝縣南泥溝小學三年級學生喬喜武家境困難，眼看就要輟學。班主任謝玉香告訴作者：“放假時學校要求預交今年秋天的學雜費30元，娃沒有，我先墊上。娃説四五月份剪了羊毛還給老師，但娃們的羊毛今年也沒有賣出去，還不了老師，娃們可能不敢來唸了”。説着，周發科和謝老師就開始滿村子地找橋家兄弟，幾個啃着元白菜根的孩子告訴我們，説他們到山裏放羊去了。山遙遠無盡，草灘遙遠無盡，孩子們會在哪兒呢？謝老師説，近處的草灘是冬天的草場，夏天的草場都在50裏、100裏以外，娃們肯定已走得很遠，既已走，就要走到入冬才能回來。她還説，娃們也不會有帳篷，夜裏都是擠在羊羣裏、摟着羊肚子睡。在王家古窯小學、田老莊小學、胡莊完小、岳家川小學、李家山小學，幾乎每一所學校每一個教室裏都有學生站着上課，因為他們沒有凳子，到處都可以看到孩子們四個人擠一張桌子。岳家川小學36個一年級學生在教室外的土院裏，用樹棍和廢電池的炭棒在地上寫字，他們和三年級組成複式班，因為教室站不下，兩個年級只好輪流上“露天課”。面對上述教育窘況，作者殷切呼喚：“什麼時候西部的孩子們不再大批地失學，西部的大人們不去封殺懸掛在教室裏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師懸掛的話）……那時，西部將告別貧困告別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會慢慢長起來，而西部的孕育就將交融着温暖的理性與激情。”

令人欣慰的是，有人已經開始了教育救贖的努力。寧夏教科所的王建華一生也不再會忘記窯山。那時的窯山公社只有一所小學，4名老師，王建華是第5名。半年後，這所小學成立一個初中班，此為戴帽中學，王建華教初中班。沒有學生，一家一家去找，最後找來了12個學生，窯山中學就這樣誕生了。除了教書，王建華和學生們一起拾柴，一起翻山越嶺抬水，一起在校園裏種樹。冬天到了，王建華又和學生們一起四處集雪，然後把雪抬到學校的水窖裏，這是他們最好的飲水啊。就這樣，王建華在窯山一教就是10年。還有西鄂爾多斯荒原中的“奇葩”——韋州回民女小：

46歲的馬新蘭生命的27年都獻給了韋州的女童教育。1985年恢復韋州回民女小時，馬新蘭從韋州中心小學調回回民女小當校長，那時加她一共6個老師、90個女學生。1998年，回民女小有21名老師，360個學生。從1985年到1998年，從回民女小走出去的女學生已達1000名。她們中許多人上了中學，其中又有許多中學畢業後考上了北大、北師大、中央民族學院，許多人做了教師、幹部、商界老闆。從學校到清真寺，從社會到家庭，韋州女小走出去的學生都成為生活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就馬新蘭個人而言，千名學生完全堪稱“弟子如雲”；就宗教傳統而言，在“女孩9歲就要封齋、不能再與男孩一起蹦蹦跳跳、十五六歲就要出嫁”的韋州，馬新蘭讓1000名女孩在不同程度上獲取了另一種人生，這在韋州、在鄂爾多斯荒原應該是一種奇蹟。

在貧困的西部，像馬新蘭這樣的一個女教師、女校長，興許一生都會成為女童心目中一束永不凋謝的七色花。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如北大的臧健教授對馬小玲的資助，臧彤對馬虹的資助等。正是因為他們的不懈努力，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甘肅會寧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學生考上大學，會寧因此成為甘肅著名的“狀元縣”。

但新的困惑隨之而來。這些大學生很少有人願意畢業後回去報效家鄉，因為家鄉太窮。對此，梅潔同樣無比傷感——“當人們告訴我説北京電子一條街有247名會寧大學生、北京部級機關也有50名會寧學生，而會寧山河依舊破碎，會寧像被吸乾了乳汁、輸盡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親時，我無言以對。”這也正是今天西部開發過程中的現實問題之一。誠如李炳銀所説：“西部開發的鑼鼓剛剛敲響，梅潔很快就以自己的報告文學《西部的傾訴》加入到對西部的認識和開發中來。《西部的傾訴》着重對西部女童教育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報告。西部的貧困和女童失學、輟學情況非常令人痛心和不安。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是開發建設西部必須面對的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人們在走進西部的時候，必須同時面對。梅潔的報告，表面看似乎與西部的經濟開發無直接的聯繫，但是，它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開發西部具有深層的參照價值。”

如果説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生命的根基，那麼，藝術性無疑就是這種非虛構文體的有機內涵。可以認為，《西部的傾訴》一方面“以虛構文學所不具備的氣魄和涵蓋力準確、尖鋭地把握了生活的總體意義上的真實”[7]，另一方面又以感情充沛、文字清麗、結構圓潤的文學方式實現了報告文體的藝術追求。即便是並不輕鬆的天祝告別，作者也以憂傷的筆觸傳送出縷縷詩意——“華藏寺鎮浸溶在祁連山寒涼的清晨裏，如洗的藍天像一隻碩大的玉盤覆蓋在四周的達日山、格寧山和馬牙雪山上。街市上沒有行人，唯有一小陣一小陣的冷風擦地而過。站在這‘天上一角’凝眸四野，我感受着這‘十善華鋭地’的圓滿和吉祥。”難怪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託多羅夫歸結出“訴説越巧妙，真實感就越強”的命題。

我們不得不承認，每一次社會振盪和思想解放，似乎都能激起報告文學的表達熱望和讀者的審美期待。從這個意義上説，當前報告文學發展的矜持狀態可能與社會改革的疲勞心理不無關係。或許正是基於此種考量，胡錦濤才特別重申繼續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他説，“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8]我們期待並相信，伴隨着改革開放這一宏偉工程的持續推進，報告文學必將獲得更為寬闊的表現空間，梅潔的報告文學創作或許能夠藉此契機再上一個新的台階。

這是一個沉重的命題，出人意料的是，完成這一命題的是一位柔骨水眉的女性作家。我想説的是，這部出自纖纖素手的作品何以如此大氣磅礴、鏗鏘有力，置人於震驚的狀態。我們分明是看見了，西部土地上那些如姐如母的女人們，正跋涉在血淚凝成的生存之路上。

可以想象，一個現代都市女人，一個在書齋裏與文字打交道的女人，背上旅行包和相機，行走在荒涼的西部高原上，那該是如何的一種信念和精神狀態。當她坐在窯洞的土炕上，聽婆姨們訴説自己的苦難身世；當她在黃土高坡上聽失學的女童唱歌；當她在秋天的陽光下看年輕的母親懷抱、肩背、手拉着一羣孩子……那時刻，她的心潮波濤排空，強烈的傾訴欲灼燒得她通體發紅，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中，《西部的傾訴———中國西部女性生存現狀憂思錄》（見《報告文學》2000年第7期，作者梅潔）誕生了，它墜地的啼哭聲立時融入西部開發的濤聲中，聲聲入耳。

作品用充滿人文關懷的理性筆墨，把西部女性的人生價值觀、生育觀、教育觀從容不迫地展示開來，詳盡描述了西部女性觀念中那種自我放棄、自我無意識的矇昧精神狀況。她們崇尚多子多福，對讀書上學漠不關心。“丈夫孩子熱炕頭”，是她們生活和理想的全部。在佈滿雪花的電視屏幕上，她們也隱約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在她們心目中，那只是天上的星星。她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生存質量，“過日子就是這個樣”，是惟一安慰她們的一句話。她們不停地勞作，不停地生孩子，直到喪失了這種能力，直到老至將死。母親是這樣，自己是這樣，一輩輩人就這樣過來了。至於女兒輩的人生她們似乎也沒有更多別的設想。這就是西部女人們的人生。

梅潔以她慣常的充滿激情的文字，為西部女性的命運呼籲着，她像一個醉漢，在沉寂遼闊的西部荒原上亮開嗓門吼叫着，焦灼、瘋狂地奔跑着。

為了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使自己的呼喊產生回聲，她用大量精確的數字，揭示了西北女性的生存現狀：“她們9歲就要訂婚，十五六歲就要出嫁，出嫁後她們恐懼做愛，然而不久，她們又聽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們幾乎一年生一個孩子，她們不到30歲就有五六個兒女。”貧窮使她們得不到女人最起碼的生理保健，“她們甚至不能也沒有條件以潔淨的方式來保護那個維繫人類的温牀———她們用破布袋裝草木灰來對付每月來臨的青春之潮”。這些讓都市女性難以置信的事實，至今仍然在西部許多落後地區存在着。難怪作家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中國西部女性正經歷着‘貧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貧困’的人生怪圈，加上西部低素質人口卻在翻番地劇增，西部女性出路何在？”

我們期待西部大開發帶來西部女性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