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托·羅德里格茲

2013年北京時間2月25日上午，第85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頒給了音樂紀錄片《尋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

37歲的導演馬利克·本德讓勞爾(Malik Bendjelloul)是位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對初執導筒的他而言，奧斯卡大獎可謂意料之外的結果。最初，他只是想把一個令他驚訝感動的好故事拍成一部短片，後來沒剎住車，前後花了六年時間拍攝成一部紀錄長片，並因此耗盡家產。本德讓勞爾數次受困於資金斷裂，捉襟見肘之下，突發奇想地用iPhone 5和8mm的老式相機完成了最後場景。最終，這部紀錄片為他拿下美國聖丹斯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與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相比影片拍攝製作過程的艱辛，本德讓勞爾記錄的傳奇故事更令人唏噓——上世紀70年代，墨西哥裔民謠歌手Rodriguez在美國發行了兩張失敗的專輯之後，被迫放棄音樂夢想，轉行做建築工，從此銷聲匿跡。但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非，他的音樂卻紅極一時，激勵一代代南非年輕人為反種族隔離而戰，被奉為“比貓王還要流行”的巨星。

這是一部帶有懸念、悲情與懷舊氣息的紀錄片。全片都沉浸在Rodriguez的歌聲中，美國民謠音樂的輝煌與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殘酷冰冷皆流轉於鏡頭中。被遺忘的美國底層民謠之聲，切中了那個時代南非人的憤怒與迷茫，以漂洋過海口耳相傳的古老模式，造就出一個音樂傳奇。

2006年，本德讓勞爾辭掉工作，揹着相機到非洲和南美洲旅行，尋找合適的故事題材。旅途中，他聽到了六個不錯的故事，最令他驚詫的，是關於“美國巨星Rodriguez”的故事。

“他們跟我説：‘聽着，他的音樂非常棒，就像滾石一樣！’”本德讓勞爾不止一次聽南非人提及這位他聞所未聞的美國歌手，他的理解是，任何一位歌迷或球迷都有一些刁鑽冷僻的喜好，他對這種推崇不以為然。

“直到我到了開普敦，想起這個人的名字，於是隨機問街頭的人，結果，人人都知道Rodriguez。而且他們的表情很奇怪，就像是突然有一個人問你，你認識James Marshall(美國著名吉他演奏家)嗎？”本德讓勞爾找來Rodriguez的專輯，唱片上，他穿着紅色背心，穿着拖鞋盤腿坐在地上，戴着墨鏡、帽子，脖子上掛着項鍊，像一尊雕塑，更像一個遙遠的謎語。沒人能猜出他的年齡和身高，更看不清他的相貌，唱片也沒有提供任何信息。有人傳言，這位偉大的歌手已經去世，死亡過程堪稱搖滾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場景——在最後一場演唱會上，因為音樂事業走向下坡路，Rodriguez遭到滿場噓聲。他温柔而安靜地感謝了在場觀眾，希望大家忘記這一夜，然後唱了一曲，掏槍自殺。另一種傳言是，他在舞台上點火燃燒了自己。

這位藏在陰影中的謎一般的嬉皮士，激起本德讓勞爾的慾望去還原他的經歷，拍一部紀錄片。

此時的Rodriguez，正在美國底特律建築工地上幹着重體力活，長年繁重的體力勞動已經讓他走路有些歪斜。在美國，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墨西哥移民後代，一個因時運和生計而不得不放棄夢想的人。生於1948年的Rodriguez，在當地工友的回憶裏，“不像一個藝術家，倒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他經常揹着吉他，卻從沒人叫他彈唱一曲。

直到被底特律的吉他手丹尼斯·科菲(Dennis Coffey)發現，Rodriguez才有機會在1970年錄製首張專輯《冷事實》(Cold Fact)。那一年，民謠在美國已經進入成熟期，在“迴歸自然”的號召下，鮑勃·迪倫推出鄉村色彩濃郁的作品，傑克遜·布朗以詩意的語言創造出有力而古怪的民謠樂風，更有一大批民謠新人湧現，以平靜心態描繪現實，用各自的音樂觸角解讀社會。

初來乍到的Rodriguez，匯入美國民謠的大潮中，成為毫不起眼的浪花，首張專輯只賣出了35張。製作人斯蒂夫·羅蘭德在紀錄片中回憶，當他1971年幫Rodriguez製作第二張專輯《從現實來》(Coming From Reality)時，堅信這是一張會引起市場反響之作，結果，銷量比第一張還淒涼。

“真不敢相信沒有獲得任何反響。”斯蒂夫·羅蘭德説，“他理應受到關注。在美國，根本沒人聽説過他，沒有人。甚至沒人有興趣去聽他的音樂。”

Rodriguez錄製的最後一首歌叫《因為》（Cause），也是他最悲傷的歌曲：“因為我丟了工作，就在離聖誕兩週前/我跟下水道對耶穌傾訴，教皇説着關他屁事/雨水混雜香檳，天使也讓我喝個爛醉。”專輯1971年11月發行，沒有收到任何反響，就在聖誕前兩週，唱片公司與他解約。

“這首歌是我聽過最悲傷的歌，就像一個預言。他不僅僅是有才華，他就像一位智者，一位先知，遠不止是一位音樂家。”斯蒂夫·羅蘭德説。

在美國民謠強手如林的年代，像Rodriguez這樣被浪潮席捲最終籍籍無名的歌手恐怕成百上千。但藝術的詭異恰在於，無論創作者是誰，只要能觸動人心，必定會以一種非常態的方式流傳，更何況，他的音樂是出現在政治氣氛壓抑而封鎖的南非。

一位美國女孩帶着她喜歡的專輯《冷事實》來到南非，並傳給身邊人聽。之後，朋友間相互流傳複製，最終讓Rodriguez的盜版專輯在南非賣出數十萬張。

他的清澈嗓音、充滿哲理的歌詞、對現代城市的控訴和底層艱辛的表達，都會令人想到鮑勃·迪倫。他的音樂在南非那些質疑當權者、信奉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中產生共鳴，甚至啓迪南非白人開啓反種族隔離運動。

“南非所有的音樂人都聽他的音樂，我身邊的人都有他的專輯。”南非音樂人威廉·莫勒説，他從高中開始聽Rodriguez的歌，“那時的南非人非常保守，種族隔離嚴重，沒有電視，一切都被禁止被審查。於是，他成了反叛的標誌。”對南非年輕人來説，Rodriguez就是他們生命的背景音樂，上世紀70年代中期，隨便走進一户中產階級白人家庭，一定能找到披頭士的音樂與Rodriguez的放在一起。

他的《底層藍調》(Inner City Blues)給南非年輕人以啓示，似乎將受壓抑的人心釋放。他的音樂走紅的時代，南非正因種族隔離制度浪潮而引起國際上的強烈制裁。這項源於1910年的制度，自其產生之日起就受到南非有色人種的抵抗和國際社會的批評。

1974年，南非被取消參加聯合國一切活動的資格，之後又被實行強制性武器禁運和石油禁運。南非人聽不到來自國外的任何消息，到處是軍事戒嚴，完全閉關鎖國。

Rodriguez的歌恰在描述一個混亂躁動的年代，他在《逃不掉》(Can't Get Away)中唱到：“出生在這個有問題的城市，美國的搖滾之都，在世界第一高樓的陰影裏，我發誓要逃離。週日節目裏的演員卻告訴你，你是逃不掉的。”他另一首歌是《體制藍調》（Establishment Blues），“一早上醒來頭就很痛，一躍而起穿上衣服，我打開窗户聽新聞，耳邊只有體制下的音樂。”在歌中，他唱着“關掉電視，關掉！”對南非人來説，這正是他們看到時任總統彼得·威廉·波塔時的心情。

不安、反感、渴望自由，是當時處於孤島中的南非人的普遍心態。儘管Rodriguez的音樂在當地被嚴禁，卻給了人們更強烈的衝動去聆聽和擴散。“聽到他的歌，似乎聽到一種聲音，還有出路，你可以寫歌，可以繪畫。那是第一次，南非白人圈內傳出了反對種族隔離的聲音。”音樂人威廉·莫勒説，“他在南非，比貓王更受歡迎。”

Rodriguez的影響力與他的神秘相互催化相互作用。直到1998年，喜愛他的歌迷才意識到，這位影響了他們的美國巨星，竟然沒有任何資料或介紹，除了離奇死亡的傳説，他們尋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可信的事實。依靠互聯網的力量，南非歌迷千辛萬苦找到了線索，巨星還活着，他為養活一家五口人每天干着粗重的活兒，早已離開音樂夢想。

合併圖冊(2張)

1998年3月2日，Rodriguez終於來到南非，受到頂禮膜拜。他的六場音樂會門票銷售一空，第一場音樂會上，人們舉着攝像機持續不斷地尖叫哭喊，他一句話沒説，台下山呼海嘯，沸騰了十分鐘。他安安靜靜地唱完所有的歌，平靜地經歷巨星該經歷的一切，又回到美國，繼續做他的建築工。他仍然揹着吉他漫步在底特律的大街小巷，一如既往地保持他沉默安靜的生活。他樂意與樂迷分享自己過去的音樂，也願意回到樸實從容的現實中。

“他是一個自學成才的電影製片人，我是一個自學成才的音樂家。我們的相遇是命運的安排吧。”在《尋找小糖人》拿下美國聖丹斯電影節獲得評審團大獎時，Rodriguez如是説。命運讓他放棄音樂，又讓他成為巨星。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知道命運的安排會是如何。

《尋找小糖人》的成名，自然讓Rodriguez再次重啓他的音樂路。他在接受《滾石》雜誌採訪時説，他新創作了30首歌曲，等着拿給製作人斯蒂夫·羅蘭德聽，“我想聽聽他現在對我的看法。” ^[1] 

西斯托·羅德里格茲（出生於1942年7月10日）是美國的一個民間音樂家，生於底特律，密歇根。他被命名為“六”因為他是家中第六個孩子。羅德里格茲的父母是中產階級的來自墨西哥的移民（1920年代）。在大多數他的歌裏，都反映了城市的貧困階層生活的政治立場。

2023年8月9日，西斯托·羅德里格茲去世，享年81歲。 ^[2] 

1967年（以名字Rod Riguez）他發表單曲“我會溜走”。隨後三年他沒有出任何專輯直到與Sussex Records簽約。隨後他改變了自己的藝名為羅德里格茲（Rodriguez）。1970年出專輯《冷現實》，1971年出專輯《來自現實》。但兩張專輯沒有任何市場，毫無反響。後西斯托·羅德里格茲被公司辭退，該公司於1975年倒閉。

2012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 ）的首映式上，瑞典導演Malik Bendjelloul的《Searching for Sugar Man》（尋找小糖人），獲得最佳紀錄片獎。影片講述了西斯托·羅德里格茲的傳奇。

尋找糖人的配樂將彙編羅德里格茲的《冷現實》和《來自現實》兩張專輯。這張專輯於2012年7月24日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