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七國首腦會議

世界上工業化最先進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G-7 Summit），由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國為研究經濟形勢、協調政策而召開的首腦會議，簡稱G7。

世界上工業化最先進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與當時世界複雜動盪的局勢密切相關。七國首腦會議發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會晤機制，還受到了當時國際體系結構性變革的推動。

首先，二戰後西方陣營內部經濟相互依賴加深，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應”顯現，傳統的主權觀念受到挑戰，各國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需要加強相互間的政策協調。

其次，西方霸權的相對衰落以及陣營內部德美英“三架馬車”態勢的出現，衝擊着二戰後建立的西方居於支配地位的國際治理體系。

再次，隨着經濟因素在各國對外關係中地位的上升，各國領導人不得不改變將經濟問題視為“低級政治”的現實主義思維，開始關注國際經濟事務，同時也只有最高領導人出面，才能將政治與經濟、對內與對外政策協調起來，解決多重危機併發帶來的困難。

總之，世界上最為發達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產生並機制化，是當時世界複雜動盪的局勢與國際體系結構性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1975年的朗布依埃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七國首腦會議經歷了經濟議題首腦會議、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和多元議題首腦會議三個階段。

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兩次貶值，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無能為力，關税與貿易總協議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也困難重重；1973年10月中東戰爭再次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實行限量提價政策，並對美國、荷蘭等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行禁運，給西方國家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西方國家對此反應不一，矛盾彰顯；在金融動盪、石油危機以及農業蕭條的衝擊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經歷了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急增，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為了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的覆轍，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都急於尋找平息危機的出路。

1975年7月31日，在赫爾辛基的英國大使館的午餐會上，德斯坦總統向前來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福特總統、威爾遜首相和施密特總理，正式建議召開一次由西方五大國(法國、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日本)首腦參加的會議，得到了這三位首腦的響應和支持。

基辛格認為，當前這種危機已經嚴重到不能交給財政專家們去解決的程度了，因為人們對他們的社會逐漸失去了信心，這種世界性危機的解決，已經不是經濟專家們的能力所及，而各國首腦們卻責無旁貸。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首腦會議也是此時西方各國所能採取的擺脱經濟困境最有效的辦法。西方各國經濟面臨的是一場併發性危機，任何一個經濟部門都無力單獨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而政府首腦則擁有使各部門協調行動的權限；造成各國這種經濟困境的原因，不僅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要擺脱之，除了國內的努力外，必須還有國際間的合作，而協調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關係，顯然超出了外交部長的權限，非政府首腦莫屬。這大概是處於困境中的西方對朗布依埃會議寄於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1975年11月由法國倡議，在巴黎召開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首腦會議。首次會議有六國首腦參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腦參加後變為七國經濟最高級會議。

1977年起，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也應邀參加。首腦會議每年舉行一次，輪流在各國召開。會議起初以討論經濟問題為主旨。

自80年代以來，有關國際政治問題的討論逐漸增多。該會議作為西方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首腦會議，旨在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從整體上協調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緩解內部矛盾，以維護成員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防政治中的地位。會議已形成一種制度，將繼續存在下去併發揮其重要作用。

1994年7月世界上較為發達的七個國家七國首腦會議在那不勒斯召開，21世紀，俄羅斯正式加入該組織，改稱西方八國首腦會議，簡稱G8。

第一次會議於1975年11月15—17日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舉行，參加國為美國、聯邦德國、日本、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腦。會議中心議題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協調宏觀經濟，共同對付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問題。會議基本同意刺激經濟增長措施，接受浮動匯率，提出“最緊急的任務是保證經濟恢復和解決失業”。

第二次會議於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聖胡安舉行，加拿大總理也參加進來。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腦會議隨即作為制度固定下來。本次會議呼籲重視平衡增長，強調存在着發生新的通貨膨脹的危險，但未提出具體措施。

第三次會議於1977年5月7—8日在倫敦舉行。歐洲共同體主席首次參加會議。會議提出減少通貨膨脹，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意進一步促進貿易自由化政策。

第四次會議於1978年在波恩舉行，會議就經濟增長等問題達成戰略協議，決心減少石油進口，強調發展核能和煤炭工業，承諾支持第三世界發展經濟。

第五次會議於1979年6月28—29日在東京舉行，會議着重討論了能源問題。

第六次會議於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舉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會議公開地表示關注國際政治形勢，討論了阿富汗問題、中東問題以及蘇聯對西方的威脅問題。會議確認降低通貨膨脹率是首要任務，要求減少石油消耗量；會議要求蘇軍撤出阿富汗。

第七次會議於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華舉行。會議爭論最激烈的是美國的高利率和國際貿易。西歐與會國既對美國的高利率表示不滿，又在貿易問題上指責日本。在對蘇貿易問題上歐、美分歧尖鋭。會議宣言稱，與會各國將在這方面進行磋商，改進同蘇聯進行戰略物資和技術貿易的現行制度，以保證在東西方關係方面的經濟政策繼續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標。

第八次會議於1982年6月2—6日在凡爾塞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西方經濟的共同對策，東、西方關係和南、北對策。會議就如何對蘇實行制裁方面達成了協議。會議在討論英國與阿根廷在馬爾維納斯羣島武裝衝突時，支持英國在馬島衝突中的立場。

第九次會議於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國的威廉斯堡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東西方關係和經濟貨幣問題。會議發表了關於裁軍談判的聲明，這是七國經濟首腦會議首次就安全問題發表的文件。

第十次會議於1984年6月7—9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廣泛討論了經濟問題、東西方關係和裁軍問題。在討論西方經濟復甦問題時，西歐國家譴責美國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認為美國的這種政策是損人利己的政策。會議發表了《倫敦七國首腦經濟宣言》，但對上述問題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十一次會議於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舉行。主要議題是國際政治和經貿問題，並發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後公報。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鮮問題，“希望創造政治環境，消除朝鮮半島的分裂”。在討論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時，西方國家存在着嚴重分歧，會議文件對該計劃隻字未提。

第十二次會議於1986年5月4—6日在東京舉行，會議廣泛討論了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並發表了宣言和聲明。《經濟宣言》呼籲解決失業問題、貿易不平衡和保護主義問題。要求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

第十三次會議於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西方經濟形勢，並發表了《威尼斯經濟宣言》。宣言強調為保持經濟增長，需要與會國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抑制通貨膨脹、減少財政和外貿逆差、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等。

第十四次會議於1988年6月19—21日在多倫多舉行。會議發表了《七國政治聲明》和《經濟宣言》。宣言認為，嚴重的貿易失衡、外匯匯率急劇波動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給西方經濟蒙上了陰影；呼籲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穩定美元匯率，呼籲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

第十五次會議於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問題。再次強調控制通貨膨脹，減少預算赤字和協調政策的必要性。並第一次把生態環境保護列為重要議題。

第十六次會議於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頓舉行。重點討論了多邊貿易談判，對蘇援助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會議發表了《經濟宣言》，闡述了與會國對西方及世界所面臨的主要經濟、環境、社會等問題的觀點和立場。

第十七次會議於1991年7月15—17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就當前一些最緊迫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並發表了《政治宣言》、《經濟宣言》以及關於軍備控制的宣言。由於本次會議邀請了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參加了最後一天的會議，所以西方輿論界又稱它是“7+1”會議。本次會議突出討論了對蘇援助問題。儘管七國首腦原則上都同意對蘇提供經濟援助，然而會議並沒有決定採取實際行動。

第十八次會議於1992年7月6—8日在慕尼黑舉行。按照慣例會議通過了《政治宣言》、《經濟宣言》。此外還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的聲明》。由於會議涉及的問題七國首腦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驚人的效果。

第二十三次會議於1997年6月20—22日在美國西部山城丹佛舉行。因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首次以正式成員的身份參加了該次會議，所以，已經召開了23年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變成了“八國峯會”。不過，由於俄羅斯經濟實力與西方七國相差懸殊（GNP僅佔全球1%，美國佔26%），因而，仍被排除在討論全球經濟及金融匯率等核心問題之外，沒有參加七國財長會議，也無資格簽署內容廣泛的經濟聲明。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政治、經濟、外交、人口老齡化、“克隆”人等問題，並發表了長達18頁的最後公告。

第二十九次會議於2003年6月1—3日在法國埃維昂舉行，主要的議題是全球環保問題、貫徹《京都議定書》的宗旨與精神、集體對抗温室效應造成的地球氣温上升的問題。圍繞如何重振全球經濟、增加發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進行了磋商，並就地區衝突、環境保護、艾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交換了意見。在這屆會議上，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受邀參與了南北非正式會談。

第三十次會議於2004年6月8—10日在美國佐治亞州“海島”舉行，主要的議題除了中東改革、伊拉克重建兩個焦點問題以外，八國領導人還討論了防擴散、反恐、全球經濟和援非等問題，並通過了加強全球防擴散機制、加強國際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來5年內主要為非洲培訓7.5萬名維和人員等行動計劃。值得注意的是，繼上次首腦會議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參與非正式會談之後，中國中央銀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周小川與金人慶受到美國財長斯諾的邀請參與G7的財長與央行行長在華盛頓舉行的高峯會。其代表中國正式融入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之中。

第三十九次會議於2013年5月10-11日在英國舉行，主要議題是討論經濟復甦、金融監管以及貿易促進等領域的多項問題。同時東道國英國的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指出，各國財長屆時將會重點討論該採取何種措施才能在確保經濟實現有效復甦的同時，繼續落實必要的財政緊縮措施以確保政府財政狀況的合理有序。與此同時，各方還將就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並重點審視日本寬鬆新政的實際效果與影響。 ^[4] 

2018年6月9日，聯合公報不籤、進口汽車税照徵!被稱為“史上最分裂”的七國集團(G7)峯會在加拿大魁北克落下帷幕，為了掩飾內部分歧，主辦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當天宣佈，由美國支持的G7峯會聯合公報將解決貿易保護主義問題、削減貿易壁壘。然而特魯多話音剛落，就遭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反駁：“特魯多説假話，我已經下令讓美國代表不要簽署聯合公報!” ^[5] 

2019年8月24日，在法國比亞里茨舉辦G7峯會，日本、美國、智利等國領導人陸續抵達當地機場，現場安保人員荷槍實彈。 ^[6] 

2020年的G7峯會最初定於6月在美國戴維營舉行，但隨後由於疫情影響，特朗普先是提出推遲峯會並改為線上舉辦，隨後於5月份提出改在秋季舉行。 ^[2]  5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將七國集團（G7）峯會推遲到至少9月舉行，並希望邀請另外四個國家——俄羅斯、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參加峯會。 ^[1]  8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再次推遲G7峯會。特朗普告訴記者稱，“我更傾向於把它（G7峯會）推遲到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再舉辦。我們本打算在9月召開這次峯會。”此外，特朗普表示，他計劃邀請七國集團以外的國家領導人蔘加此次峯會。當被問及是否會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特朗普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2] 

經濟議題首腦會議 金融動盪、石油危機和農業蕭條等多症併發，使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陷入了“滯脹”危機狀態，因此如何克服“滯脹”危機，實現經濟增長，成了這一時期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主要議題。每次會議都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評估，以便為七國的經濟決策指明方向。針對會議前七國經濟出現復甦的勢頭，朗布依埃會議提出各國政策的重點應是防止通貨膨脹，這對七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具有積極意義。從1976年開始，由於世界經濟進入“停止”狀態，七國經過協調，決定攜手並進，為世界經濟的復甦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倫敦會議和1978年的波恩會議上，先後提出了“火車頭”計劃和“護衞艦”計劃。

在貨幣金融領域，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肯定了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並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五國財長集團等多邊機制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發揮積極作用。這一時期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值關税與貿易總協議多邊貿易談判“東京回合”期間，談判的進程成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重要議題。1973年和1979年兩次發生石油危機，朗布依埃會議和1979年的東京會議就此發表了聲明，協調了七國在能源問題上的立場。

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主張減少政府幹預的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逐漸主導着七國的經濟政策，使得七國首腦會議在經濟政策協調方面降低了“調門”；同時，由於東西方關係的再度緊張，在美國的極力推動下，首腦會議的議題開始擴展到政治領域。經濟議題首腦會議發展成了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 這一時期，由於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成了七國的官方經濟學，七國的經濟政策呈現明顯的趨同性，因此在每次首腦會議的公開聲明中，都倡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對各國的國內政策具有積極的指引作用，特別是1980年威尼斯會議提出的編制經濟業績指示器，這對各國把握國際經濟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國際政治局勢出現劇烈動盪，推動蘇聯（俄羅斯）東歐國家的轉軌以及建立國際新秩序成了七國首腦會議的重要議題。同期，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這不僅使得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發展中國家債務等傳統經濟議題仍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議程中佔據重要地位，而且還凸顯了環境污染、毒品走私、核擴散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問題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議程中的地位，首腦會議的議題呈現多元化。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發展成了多元議題首腦會議。

在緩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上，七國比20世紀80年代前進了一步。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推動這些國家向資本主義轉軌，成了七國的共同目標。為此，七國以經濟援助為誘餌，逼迫蘇聯（俄羅斯）東歐加速“民主化”和“保護人權”，七國首腦會議成了七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工作。蘇聯解體後，七國從經濟上拉攏俄羅斯，繼續對其進行經濟援助，推動俄羅斯的轉軌進程；同時讓俄羅斯總統沿襲蘇聯總統出席七國首腦會議的慣例。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局勢逐漸穩定下來之後，開始推行大國外交，積極謀求加入七國首腦會議。這樣七國首腦會議經歷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個半會議”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7年俄羅斯作為正式成員加入，七國首腦會議發展成了八國首腦會議。

2018年6月9日，七國集團峯會閉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措辭強硬，七國集團內部分歧加深。峯會後發表聯合公報，內容涉及包容性經濟增長、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利、世界和平與安全、未來工作機會、氣候變化及海洋等議題。

七國集團中5個國家同意制定旨在保護環境和海洋的協議。加拿大官員披露，美國和日本沒有簽署該協議，因為他們不希望在減少塑料方面做出堅定承諾。基於特魯多在新聞發佈會上的“錯誤表述”以及加拿大對美國農民、工人和企業“徵收大量關税的事實”，他已指示美國代表不支持七國集團峯會聯合公報。 ^[7] 

七國首腦會議最初主要討論經濟問題。隨着國際形勢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首腦會議除討論經濟問題外，世界重大的政治問題也列入了議程。近幾年，八國集團首腦會議除討論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外，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也成為會議的議題。

在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上，儘管七國認識到隨着全球經濟聯繫的加強，發展中國家經濟形勢的惡化必然會殃及自身，但是在具體的解決辦法上，七國仍分歧重重。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環境、毒品、核擴散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問題在七國首腦會議的議程中佔據重要地位。由於全球問題涉及各國的切身利益及其具有嚴重的破壞性，因此七國在解決全球問題方面較易達成一致。

如1989年的巴黎會議和1990年的休斯敦會議就解決環境問題的原則達成了一致，並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1991年倫敦會議關於環境問題的聲明，對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的成功召開具有重要意義。

從1989年的倫敦會議到1991年的倫敦會議，每一次會議都提出新的解決毒品問題的方法，雖然毒品威脅並沒消失，但是七國首腦會議對於動員國際力量向毒品開戰具有積極意義。

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從1992年的慕尼黑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每次會議都對七國的經濟形勢進行評估，並倡導各國採取相應的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減少失業。

德國的高利率被視為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經濟復甦的主要障礙，在其它國家的壓力面前，同時也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德國作出了讓步，幾次降低利率。在貿易領域，美歐之間分歧尖鋭，經過長期的激烈的討價還價，烏拉圭回合談判推遲三年才結束。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寧，七國為了防止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合作，並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全球問題顯現。

七國防止核擴散，主要是為了維護其核壟斷的地位，但同時客觀上有利於人類和平與穩定。國際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公敵，七國採取的反恐措施雖然無法從源頭上根除恐怖主義，但畢竟是進行了國際合作反恐的嘗試。

七國首腦會議的對華政策總體上經歷了從敵視到合作的轉變。1989年的巴黎會議粗暴干涉了中國的內政，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在制裁難以奏效的情況下，緩和了對華立場，對中國進行“接觸”，希望“以觸促變”。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七國不得不放棄敵視中國的立場，開始在相關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七國首腦會議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加強，甚至出現了吸納中國加入的呼聲。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指出，“將迅速崛起的中國排斥在外，七國首腦會議就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

俄羅斯總統普京宴請出席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其他七國領導人，為在俄羅斯領土上首次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拉開了序幕。

從1975年的朗布依埃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七國首腦會議舉行了22屆，1997年俄羅斯正式加入，七國首腦會議發展成了八國首腦會議。它的形成首先是着眼於大國關係的協調，但同時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觀需要，也反映了當前治理機制的中樞所在的區位。它對全球的影響從經濟層面擴展到政治層面直至全球問題，成了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並行的治理機制。

由於七國無論是在經濟力量、政治影響力上，還是在社會先進程度方面都處在世界最前列，因此七國首腦會議無論是就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的協調，還是就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協調，都對全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對七國首腦會議的作用要進行辨證的分析：

一方面，世界上最為發達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作為一個列強的俱樂部，其各種活動和採取的相關措施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為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利益服務的；另一方面，隨着經濟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賴性加深，各種問題的全球性凸顯，全世界日漸成了“地球村”，七國在世界體系中主導性的影響力，決定着它們相互之間矛盾和與其它國家間矛盾的協調，客觀上有利於整個世界秩序的穩定和發展。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中國與七國及現存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日益密切，同時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客觀上需要加強與七國及現存世界體現的聯繫，因此面對七國伸出的“橄欖枝”，中國採取有選擇地介入是明智之舉。

2014年3月12日，美國白宮發表由七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共同簽字的聲明，稱即將在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舉行的全民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七國領導人將不承認公投結果。

聲明説，由於缺乏必要的準備措施以及俄羅斯軍隊“威脅性的存在”，克里米亞全民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且存在“嚴重”程序漏洞，七國領導人將不會承認此次公投的結果。

七國領導人警告説，克里米亞若從烏克蘭分離將會對維護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法律秩序帶來嚴重影響，如果俄羅斯在此問題上有所行動，七國領導人將會採取進一步措施。

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2014年3月6日通過決議，宣佈克里米亞將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同時決定將關於該共和國地位的全民公決從2014年3月30日提前到16日舉行。烏克蘭當局隨即宣佈克里米亞議會的決定非法。 ^[8] 

2014年6月4日，七國集團(G7)4日在布魯塞爾開會，17年來首次把俄羅斯排除在外，不讓普京參加會談，以此報復克里米亞入俄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動盪局面中的角色。

這次七國集團(G7)峯會的地點選在布魯塞爾，而不是之前計劃的俄羅斯黑海度假勝地索契。峯會將討論外交政策、經濟、貿易以及能源安全等問題。 ^[9] 

G7峯會於2015年6月7日週日在巴伐利亞的埃爾毛城堡召開，俄羅斯16年來首次沒有與會。

本屆峯會的東道主提出了以下G7全體會議的議題：全球經濟——增長和價值、貿易政策和貿易關係、氣候和能源、恐怖主義、衞生、政策發展和婦女作用。估計，7日晚間，與會者還會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包括伊朗)和非洲局勢、中國南海安全等問題。6日，在德國政府中高級會議的消息人士對記者稱，全體會議的所有議題在大會結束後都會受到評估。 ^[10] 

2019年8月19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8月24日，七國集團峯會將在法國南部城市比亞里茨召開。

此次與普京的會談，馬克龍代表的是法國，而不是西方或美國。法俄首腦會談後，馬克龍將在面對美國和主持G7峯會時具有更明確的處理俄歐關係的立場。

從中長期來看，法國希望歐洲進一步擺脱美國影響，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歐洲地區問題的解決必然繞不開俄羅斯。對俄羅斯而言，雖然烏克蘭問題令俄歐關係深陷僵局，但普京能借此會晤表明有意願與歐盟國家展開對話與合作。 ^[11] 

2021年1月16日，首相約翰遜宣佈將於6月11日至13日在英格蘭康沃爾郡舉行G7峯會，討論氣候變化、疫後經濟復甦等議題。據路透社17日消息，約翰遜表示，疫情無疑是當今面對的最具破壞性力量和最大挑戰。約翰遜希望利用英國擔任G7輪值主席的機會，達成共識，即全球經濟必須以自由貿易和可持續的方式從新冠疫情的危機中復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