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學史

人類學者研究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人類，通過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論思考，努力讓社會明白什麼是人，什麼是人的行為；人和人的行為為什麼會不一樣，又為什麼會一樣——人類學者對於“對立的統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體質人類學者把人類作為高級動物來研究，研究人類內部從古到今的各種生物學差異；社會文化人類學者研究人的社會方式，研究其中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象徵的意義和作用；考古學者從物質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資料，解釋人類行為；語言學者研究作為文化傳承之載體的語言符號，由語言結構隱喻社會結構，以言語活動比附社會活動；民族學者觀察文化、體驗文化，聽取本土人的觀點。

人類學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從泰勒、摩爾根 ，到馬林諾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從19世紀末的傳教士，到20世紀的本土人類學者，人類學走過了一段風風雨雨的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興起，逐漸走向開放，經濟和文化全球化與多元化並存，和平和幸福成為人們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走在前面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組織、勞資關係、企業管理和制定社會福利政策等等方面進行調節的同時，並沒有解決人的異化問題。面對頻繁的局部戰爭、種族糾紛、經濟危機、生態環境惡化等等，人們束手無策。與此同時，一場反文化運動和社會批判運動興起。在文學、藝術以及行為科學中，個人主題取代了社會主題，主觀取代了客觀。所有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人類學，人類學者一方面繼續發揮實證的傳統，另一方面更加註重本土人的認知體系，也更加註重學術乃至人格反思。

在中國，人類學經過70多年的（大致從蔡元培《説民族學》算起）風風雨雨，進入了承上啓下的時期。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世界比過去更加開放，社會文化人類學也在信息社會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發生或者正在發生一系列重要變化。中國的社會人類學（民族學）自70年代恢復和重建以來，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和民族學者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注重研究傳統文化，也注重研究與國家建設有關的現實問題，研究“全球化”帶來的新現象。中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沒有得到一個從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長過程，面對內部的需要和外來的影響，顯得有些準備不足。雖然他們對國家的學術建設和知識建設已經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不能完全滿足時代的需要。無論我們如何爭論社會科學有無國界，爭論是否需要借鑑西方人類學理論和方法，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本叢書的着眼點有三：翻譯介紹人類學經典之作；翻譯介紹與中國社會尤其與中國現實有關的重要著作；展示中國人類學者的理論思辨和田野工作的成果。編者希望以對話的視角，綜合的方式，介紹人類學的經典之作，展示近些年來國內外一些人類學理論和實踐的新發展，為同行們提供參考，為社會管理者以及其他有關人士提供新的知識。不過，我們不會拘泥於“平分秋色”式的全方位翻譯和介紹，而是立足國內，根據國內本學科及相關學科的發展的需要。當然，我們要聲明，我們只是從自己的眼光看問題，不一定就是“客觀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追求客觀，努力做到符合邏輯，行之成理。 ^[1] 

導言

第一章　民族學研究發展的由來

一、民族學發展遲緩的原因

二、民族學研究的孕育及其發展

第二章　民族科學的建立

一、進化論的確立與達爾文學説

二、人類的遠古及其文化的證實

三、民族學會的成立與民族學研究

第三章　進化學派諸鉅子及其學説

一、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 1826--1905)

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三、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 1815--1887)

四、麥克倫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 1827--1887)

五、梅恩(Sir Henry James Sumner Maine 1822--1888)

六、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

七、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第四章　進化論氛圍中的民族學研究

一、種族優劣論

二、先史學

三、技術學

四、社會與宗教

五、初民心理

六、原始倫理與法律

七、原始經濟

八、語言學

第五章　歷史學派

一、德國文化圈派

二、英國播化派

三、美國曆史學派

四、其他

第六章　總體論派

一、功能學派

二、文化模式論派

第七章　回顧與前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