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的現代轉向

《西方哲學的現代轉向》主要內容：對於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存在着一個公認的説法，即西方哲學從誕生以來，共經歷了兩次被稱為“轉向”的研究主題的切換。第一次轉向是從古代哲學的本體論到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第二次轉向是從近代哲學的認識論到現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如果説“認識論轉向”是從古代哲學離開對人類認識活動的反省而追求世界統一性的本體論獨斷，轉向對“人的認識何以可能”的認識論反思，那麼現代哲學的“語言轉向”則是從近代哲學離開對語言意義的審查而探究思想的客觀性的認識論追求，轉變為對語言意義的分析和理解，意義問題成為現代哲學研究的切人點。

正如哈貝馬斯所表述的那樣，今天的語言問題已經取代了傳統的意識問題，對語言的先驗批判已經取代了對意識的先驗批判。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著名哲學家羅蒂在1967年出版的《語言學的轉向》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語言轉向並不是擺脱近代認識論困境的正確選擇。

在他看來語言轉向只不過用“語言”取代了“心”，它並沒有改變傳統哲學的本質。這起碼是在説明現代西方哲學的轉向不僅僅是語言轉向這一條路徑，而應是多條路徑，正如現代以來標榜轉向的哲學家比比皆是一樣。因而我們可否把這些轉向稱為生存論轉向、非理性哲學轉向、生活實踐轉向、後現代轉向、語言轉向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轉向等等。

縱觀這些轉向，我們深刻的體味到哲學在現代之所以發生這樣那樣的轉向是與哲學在現當代所發生的哲學觀念變革密不可分的，正是哲學的轉向與哲學觀念的變革相互影響才不斷開啓西方哲學自我發展的新路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