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軼事

九四一部隊女子總機班一共是六名戰士，人們稱為六姐妹。對越自衞還擊戰打響了，九四一部隊奉命參戰。六名女兵剪了長髮，跟媽媽掛了“長途”告別，隨部隊跨過紅河，來到黃連山脈。幾十斤重的負荷，六姐妹沒有一個掉隊。

第一次執行任務，嚴莉和陶坷各負責架一條線，五分鐘以內都架通了。楊豔和關小涓兩人負責首長的一條線，卻遇到了麻煩。在架線的路上，橫卧着三具越軍的屍體，因為天氣炎熱，屍體肚子膨脹老大，周圍一攤黑血。她倆想找地方繞過去，帽子掛掉了，臉劃破了，也沒有繞過去，只好橫了心從屍體上跨過去。她倆接通首長的電話，歡歡喜喜退出指揮所後，聽見一號首長在電話上對連長説：“怎麼搞的，指揮所離你們沒有幾步路，整整26分鐘才把線架來。要你們這些電話兵幹什麼吃的！”小涓和楊豔又委屈、又喪氣，悄悄流了淚。

總機開機後不久，剛架好的線又斷了，路曼、肖羣秀立即出去查線。她們來到公路旁，好不容易發現一株木棉樹可以架線，她倆搭起的人梯又夠不着。這時，一個戰士跳過來，讓小肖騎在他的脖子上，變成了三節人梯。敵人發現後，拼命向這邊掃射。原來，這個戰士也是“九四一”的，在營裏當步話機員。幾天後，她倆再見到他時，他已經犧牲了。抬擔架的小戰士告訴她們，這位烈士叫劉毛妹。聽到這個名字，陶坷立刻撲了上去。陶坷和劉毛妹從小住一個院兒，是相互看着長大的。毛妹的爸爸在文革時被打成叛徒，在此期間，母親為了子女的生存曾以毛妹兩兄弟的名義寫標語，表示堅決和“大叛徒”劃清界限，他爸爸含冤自殺。兩個幼兒時的朋友十幾年後在新兵營中意外相逢，陶坷覺得毛妹變了，他的眼睛失去了以往的明澈光亮，變得冷漠，言語間總有一種半真半假的譏諷嘲弄的味道。陶坷曾勸告他“不能因為第一次飛翔遇到了烏雲風暴，從此就懷疑有藍天彩霞”，毛妹卻回答她“不必以海市蜃樓的綠洲，覆蓋地上的沙漠”。但毛妹卻是個過硬的步話兵。攻打三號高地時，營裏把他配給主攻連的突擊排。強攻時，副連長犧牲了，正、副排長也犧牲了，此刻部隊有些穩不住了。這時，毛妹挺身而出，大吼一聲“大家不要慌，現在聽我指揮！”他分派了兩個戰鬥組，從兩側佯攻，吸引敵人火力。他帶着部隊，繞到高地背面，突然發起攻擊，佔領了陣地。這時毛妹胸部和腹部受傷，右腿膝蓋骨也打斷了，44處傷口用了7個救急包才包住。在艱難地向指揮所報告勝利後，他正了正軍帽，安然睡去。

陶坷讀了毛妹寫給媽媽的信，才真正瞭解了這位兒時的夥伴。上戰場前，毛妹就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作為軍人的崇高職責。他是懷着對祖國、對人民的前途和命運的深刻思考走上戰場的。面對越南竟敢肆無忌憚地欺侮有十億人口的中國的事實，他認識到“這個世界上，你站在落後的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險的地位上”。他為在十年動亂中被無辜殘害至死的前輩們痛心，又為自己能倒在同敵人廝殺的戰場上而自豪。

送走烈士，女兵們才知道敵情有變。司令部要求加強警戒，還特別通知總機班，電話一定要嚴格控制聲音、燈光，避免暴露。班長嚴莉決定由她擔任守機。她把交換機擺在地下，又用兩層軍毯連人帶機一起蒙了個嚴實。天氣十分悶熱，第二天，嚴莉從軍毯中出來時，人整整瘦了一圈兒，耳機裏都能倒出水來。而且從她額頭上、身上、指甲縫裏竟抓出十多條吃得圓滾滾的螞蟥。

戰鬥仍在進行，總機忽然傳來一號首長焦急的聲音。電話線又斷了。陶坷和架設排的兩個新戰士去查線，為了察明斷線的真相，陶坷讓兩個新戰士在前面走，她在後面隱蔽觀察。原來是一個越南女衝鋒隊員在搞破壞。陶坷沒有開槍，她要抓活的。迫捕中，樹叢的荊棘把衣服扯爛，臉上和肩頭盡是一道道的血痕，陶坷全然不顧。眼前出現一條河，水流很急，不時有越軍的屍體漂流而下，女衝鋒隊員本不敢下水，但背後的人緊追，便橫心跳了下去。陶坷緊跟着跳了下去，她很快游到前面，趁對方嗆水之機，扯住她的長髮向岸邊游去。

1979年3月5日，中國政府宣佈，邊防部隊達到了懲罰越南侵略者的目的，決定撤回邊界線我方一側，女電話班隨九四一部隊撤回國內。一號首長來看望女兵們，説他和二號要為她們請功。一號首長問陶坷為什麼撤回了入黨申請書，陶坷笑笑沒作聲。嚴莉替陶坷回答，她覺得自己與劉毛妹相比相差太遠，而黨內缺少的是劉毛妹這樣的人。提起劉毛妹，一號首長立時現出沉重的神色。他帶着對烈士深深的敬意説：“大家都向黨委提意見，説應該追認劉毛妹同志為正式黨員。我們當然也希望這樣，可是，他生前沒有向黨組織表示過這種要求。無論他是出於什麼考慮，我們總是應當尊重他個人的意願。”陶坷主動推遲自己的入黨時間，她希望自己能成為一滴潔淨的水。

一號首長特批總機班半天假，讓她們下河去洗個澡。太陽落山時，六姐妹一字兒排開走回駐地。夕陽下，女兵們那紅潤的皮膚像是透亮似的。駐地生產隊的婦女們抱着孩子站在路邊上看，她們議論説：“九四一部隊招女兵，怕盡是要長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2] 

20世紀70年代末，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不斷對中國採取敵對行為，蠶食中越邊境的中國國土。1979年2月17日，中國宣佈採取自衞措施保衞邊疆，隨後在一個月內佔領了越南北部20餘個重要城市和縣鎮，3月16日中國軍隊完成既定目標後撤軍回國。“對越還擊戰”一打響，軍旅作家徐懷中就奉命參加戰地採訪小組趕赴雲南前線，3月16日戰爭結束，徐懷中又隨着作戰部隊到四川樂山訪問某師通信連女子電話班。根據採訪所見所聞，徐懷中開始創作《西線軼事》，還在連隊時便寫出了小説《西線軼事》的一部分，並讀給女電話兵們聽，徵求她們的意見和建議。

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思想解放運動隨之潮湧般到來，受此影響，徐懷中在創作《西線軼事》時，有意避開以往某些軍事題材文學的老套子，不過多描寫勝利告捷、鮮花喜報，而是遵照現實主義原則描寫普通戰士的戰鬥生活，同時將心中積鬱已久的憤懣壓抑傾瀉於筆端，在文字中融入個人對文革的反思。建國多年，徐懷中仍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他看來，所謂“文革”，即是中國害的一場政治天花，一個國家混亂、落後、貧困就要捱打，而中國人再也經受不起動亂了。小説中陶坷向離休老將軍要飯這一情節的靈感，便是來源於徐懷中在昆明遇到的真人真事及其真實感想。

《西線軼事》最初是六萬字的中篇小説，交叉描寫了中越雙方的情況。當時《人民文學》只登短篇小説，所以徐懷中將小説中關於越方俘虜的情節抽離出來，重新整理稿件，變成三萬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説。抽離的情節後來由他改寫成短篇小説《阮氏丁香》，作為《西線軼事》的姊妹篇，發表於《十月》雜誌。 ^[3-4] 

九四一部隊某營的步話機員，陶珂的童年好友。本名不是“毛妹”，因為小時候生得白淨，又文靜得像小姑娘，所以同院的鄰居都喜歡稱他作“毛妹”，一來二去就成了正式的名字。其父曾在文革中被誣為叛徒。其母以兩個兒子的名義發表劃清界限、脱離父子關係的聲明。不久後，其父含冤自殺。劉毛妹一家因為是叛徒家屬而飽受欺凌。家庭的變故給劉毛妹的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創傷，長大後的他表面上自由散漫，玩世不恭，無論説起什麼事都表現得冷漠、不以為然。參軍，是因為耐不住知青點的沉悶；入伍後，在軍容軍紀方面也很不講究，動不動就拿軍帽當扇子，甚至在一次看電影后對童年好友做出過失禮的舉動。但是，在內心深處，他懷着強烈的憂國憂民之情，對歷史前進方向、國家民族的命運有着獨特的思考，對母親當年的舉動也表示了同情與寬容。攻打三號高地時，在副連長、排長、副排長等領導相繼犧牲、軍心渙散之時，既非黨員又非幹部的他挺身而出，機智地指揮戰鬥。在戰鬥中深負重傷後，仍堅持留在火錢上，最終與敵人同歸於盡。在臨終前，他認真地整理了自己的軍容。 ^[5] 

九四一部隊某營有線電連總機班的女電話兵。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父親早逝。七歲時，母親蒙冤入獄，她被送到鄉下的外婆家。由於經濟困難，年幼的她帶着公社的介紹信隨同伴一起出門乞討。儘管如此，她並沒有失去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始終相信“不能因為第一次飛翔遇到了烏雲風暴，從此就懷疑有藍天彩霞”。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曾勇敢、機智地擒獲敵寇，特別是劉毛妹犧牲後，她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隨隊回國後，她沒有急於填寫入黨申請表，而是決心在自己各方面達到要求後之前暫時留在黨外，表現出一個日益成熟的青年戰士崇高抱負和嚴於律己的精神。 ^[5] 

陶坷的母親，革命幹部，出身於太行山農民家庭，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文革中，只因為丈夫生前説過與彭德懷相近的言論，她曾被送到監獄勞改八年。當得知部隊領導考慮讓體質差的幹部子女留守後方時，她堅決反對搞特殊化，表示送女兒參軍，不是為了讓她“穿起軍服，神氣活現地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在她的堅持下，九四一部隊確定了一條原則：幹部子女原來在什麼工作位置，作戰期間還應當在什麼位置，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後方調動。在女兒陶坷上前線前夕，她特意把丈夫在一二九師時用的綁腿送給陶坷作為紀念。 ^[2] 

九四一部隊某營有線電連總機班班長，成熟穩重，沉着冷靜。父親是團職幹部，家中人口眾多，經濟條件較差。作為家裏的長女，她替父母打理家務，管教弟妹。在她的統籌安排下，家裏雖不富裕，卻過得並不比別人家差。入伍後，她把管理弟妹的經驗手段運用於管理總機班，班裏大小事務安排得有條不紊，處理內部糾紛時發揚民主作風，公平公正，決不馬虎了事。在生活上關心戰士，先人後己。在戰場上，即使自己的嗓子出血了，也要把僅剩的青竹水留給班裏的其他人。 ^[2] 

《西線軼事》是一部軍事題材小説，但是，作者突破了之前的軍事文學的條條框框，沒有去渲染炮火連天、硝煙瀰漫的戰爭奇觀，而是將筆觸伸展到戰場之外，描寫在戰爭中鍛鍊成長的青年人，通過他們在戰爭前後的趣聞軼事和人生遭遇，細緻入微地揭示出他們豐富的精神世界和純潔美好的品質，飽含激情地歌頌了普通年輕戰士的獻身精神和人格尊嚴。同時透過主人公們身上的時代烙印反思逝去的歲月，進而審視現實和未來，融入了作家對社會、對軍隊和民族的深沉思索，即中華民族經歷了十年動亂後怎樣面對一場特殊的戰爭。

總機班的六個女兵天真爛漫，喜歡吃零食，受委屈了會哭鼻子，還會不顧軍紀偷偷探索“個人問題”，但她們也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比如因為嗑瓜子兒、從窗口吐瓜子皮而被男兵起了“五香嘴兒”的綽號後，她們班的窗户裏就再也沒有瓜子皮飛出來。無論是理論考核還是內務衞生、勞動種菜，她們樣樣不比男兵差。當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刻，她們勇敢地站出來，拒絕上級照顧，堅決要求上前線，為此特意集體剪了運動頭。在戰爭中，她們克服了初上戰場的恐懼，冒着槍林彈雨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表現出了新時期年輕一代非凡的勇敢精神。小説中為祖國英勇犧牲的英雄劉毛妹，在十年內亂中受到了嚴重的精神創傷，對於很多事都抱以消極態度，但在冷漠的外表下，他的心底仍流着憂國憂民的熱血。作者通過挖掘人物背後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潮流，展現了新的時期青年們的精神風貌。

作者通過陶坷、劉毛妹、曾方等人物的經歷及其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揭示了戰爭發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國家經過十年浩劫，百廢待興，正需要全力進行建設，卻不得不面對敵人的軍事挑釁，不但必須打這場戰爭，而且必須勝利，為國家建設贏得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小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對一代青年和人民軍隊所造成的心靈戕害和歷史創傷。在十年動亂中，像劉毛妹父親、陶坷母親那樣的老幹部不是倒在與敵人正面對決的戰場上，而是倒在內部陰謀的殘害中。正由於無休止的內耗導致國家處於落後的地位，才使蕞爾小國敢於欺侮有十億人口的中國。而導致動亂的原因，固然是四人幫作祟，但是，中國人逆來順受、盲從權威的舊意識也難辭其咎。作者借人物之口，發出呼籲：不能再在“高舉”的名義下掀起動亂，把人們一切美好的希望毀滅，古老的中華民族經不起再一次被推到危險的邊緣。

同時，小説沒有將戰爭的另一方妖魔化，而是同樣反映了越方普通士兵的勇敢、機智、頑強，説明普通越南人民與中國人民一樣有着勞動者美好的心靈，只是由於受宣傳的欺騙，才與中國人民作戰。在戰場上，中國女兵陶坷與越方女兵搏鬥時沒有攻擊女性的要害，在水中抓住對方並被戰友救上岸後，她馬上要求戰友拿雨衣把自己和俘虜裹起來。這些情節表現了作者的人道主義立場。 ^{[6]  [7-8]  [9]} 

作者沒有過多着墨於險象環生、猛打猛衝的戰爭大場面，而是從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從兒女情長的小事中描寫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從而創造出讓讀者感到親切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女兵們因為愛吃瓜子而被男兵們起外號，在行軍途中上廁所遇到的尷尬，初上戰場因為緊張而忘記巡邏口令等情節，將女性特有生活習慣、性格脾氣、興趣愛好等等寫得有聲有色，富有生活情趣，把這些年齡相仿面性格各異的女兵由恐懼到無畏的成長過程寫得歷歷可見，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

在塑造劉毛妹這個英雄形象時，作者不諱言他的種種缺點，不守軍紀，不繫風紀扣，用軍帽扇風，凡事都很消極，看問題比較偏激，並指出劉在十年動亂中的特殊遭遇是其性格的成因，而他的遭遇有着普遍性，當時很多青年像他一樣從父輩慘遭的迫害中體驗到了世態的炎涼。另一方面，作者又充分肯定了劉的內心美好純真的一面，他正視現實，善於獨立思考，不盲從，不願以海市蜃樓裏的綠洲來覆蓋地上的沙漠，他對入黨不積極，正是因為他內心中對自己有更嚴格的要求。他時刻繫念着國家和民族的安危，所以在戰爭的關鍵時刻。這種去偽飾、存真情的筆墨，只會使人們更加親近劉毛妹，覺得他真實可信。 ^{[6]  [10]  [8]} 

作者緊緊抓住標題中的“軼事”二字，小説在結構上不追求故事的曲折離奇和頭尾的連貫性，而是以六個女電話兵在對越自衞反擊戰中的活動為中心，截取不同時間和空間的生活片段連綴成篇，主要寫戰場又不限於戰場，着眼於今天，又加溯昨天，適當地運用了一點電影蒙太奇的手法，節與節之間跳躍性較大，在現實與歷史的交織中展開生活的廣闊畫面。這種結構方式使作者能自由選擇一件件最能反映戰士心靈深處情感波瀾的小事，細膩深刻地刻畫出不同人物性格的具體特徵和感情的微妙變化。 ^[6] 

小説的敍事語言充滿了詩意之美，從容平和而又不乏幽默。例如：女兵們上前線前打電話給媽媽，幾個身份地位、經歷完全不同的母親，叮囑女兒時説的話都差不多：“到時候你得機靈點，聽着炮彈的響聲，人家説，從頭上飛過去的炮彈，和衝着你落下工業基礎的，響聲不一樣。”把媽媽們為女兒的安全擔憂的心理貼切地描繪出來。陶珂為劉毛妹清洗遺體後“數過了傷口，大大小小掛花四十四處，這個數字，正好是烈士士的年齡乘以二”，作者將傷口的數字和年齡放在一起對照，加重了悲劇性氣氛。 ^[11] 

《西線軼事》在題材上突破了戰爭文學的固有模式，拓展了新時期軍事題材創作的藝術空間，給軍事文學注入了全新的文學觀念和美學觀念，以《西線軼事》為發端，一大批優秀軍事文學作品相繼出現 ^[12]  。小説發表後引起讀者強烈反響，《人民文學》編輯部和作者都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人民文學》在1980年第七期上專門開闢版面，以“讀者歡迎《西線軼事》 ”為題，刊登了部分來信 ^[13]  。小説曾於1980年以九萬餘讀者直接票選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第一名，又獲得第一屆解放軍文藝獎一等獎 ^{[3]  [14]}  。1983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改編自小説的同名連環畫。 ^[15] 

小説首發版本中有一號首長説“氣死茅台——習水大麴”的文字，由於小説影響巨大，茅台酒廠專程找到《人民文學》編輯部表示抗議。在後來發行的單行本中，徐懷中刪除了不利於茅台酒的這句話。 ^[16] 

學者王宗法：《西線軼事》從思想內容到表現手法，都突破了多少年軍事文學徘徊不前的沉悶局面，在反映對越自衞反擊戰的眾多文學作品中獨樹一幟，給軍事文學贏得了廣泛的聲譽，提供了若干新鮮經驗。 ^[6] 

文藝評論家範詠戈：《西線軼事》使軍事文學恢復了讀者的信任，軍事文學以往常見的那種偏窄感被消除了。人們發現軍事文學原來還可以這樣來寫。 ^[17] 

河北邯鄲人。中共黨員。1945年畢業於太行聯合中學。1945年參加八路軍，歷任前方政治部前線劇團團員，晉冀魯豫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美術組長，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研究員、創作員，雲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幹事、秘書，《解放軍報》副刊編輯、記者，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昆明軍區政治部創作員、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部長，少將軍銜。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委員、第五屆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中篇小説《地上的長虹》，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説集《沒有翅膀的天使》、《徐懷中小説選》、《徐懷中代表作》等。《西線軼事》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