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記述了埃德加·斯諾於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即後來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通過採訪、對話和實地考察後的所見、所聞、所感，報道了中國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士兵、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的戰鬥、學習和生活情況 ^{[6]  [13]}  。

在陝北，斯諾採訪了眾多共產黨領袖和紅軍將領，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鄧發、徐海東等。斯諾描述他們的言談舉止，追溯他們的家庭環境和青少年時代，試圖從其出身和成長經歷中，找尋他們成為共產黨人的原因。此外，斯諾還深入紅軍戰士和根據地老百姓之中，對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軍事策略，紅軍戰士的生活，以及陝北根據地的社會制度、貨幣政策、工業和教育等情況做了廣泛的調查 ^[2]  。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迫害屠殺中共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羣眾 ^[2]  。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進行了戰略大轉移 ^[12]  。

1936年，人們對中國紅軍、蘇維埃等等提出過許多問題，由於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紅軍有關的消息進行嚴密封鎖，回答問題的人都沒有親身到蘇維埃統治的區域去過，所以沒有人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形容的那樣，“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着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蘇區和紅軍的存在成了一個難解的謎。斯諾知道，要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裏去走一趟。他也知道，曾經有少數人嘗試過這樣做，但都失敗了。因此，到紅區去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即使能進入紅區，也以為沒有誰能活着回來 ^[8]  。

1936年6月，斯諾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一個消息：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對紅軍實際上已停止作戰，並邀請周恩來在西安舉行了會談。那裏的形勢有了轉機，這就使斯諾有可能進入紅區。於是斯諾決定抓住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9年的新聞封鎖。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的一位領導人通過斯諾的一位老朋友，給他送來了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8]  。

斯諾拍攝的照片(4張)

斯諾冒着生命危險，穿越重重封鎖，深入保安，深入根據地，深入西方媒體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實瞭解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生活經歷和革命精神 ^[2]  。

1936年7月初，斯諾在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親自為他擬定了一份為期92天的考察蘇區日程表 ^[13]  。7月，斯諾到達延安，心懷眾多尚未解答的疑惑，他以公正的態度，瞭解紅軍長征、黨政機關，經濟、文化、教育、宣傳、軍事訓練、武器裝備、戰術、婦女和少先隊等各方面情況，同共產黨領袖、紅軍指戰員、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談話，還參觀了紅軍大學，觀看了根據地百姓排演的劇目。斯諾的寫作態度一貫客觀真實，如其所説：“我和共產黨並無關係，而且在事實上，我從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所以這本書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在這裏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 ^[12] 

1936年10月初，斯諾回到保安，隨後與毛澤東同志進行了10多天的談話 ^[13]  。10月中旬，南京的軍隊已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和紅軍對峙的地方，大都逐步換上了南京方面的軍隊，只有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還是由東北軍駐防。斯諾知道如果再不離開蘇區，可能就走不了，於是決定沿這條戰線回西安去 ^[8]  。

1936年10月20日，斯諾安全地通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21日進了洛川，22日回到了西安。斯諾在城裏鼓樓下車，卻發現裝着斯諾在蘇區記下的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個膠捲以及許多共產黨的雜誌、報紙和文件的行李已不知去向。這時戰士才想起，為了怕受到搜查，臨行前把行李夾在一個裝着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的麻袋裏，而這個麻袋已卸在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卡車急速回駛，最後終取回了行李。23日一早，西安城裏戒了嚴，蔣介石突然來到西安，幸運的是斯諾先前已將行李取走並離開 ^[8]  。

斯諾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首先為英國和美國的報刊寫了許多篇通訊報道，他的真實報道立即轟動一時 ^[8]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將全部報道彙集成冊。他曾為該書擬了五六個書名，有《陝北的數月》《紅區訪問記》《紅星在中國》等。為了選擇適當的書名，斯諾請來幾位朋友，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最後，大家一致認為《紅星在中國》這個書名最好，於是斯諾寫上書名Red Star in China，把書稿寄了出去。斯諾的代理人在把書稿轉交給英國倫敦維多克·戈蘭茨出版公司時，由於一時疏忽，書名抄錯了一個詞，把Red Star in China寫成了Red Star over China。因此，該書在中文裏只能譯為《紅星照耀中國》 ^[15]  。

《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由於斯諾無法百分之百地掌握有關材料，況且他還沒有采訪到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他認識到“書中有事實上的出入，有判斷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錯誤。”在後來的再版中，斯諾訂正了一些史料 ^[16]  。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斯諾隨即在1938年秋蘭登書屋再版《紅星照耀中國》時，增寫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斯諾認為，日本這輪“旭日”不但不會升起，反而將在中國戰場隕落。在新增寫的一章中，斯諾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持久戰和游擊戰，向外界傳遞了中國抗日必勝的前景和信心 ^[19]  。

1944年，斯諾再次對《紅星照耀中國》作出修訂。根據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變化，以及1937年以來蘇美各方對《紅星照耀中國》的反映，斯諾在該版長篇後記中，對中國局勢作出了富有預見性的展望。他指出，日本戰敗已成定局，在長期的抗戰中，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巨大的威望”，“時間已經證實了這些革命者為之奮鬥和犧牲的理想的正當性”，他看到，中國人對共產黨的信賴要比對國民黨高得多 ^[19]  。

二戰結束後，斯諾曾於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到訪中國，並於1968年和1971年對《紅星照耀中國》進行了兩次修訂。斯諾將原書的時態改成了過去式，根據三次訪華所收集的新材料對部分內容進行了增刪和改寫，同時增補了萬餘字的註釋，並在附錄中增添了大量新的內容，包括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未公開的部分以及一百餘條人物小傳等 ^[19]  。

《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將中國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準確情況和紅軍將士的英勇形象公之於眾，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展示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反法西斯鬥爭的信心和力量。特別是《長征》一篇，描述了紅軍強渡大渡河，過草地、勝利會師西北的壯舉。而完成如此壯舉的法寶——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具備的廉潔奉公的高貴品格，書中多有展現 ^{[12]  [13]}  。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記錄了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紅色中國”產生、發展的原因，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做了客觀的評價。作者從多個方面展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解放而艱苦奮鬥和犧牲奉獻的精神，瓦解了種種歪曲、醜化共產黨的謠言 ^[2]  。

斯諾是記者，又是有天賦的作家，他的報道“很文學”，可讀性很強。斯諾通過對領導人和普通民眾的細微觀察和細緻描述，把原來可能寫的枯燥乏味的紅區黨組織、各種文件、會議等內容轉變為讓讀者讀起來感到親切生動的文字 ^[3]  。特別是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等許多革命將領的採訪，總有一種瞭解之同情，有人性的關懷。在他的筆下，這些人物有理想情懷，是非凡的，但又是有人間味、有人格魅力的。在諸如飲食、住宿、開會、舞會、戀愛，甚至房屋擺設、身體語言等有趣的細節中，人們能感受到“紅區”特有的氣氛，在激越、緊張和進取中，也不無自由和舒展 ^[9]  。

斯諾寫紅軍，寫共產黨的領袖，寫延安紅色政權，他的觀察點、態度和語言，跟人們所習慣的有些不一樣。他的紀實毫不做作，是質樸而真誠的。斯諾以“他者”的目光來觀察“紅區”，他對共產黨抗日政策的轉述，對“紅區”生活的描寫，自然也有西方記者的立場，但力圖還原真相，避諱“宣傳”，沒有刻意的“過濾”，從而保存了歷史的真實 ^[9]  。

《紅星照耀中國》中的修辭方式頗為靈活多樣，如映襯、易色、誇張、排比、引用、懸念、宛曲、雙關、借代、摹擬等等，但用得最多的還是比喻。作為一個力求客觀報道事實的記者，大量使用各種修辭手段不僅未影響其文字的客觀性，反使讀者對這事實有更真實的瞭解與把握。修辭手段的運用，成為傳達作者所見所聞所感的有效方式。該書中出現的比喻按有無喻詞及本體是否出現的標準，有明喻、暗喻、借喻幾種。喻體的作用，不僅僅是用自己的某一顯明特徵去比照本體，使本體的某一相似特徵也顯豁起來，而且喻體本身也往往帶有鮮明的情感傾向。講求形象性是設喻的目的，用鮮明的形象表達情感也是設喻的重要動力。埃德加·斯諾似乎在有意減弱自己情感的流露，力圖以公正客觀冷靜的敍述來傳達事實。但事實與良知卻使作者自覺地選擇各種帶有情感色彩的喻體來陳述事實，這種陳述自然就顯示着作者的傾向與價值判斷 ^[10]  。

斯諾打破了新聞封鎖，讓西方人看到在貧瘠的中國西北土地上，那些共產黨人正在為爭取民主獨立而進行極其艱苦的鬥爭，這些人的使命感、遠見卓識和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之光。斯諾的報道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當時國際上對“紅區”的偏見，這是了不起的新聞之偉力 ^[14]  。

《紅星照耀中國》為國外記者開闢了採訪蘇區、報道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途徑。在斯諾的影響和介紹下，外國記者紛紛前往中國蘇區和抗日根據地。許多人從《紅星照耀中國》中瞭解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瞭解毛澤東軍事思想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武裝。同時隨着《紅星照耀中國》在西方的暢銷，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聲援中國抗日、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新浪潮，世界上的許多愛好和平、支援和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從《紅星照耀中國》中得到鼓勵，走進反法西斯鬥爭的行列。眾多仁人志士和國際主義者，也在它的召喚下紛紛效仿斯諾來到中國，他們當中既有獻身中國革命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還有記者、編輯、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倫·福斯特·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愛潑斯坦和索爾茲伯裏等等，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一輩子留在了中國 ^{[11]  [13]}  。

2018年，初中語文部編版教材八年級上冊啓用，《紅星照耀中國》作為紀實作品入選名著閲讀欄目 ^{[2]  [18]}  。

2020年4月，《紅星照耀中國》被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初中段 ^[4-5]  。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作為歷史學工作者的案頭研究資料，而且是新聞史、新聞學的一個里程碑，並被公認為新聞方面的經典之作，為新聞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鑑 ^[15]  。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費正清：《紅星照耀中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它不僅是一份歷史記錄，而且闡明瞭時代的發展趨勢 ^[3]  。它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第一次報告了毛澤東及其同事們的連貫生平，而且為一個在當時看來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為人知的運動，預見了光明的前景 ^[16]  。

美國作家邁克爾·沙勒：第一個公佈長征真相的西方人是與毛澤東談過話的年輕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在《紅星照耀中國》裏的經典性敍述，至今仍是有關長征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3]  。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紅星照耀中國》改變了美國乃至世界報告文學的寫作標準，樹立了非虛構寫作的光輝典範 ^[13]  。

漢學家拉鐵·摩爾：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裏沒有什麼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箇中國啊 ^[17]  。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首次出版。首版《紅星照耀中國》由英國倫敦的戈蘭茨公司面向左翼讀書俱樂部會員發售，該版本的印刷數量比向社會公開銷售的印刷數量少。首版圖書縱21.5釐米，橫14釐米，共464頁，其中8頁為插圖，附照片16張，採用柔軟的橘紅色封皮。封面上方印有“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紅星照耀中國》埃德加·斯諾著），下方是“Left Book Club Edition”（左翼讀書俱樂部版）和“Not For Sale To The Public”（不對公眾銷售） ^[12]  。

該書出版一星期後，即被搶購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即使一個月內連續再版三次，仍然滿足不了需求，僅在英國就銷售了十多萬冊；到12月份，《紅星照耀中國》已被連續再版五次 ^{[15]  [16]}  。

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首印15000本，三週即告售罄 ^[19]  ；2月，《紅星照耀中國》最早的中譯本由上海復社出版。該譯本是在胡愈之主持下，僅花費兩個月時間，由12位譯者集體翻譯的成果，為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方便，易名為《西行漫記》。斯諾為中譯本撰寫了序言，同時發表了一些英文版中未收入的照片。《西行漫記》初版一銷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很大的歡迎 ^{[16]  [19]}  。

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董樂山譯本沿用了《西行漫記》的書名。這一譯本以1937年戈蘭茨版為底本，恢復了《西行漫記》12章57小節的原貌，同時收入斯諾1938年為復社版所作的序，以及胡愈之1979年為該譯本所作的序，但出版時有所刪節。該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兩年內便發行了165萬冊 ^[19]  。

1992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方準、梁民譯本是《紅星照耀中國》迄今內容最全的一個譯本。該譯本以1972年鵜鶘版（1977年增印本）為底本，將斯諾增補的與毛澤東談話未公開的部分、中國革命年表、書目提要等內容全部譯出，並收入費正清為《紅星照耀中國》所作的引言，以及斯諾1944年、1968年和1971年為該書所作的序言和後記。上述內容共計10餘萬字，是之前中譯本中不曾收入的 ^[19]  。

《紅星照耀中國》被譯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哈薩克、希伯來等語言出版 ^{[13]  [15]}  。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美國記者，於1928年到中國，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