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

碑林，因碑石叢立如林而得名。

西安碑林的源頭可追溯至唐代立於帝都長安城務本坊國子監內的《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唐天祐元年（904年），長安駐守韓建縮建長安城，將原存務本坊國子監內的一部分石經遷至唐尚書省附近的文宣王廟（今西安社會路一帶）。

後梁開平三年至乾化四年（909—914年），長安駐守劉鄩接受幕吏尹玉羽建議將其餘石經遷至唐尚書省之西隅（今西安社會路一帶）。

景祐二年（1035年），範雍在唐尚書省西隅附近建立京兆府學。

元豐三年（1080年），呂大防將文廟和府學的一部分遷至西安碑林現址。

元祐二年（1087年），陝西轉運副使呂大忠因看到保存在唐尚書省之西隅的石經“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遂將石經及其他唐宋碑刻徙至“府學之北墉”。

崇寧二年（1103年），虞策知永興軍時將府學徹底遷至“府城之東南隅”即西安碑林現址，並進行了修建和改造。至此，府學、文廟與碑林同在一地，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 ^[1] 

正隆五年（1160年），河中府同知府尹耶律隆和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周維甫對碑林進行了修葺。

至元十四年（1285年），京兆府學正駱天驤與京兆府教授孟文昌請灞橋堂邑劉斌將倒地碑石復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重修文廟、府學和碑林。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關中發生大地震，碑林碑石多遭傾倒折斷。

萬曆十六年（1588年），對碑林進行整修，對傾倒受損的石經進行摹補並刻立《九經字樣》。

明人趙崡在《石墨鐫華》序中始有“碑林”之稱，這是所見資料中將西安碑林稱為“碑林”的最早記載。

康熙三年（1664年），陝西巡撫賈漢復及許繼業等主持，集《開成石經》字樣補刻《孟子》七篇。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安知府徐容、府學教授張鍾、訓導姚文思修繕碑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陝西巡撫畢沅整修碑林，重新規劃和改建了碑林建築，對藏石進行整理，並派員專司管理，限制拓碑，是清代對碑林最為全面最重要的一次整修。

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七年（1937—1938年），民國政府對碑林進行大規模整修，邵力子、張繼、黃文弼等人任監修委員，工程在建築設計和碑石排列等方面得到梁思成具體指導，整個建築形式和佈局一直沿用至今。此次整修中，將于右任所捐史料和書法價值很高的387件西晉、北朝及隋唐墓誌（即“鴛鴦七志齋藏石”）建專室陳列，這些墓誌豐富了碑林的藏品體系，是于右任對西安碑林和陝西文化事業之重要貢獻。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碑林管理委員會成立。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在西安碑林的基礎上成立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陝西省政府拆交的新城小碑林《漢武都太守殘碑》、《唐顏勤禮碑》等38方碑石遷置碑林保存。

1950年，“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改名為“西北歷史文物陳列館”。

1951年09月15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佈《關於貫徹保護文物古蹟的法令及籌設西北歷史博物館和西北革命文物陳列館的決定》。《決定》指出：“西北為我國古代文化發祥之地，又為漢、唐以來與各兄弟民族文化及西洋文化交流溝通的重要樞紐，所遺文物史蹟特多。而歷代農民起義有的發源於西北，有的會集或經過西北，紅軍北上抗日，走遍了陝甘寧青的大部地區，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曾以陝、甘、寧邊區為落腳點和出發點，史蹟流傳最廣，遺留文物亦最多，必須加以妥善保護。”《決定》要求，應首先辦好一個示範性的歷史博物館和一個革命文物陳列館，據此，西北文化部決定將西安的“西北歷史文物陳列館”擴建改為“西北歷史博物館”（碑林博物館）。 ^[6] 

1952年，“西北歷史文物陳列館”改為“西北歷史博物館”。

1955年，“西北歷史博物館”更名為“陝西省博物館”。

1993年1月，“陝西省博物館”正式更名為“西安碑林博物館”。 ^[7] 

2017年10月29日，西安碑林建成930週年慶典在西安碑林博物館舉行，開幕式上“長安古樂”“舞蹈書韻”“古琴演奏”“唐詩朗誦”“太極表演”“歌伴舞”等文藝節目為慶典活動助興。 ^[45] 

2018年10月17日，文化和旅遊部對全國9個達到國家5A級旅遊景區標準要求，擬確定為國家5A級的旅遊景區進行公示，其中，碑林景區在列。

西安碑林是在古碑林的基礎上，利用西安孔廟古建築羣擴建而成。由孔廟、碑林、石刻藝術室三部分組成。

西安碑林照壁、牌坊、泮池、欞星門、華表、戟門、碑亭、二廡等明清建築保存至今，並遵循着孔廟固有的建築格局，組成了一個綠樹掩映、古樸典雅的庭院式建築羣。 ^[8] 

西安碑林各陳列室，以欞星門中門為主軸線，自南而北對稱排列。前半部為臨時性專題陳列室，自軸線正中上有“碑林”匾額的《石台孝經》碑亭以北為碑林陳列室，西側為石刻藝術室，形成“一軸兩翼”的展陳格局。 ^[8] 

西安碑林陳列由碑林、石刻藝術和其它文物展覽三部分組成，共12個展室，碑室7座、碑廊8座、碑亭8座，加上石刻藝術室和4座文物陳列室，陳列面積達4900平米。 ^[2] 

本室集中陳列唐開成二年（837年）刊刻完成的十二部儒家經典，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共114石，228面，650252字，史稱《開成石經》。清康熙三年（1664年）又補刻《孟子》與《開成石經》同室陳列，合為“十三經”。

《開成石經》是中國古代七次儒家經典刻石中時代較早且保存基本完好的一部，也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首批移入碑林而開啓西安碑林發展史的奠基石，素有“文獻淵藪，石質書庫”之譽。在印刷技術尚不發達的唐代，刊刻石經主要是為學子提供經典範本，並作為校對傳抄錯誤的官方標準。十三經不僅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之書，更是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淵源所在。 ^[12] 

本室陳列以唐代名碑為主，其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不空和尚碑》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而歐陽詢書《皇甫誕碑》、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褚遂良書《同州三藏聖教序碑》、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史惟則書《大智禪師碑》、顏真卿書《多寶塔碑》、《顏家廟碑》、柳公權書《玄秘塔碑》等，歷來是人們學習書法的範本。此外，在許多碑側有刻工精緻、結構瑰麗的紋飾，也是古代圖案裝飾藝術的寶貴資料。 ^[19] 

本室陳列歷代各種書體的珍貴碑石。篆書有唐《美原神泉詩序碑》、宋《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等；隸書有漢《熹平石經》殘石、《曹全碑》，前秦《廣武將軍碑》和《鄧太尉祠碑》等；晉《司馬芳碑》是由隸向楷演變的典型書體；《孟顯達碑》《顏勤禮碑》《郭家廟碑》《臧懷恪碑》等都是隋唐楷書名碑；隋《智永千字文》、唐《懷素千字文》與張旭《肚痛帖》等則是馳名中外的草書佳作。通過這些碑石，可以瞭解中國書法藝術發展演變的概況。 ^[18] 

本室除陳列有蘇軾、祝允明等宋、明時期的名家詩文書跡刻石外，還有宋至清代的石刻圖畫，其中未刻《長安城殘圖》《唐興慶宮圖》、清刻《太華全圖》《關中八景》等對研究古代建築和名山勝蹟有重要參考價值，宋刻《王維畫竹》、清刻《孔子像》《達摩像》和《松鶴圖》《關帝詩竹》等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17] 

本室陳列宋、元、明、清各代碑石，以清代為主。其中多為記述修廟、記功、撥田、贍學、浚渠、葺城及官箴、格言等內容，是研究當時社會和地方史的參考資料；部分碑刻還記載了西安文廟及碑林史的相關史料。此外，宋代重刻的秦《嶧山刻石》以及清代康熙皇帝、王鐸、左宗棠等書寫的碑刻，在書法藝術上也都有很高的價值。 ^[16] 

本室陳列的碑石除少數是元、明兩代士人寫的詩文作品以外，大部分都是清代人寫的詩詞歌賦，其中明代書法家董其昌書寫的《襪陵旅舍送會稽章生詩》以及清聖祖玄燁臨米蒂的《賜吳赫書》、林則徐書《遊華山詩》等，都是難得的珍貴碑石。 ^[15] 

本室陳列的是清代復刻《淳化秘閣帖》的碑石，共145方。石刻兩面，其內容有歷代封建帝王、名臣及書法家的各種字體，更有王羲之和王獻之的草書字。是不可多得的名碑帖。 ^[13] 

六個墓誌廊展出于右任在20世紀30年代捐贈給碑林的“鴛鴦七志齋藏石”中《元楨墓誌》《穆亮墓誌》《元遙墓誌》等珍品，以及館藏唐宋墓誌精品共190件。 ^[14] 

建於1963年，面積1462平方米，共展出文物85件。主要陳列內容為漢代至明清的陵墓石刻，匾額為陳毅元帥所題。其中昭陵六駿、老君像、唐李壽石槨及墓誌、東漢雙獸、畫像石，以及石犀、石虎、石羊、石燈等石刻文物，雕刻手法多樣，風格各異，造型精美，均為不同歷史時期的石刻藝術精品。“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十年（636年）為紀念其所乘的六匹戰馬而詔令雕刻的，傳其畫稿為唐初著名畫家閻立本繪製並由畫家本人主持雕刻，作品為浮雕形式，構圖新穎、刀法洗練，造型逼真，是唐代石刻藝術品中的傑作。民國三年（1914年），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流失海外，現藏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和人類學博物館。“老君像”為唐代華清宮朝元閣內遺物，端莊肅穆、雍容恬靜，是唐代石刻中的珍品。李壽石槨造型莊重，雕刻華麗，墓誌呈龜形並蓋，造型極為少見，構思新穎巧妙。 ^[20] 

石刻藝術館建於2010年，面積1800平方米。以‘長安佛韻”為展陳主題共展出約150件北魏至宋代的石刻造像代表了歷史上長安佛教藝術的最高水平陳列分為造像碑區、造像區大型造像區，全方位闡釋了長安模式下佛教造像的典型樣式和藝術風格。2011年“長安佛韻”榮獲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新石刻藝術館榮獲中國建築工程魯班獎。展覽根據佛教造像的特點分區，各區按照時代排序集中陳列，結構設計分為兩大部分。即：“眾生祈願——佛教造像碑專題”和“寶相千顏——單體佛教造像專題”。 ^[21] 

西安碑林對人們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它集中了許多傑出書法家的傳世名作。如東漢中平二年（185年）刻的《曹全碑》，筆畫圓潤而精氣內涵，體勻整秀而飄逸多姿。

西安碑林保存的名碑中，以唐碑最為突出。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期間名輩出，流派分，真、草、隸、篆，百花爭妍。它上承魏晉六朝之餘韻，下開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中國書法數千年曆史長河中光彩奪目的篇章，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具有先鋒的一頁，深刻地影響着後來中國乃至東亞、東南亞書法藝術的發展道路。

在唐朝時，朝廷頗為重視書法，翰林院設有侍書學士，將書法作為進身仕途的門徑之一。中央的“國學”分為六科，其一為書學科，是專門教習書法的機構，這是效仿漢代以書取士、晉朝有書學博士這些設置的繼續。弘文館也教書法，專收五品以上的官員進行提高，由當時最為著名的書法大師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執教 ^[53]  。這足以見得朝廷對書法及書法教育的重視。

史籍所記載有名有姓的唐代書法家，其總數已逾千人，其中大多為京官或長期生活在帝都長安地區的仕階層。從書法流變的大體脈絡來看，可將唐代書法分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典型代表在碑林都有充分表現。

西安碑林中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如唐建中二年（781年），由唐代名書法家徐浩書寫的《不空和尚碑》，碑文記述了佛教密宗的傳承歷史，以及榮任唐王朝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國師不空和尚的業績。

唐天寶二年（743年），大温國寺寺主思莊等，為紀念其師懷惲建立的《唐闡法師碑》，記載了淨土宗的實際創始人善導大師和懷惲法師弘揚淨土的事蹟，彌補了歷代史籍記載之不足。

《漢曹全碑》記載了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以及在陝西合陽一帶的活動。還有“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及“和德面縛歸死”等事實，均可彌補和訂正史書的缺憾。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錄了景教（古羅馬基督教的聶思脱裏派）的教旨儀式，在中國的傳播及景教僧在唐朝一百五十年中的政治活動情況，碑側及下端刻有古敍利亞文記事和僧徒多人題名，在研究宗教史及中國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52] 

西安碑林收藏有九百餘塊從晉至清的墓誌。

墓誌是為了防止陵谷變遷，桑滄更替，將死者的姓名、籍貫、官職、生平事蹟、埋葬地點等，刻於石上、磚上，使後世有所稽考。這些墓誌所記事實，可以考證史籍之異同，補充史籍記載的缺漏，研究各民族及各國的交往，考證古代郡縣鄉里之所在，以及瞭解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等等。 ^[52] 

石刻藝術是中國古代燦爛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漢唐盛世，造型藝術因反映時代精神而大放異彩。漢代石刻的雄勁、簡煉，唐代石刻的精美、圓潤，都表現了中華民族進取、向上的氣派和精神，在中國雕刻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西安碑林石刻藝術室建於1963年，匾額七字是由陳毅元帥親筆所題。室內陳列着漢唐藝術精品七十餘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兩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東漢雙獸，其造型綜合了獅、虎的特點，形象威武、活躍，動作矯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練、雕刻精緻而成為同類作品中的佼佼者。陝北出土的東漢畫像石，內容除少數神話傳説和歷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側面，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獅、石虎、石羊、卧牛、走獅等也從不同側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寫實傳神的特點。

石刻室陳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樣，既有傳世的精品，也有建國後歷年發掘品。有浮雕，也有圓雕，主要反映了古長安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水平。

北魏皇興造像的彌勒，着通肩式袈裟，豐滿圓潤，肌肉勻稱，衣褶以條稜表現，具有較多的域外藝術風格，其藝術水準在當時也是領時代之先的。

隋唐時代的造像藝術則把從北周開始的寫實風格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追求立體造型的同時，把傳統的線和裝飾性的藝術手法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使中國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藝術達到鼎盛。陳列的觀音菩薩像，金剛造像都是這一時期優秀的作品。

西安碑林中還有許多引人注目的石刻，如宋元祐六年（1091年）刻的《唐王維畫竹》，以它的挺拔瀟灑之態，清妍高雅之神，博得人們的喜愛。

明代刻的《達摩東渡圖》和《達摩面壁圖》，是西安風顛和尚的手筆，畫面以粗線條寫意，局部用工筆細描，畫出一印度僧人的虔誠形象，及其生動傳神。 ^[52] 

國寶級文物。

《石台孝經》由四塊高590釐米、寬120釐米的長方形巨石結體而成。碑首、碑身、碑座共用35塊巨石組合起來。此碑由宰相李林甫、國子祭酒（主管教育的官員）李齊古主持，於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四年（745年）鐫刻而成。

碑首上雕刻着瑞獸神龍，上下刻湧雲似乎神龍蜿蜒飛舞在萬里雲海之中。碑座由線刻雙獅和蔓草紋飾的三層石台壘起，顯得莊重魁偉、富麗堂皇，線條和諧，氣象不凡。碑額是唐肅宗李亨的篆書“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台”16字。

碑文是由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釋，並以自己喜愛的八分隸體書寫的《孝經》，所以稱為《石台孝經》。字體雍容華貴，端莊大方。

《孝經》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與孔子的問答之辭，主要講“孝”、“悌”二字。唐玄宗為《石台孝經》寫序的目的就是為了表明自己以“孝道”治天下的決心。 ^[30] 

國寶級文物。

《開成石經》共114石、228面，每石高216釐米，寬83—99釐米不等，內容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以及《孝經》《論語》《爾雅》等12部儒家經書，共計160卷、65萬多字，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目，被譽為最重要、最大的一部石質書庫，有“石質圖書館”之美稱。“開成”是唐文宗李昂的年號，因石經刻成於唐開成二年（837）而得名。

石經是中國古代碑刻中的重要類別，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刻立石經，至今有文字可考的共有七次，即東漢《嘉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後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乾隆石經》。但其中五次刻經已損毀，僅留存一些殘石，惟有唐《開成石經》和清《乾隆石經》得以完整保存下來，碑林一室陳列的就是《開成石經》。 ^[30] 

國寶級文物。

唐大曆十四年（779年）立，此為顏真卿為其曾祖父顏勤禮撰書刻立之神道碑。螭首方座，碑身及碑首高268釐米，碑身寬92釐米，三面刻字，共44行。碑正反兩面行38字，側行37字。未刻額。

顏勤禮碑原在唐萬年縣寧安鄉鳳棲原上，五代後梁時，劉鄩（856—920年）守長安，將它及唐《開成石經》等大批碑石遷於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大致相當於今西安城北大街以西，北廣濟街以東，鼓樓以北，西華門街以南一帶。宋代以後埋入地下。直至民國十一年（1922年）方重見天日。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移歸西安碑林。

顏真卿（70—784年），唐代名臣。安史之亂時，身為平原太守的顏真卿在北方率先起兵對抗叛軍。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興元元年（784年），被派遣曉諭叛將李希烈，凜然拒賊，終被縊殺。其楷書端莊雄偉，行書跌宕遒勁，世稱“顏體”。

此碑雄沉剛健，元氣渾然，是顏真卿人書俱老階段的巔峯之作。加之宋代即埋入地下，近代才出土，故極好地保存了顏書原貌，彌足珍貴。為2007年中國郵政發行之“中國古代楷書郵票”六種之一。 ^[30] 

國寶級文物。

此碑記述長安安國寺上座大達法師端甫在唐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受到禮遇及弟子為其建造玄秘靈骨塔的事蹟。柳公權書。“唐人尚法”，僅就楷書而言，初唐、中唐羣峯並峙，初唐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謂“初唐四家”，中唐有顏真卿、徐浩等巨擘，而晚唐則柳公權幾乎一枝獨秀，獨步書壇。2007年中國郵政發行《中國古代書法——楷書》特種郵票1套6枚，他書丹的名作《玄秘塔碑》榮列其中。

柳公權（778—865年），字誠懸，唐京兆華原（今陝西銅川耀州區）人。出身官宦世家，父柳子温乃丹州（治所在今陝西宜川）刺史。柳公權初學王書，遍閲初唐歐、虞、褚、陸諸家，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樹碑立傳，如果沒能請動柳公權撰文書丹，人們會認為這家子孫不孝。外國人來長安朝貢，懷中往往專門揣有一個錢袋，上面寫着這樣幾個字“此購柳書”（《舊唐書·柳公權傳》），其見重若此。柳公權的書法生涯約起於唐貞元年間（785—805年），因為時譽極高，作品頗豐，可惜多已佚失，傳今不過20餘種。其中西安碑林藏64歲書《玄秘塔碑》（841年）、60歲書《馮宿碑》（837年）、59歲書《回元觀鐘樓銘》（836年）即為國之重寶。

唐開成元年（836）六月一日，長安城著名的安國寺長老（上座）大達法師圓寂，享年六十七歲。朝廷賜諡曰“大達”，為安葬其靈骨，特別建造了玄秘塔，並於六年後（會昌元年）刊立此豐碑以為紀念。大達法師生前駐錫的安國寺原是睿宗李旦登基前的舊宅，景雲元年（710）改為安國寺（遺址在今西安市新城區電廠路龍華村北側）。唐代皇帝經常駕臨該寺。

《玄秘塔碑》碑文系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所撰。碑文記載大達法師生平事蹟。碑文記載：大達法師佛學素養精深，弟子眾多，而且口才極好，講起經來，“逢源會委”（碑文），滔滔不絕。最早“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悦”，隨後經常請他進宮與儒道飽學之士研討，並輔導皇太子學習。“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碑文）。憲宗皇帝也多次巡幸安國寺，對待大達法師就像好朋友一樣，經常諮詢他一些問題。

《玄秘塔碑》是柳公權的代表作，也是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西安碑林建立之初就移入碑林的名碑，用筆如刀斧，乾淨爽利，斷金裂石，果斷犀利。稜角畢露，鐵骨錚錚。《玄秘塔碑》比唐初的楷書更加大氣，大氣來自於硬朗。康有為在他的《廣藝舟雙楫》中稱讚柳書“清勁峻拔”，其書如此，其人亦是如此。

為《玄秘塔碑》操刀刊刻的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刻碑聖手邵建和、邵建初兄弟。鐫玉冊官，又名刻冊官，唐代屬中書省，專職為皇帝刊刻祭祀、封禪、冊命時使用的玉製簡冊。也包括刊刻一些重要、特殊的碑石、墓誌。

柳公權對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刻碑技藝頗為讚賞，除了《玄秘塔碑》，柳公權書寫的《回元觀鐘樓銘》《符璘碑》《金剛經》也是由邵氏兄弟刊刻。近年《邵建和墓誌》在陝西出土，對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年齡、卒葬地有了準確的記錄。同時可見中唐以後，世家士族日漸式微，但在刻石技藝行業中卻出現明顯的集團化和家族化傾向。 ^[30] 

國寶級文物。

唐建中二年（781年）立於長安大秦寺中。波斯傳教士景淨撰文，呂秀巖書並題額。螭首龜趺。碑身高193釐米，寬96釐米。楷書32行，漢字1780個。碑文記載了基督教在唐代貞觀年間傳入中國及其以後100多年流傳中土的情況，是聞名海內外的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大秦”是中國古代對東羅馬帝國的稱呼，“景教”是基督教一支聶斯脱利教派的中文名字。

據碑文記載，貞觀九年（635年），基督教由敍利亞教士阿羅本從波斯傳入長安，當時心胸寬廣的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到長安城西郊列隊歡迎阿羅本。

此碑記載了貞觀九年到建中二年（781年）基督教在大唐傳播的珍貴片段。比如：阿羅本來到長安後3年，太宗在長安義寧坊給他們批了一塊地，讓他們建立東方第一個教堂。還專門給他們的教堂批了20來個正式編制。以後歷代皇帝對基督教都非常支持。唐玄宗的時候，教堂有活動，玄宗派高力士送來絲帛，並且給教堂題字。玄宗雅好書法，唐書上説：玄宗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玄宗是隸書（八分）的頂級高手，其書豐腴華美。唐文宗時候，在聖誕節，皇帝給教眾分發點心，等等。碑文最後記載建中二年立碑之時，“寧恕知東方景眾也”。也就是説大唐的基督教歸東方教會管理，當時東方教會的主教是寧恕。他駐紮地在今天伊拉克的巴格達。特別珍貴的是碑多處刊刻了古敍利亞文，這是東方教會的官方文字。

《景教碑》刻立60多年後，唐武宗滅佛，佛教遭遇空前的“會昌法難”。受此連累，景教教堂也被平毀，《景教碑》遂淹沒無聞。

時間又過了近800年，《景教碑》在明代天啓五年（1625）初春出土於西安城西崇仁寺（金勝寺）附近，其地即當年唐長安大秦寺舊址，旋就近安置在崇仁寺內。這座寺院是當時西安最大的佛寺，明成化年間曾大舉修繕，把它作為秦王府的香火院。現為空軍西安基地所在，在西安城牆玉祥門外四五里處。

出土300多年來，海內外學人就該碑的真偽、性質，出土的時間、地點，以及從語言學、神學，特別是宗教史學的角度解讀該碑的內涵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一碑之研究竟至汗牛充棟，足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20世紀前西人的研究以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為主。該碑的出土對他們來説，可謂如獲至寶，因為其無疑證明了基督教在華之源遠流長，儘管景教在中世紀不過是基督教的異端。他們很快將碑文譯成多種西方文字，並着手解讀該碑的敍利亞文部分。

《景教碑》出土200多年一直在崇仁寺中，清咸豐九年（1859年），在陝做官的杭州人韓泰華訪碑至此，慶幸碑刻字畫完好，更造碑亭，以為保護，並於碑石左側刻題：“後一千七十九年咸豐己未，武林韓泰華來觀。幸字畫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吳子苾方伯不及同遊也，為悵然久之。”

1907年5月，丹麥人何樂模（Holm）來到西安，計劃出銀3000兩買通寺僧，將此碑運往國外，並僱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一碑以代原石。9月複製《景教碑》已經完成，何爾謨再度來到西安，就在其秘密商議搬運之際，消息走漏，地方當局出面制止。擅長英語的陝西高等學堂教務長王猷擔當折衝之任，與何樂模交涉，終解除密約，只允許他將複製碑石運走。10月2日—6日，《景教碑》碑身、龜趺先後移往西安碑林，陳列於《開成石經》碑廊之後“《孟子》石經亭”入口處（今碑林第二展室所在）東側。 ^[30] 

國寶級文物。

唐天寶十一年（752年）四月建，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移存西安碑林。岑勳撰文，徐浩題額，顏真卿受西京千福寺楚金禪師邀請書丹。碑文記載長安龍興寺楚金和尚修建多寶佛塔事蹟。

顏真卿（709—784年），唐代名臣，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安史之亂時，身為平原太守的顏真卿在北方率先起兵對抗叛軍。興元元年（784年），被派遣勸降叛將李希烈，凜然拒賊，終被縊殺。其楷書端莊雄偉，世稱“顏體”，行書跌宕遒勁。宋代書壇領袖蘇軾曾慨嘆：“顏魯公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其書豐壯淳厚，含蓄又充滿力量，這正是幾千年來，儒家最推崇的精神境界。換言之，顏真卿書法的美學底藴深契儒家思想，幾乎無人匹敵。

該碑是顏碑石存今最早者，點畫圓整，端莊勁秀，已有個人獨特面目。明代學者孫鑛《書畫跋》：“此是魯公最勻穩書，亦盡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

撰文者岑勳是大詩人李白的朋友，他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叔伯兄弟，名叫岑參。此碑額題“大唐多寶塔感應碑”，隸書，出徐浩之手。徐浩是顏真卿同僚，長顏6歲，唐玄宗至肅宗朝曾兩度主持內府法書鑑定。千福寺在唐長安城安定坊之東南隅（大致在今天西安西站西南），原為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673年）舍為寺。 ^[30] 

國寶級文物。

靈帝中平二年（185年）立，高272釐米，明隆慶年（1567—1572年）出土於陝西合陽莘裏村。1956年移存西安碑林。

碑主曹全自幼勤奮好學，博學多能，他的孝行在家鄉更是有口皆碑。先後擔任過郡右職上計掾史、涼州治中別駕，在建寧二年（169年）舉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當時正逢疏勒國發生政變，對大漢王朝也不再稱臣進貢。曹全奉旨征討，最終將和德王“面縛歸死”，將諸部落貢納的二百萬錢全部登記造冊納入官府。之後又被舉為孝廉，官拜酒泉福祿長。後來張角起義時，戰亂不堪，曹全出任郃陽令，他收拾殘局，安撫百姓，將屬地管理得很出色。前來投奔者雲集郃陽，在他治下的“農夫織婦百工戴恩”。其後又在遭水災之後，“興造城郭”，還幫助一些有學識之人獲得官爵。難能可貴的是曹全所作所為，“費不民出，役不幹時”。曹全在郃陽的門生故吏因共同出資，為其“刊石紀功”。碑石質堅潤，刻刊精良，為漢碑中保存最為完好者。

康有為認為此碑“以風神逸宕勝”，是漢隸中“秀韻”一路代表。 ^[30] 

國寶級文物。

《迴元觀鐘樓銘》，橫長方形，長123釐米，高60釐米，共41行，滿行20字，令狐楚撰文，刻於唐開成元年（836年）。此碑主要記述了唐迴元觀的歷史沿革，其中也簡要地提到迴元觀舊址曾是唐玄宗李隆基賞賜給安祿山的宅第，在安祿山叛亂平息之後，宅第被廢作迴元觀址等史實。該碑於1986年11月15日在西安市太乙路發現。

此碑由唐代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寫，在金石著作中從未著錄，亦未聽説有拓本流傳。由於長期埋沒地下，除個別字稍有殘損外，其餘文字字口清晰，鋒芒稜角，儼然如新。書法結體嚴峻，剛柔並濟，是柳體楷書中的珍品，為研究柳體書法藝術增加了新的珍貴資料。 ^[30] 

國寶級文物。

碑高350釐米。碑身頂端減地平面陽刻七尊佛像。北宋移藏西安碑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八月，唐太宗為玄奘新譯佛家經典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為太子，又作《聖教序記》。弘福寺沙門懷仁以當時所存王羲之書跡，將太宗《聖教序》和太宗答敕、太子《聖教序記》和答敕以及玄奘翻譯的《心經》1900餘字，一一集出，歷時二十年，咸亨三年（672年）刻成此碑。

玄奘印度取經歸來，被唐太宗安排在長安弘福寺（約在今西安市蓮湖區星火路立交橋西側豐禾路一帶年）譯經。弘福寺是“貞觀八年，太宗為穆皇后竇氏追福立。制度華麗，為京城之壯觀”。初八日丁丑（2月9日年），舉行了隆重的迎接玄奘及所攜佛經、佛像入弘福寺的儀式。當時唐太宗親切的對玄奘説：“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譯之所。”兩年後，即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三月譯經活動又轉移至慈恩寺，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年）十月又轉移至玉華寺等處。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年）八月，經長孫無忌、褚遂良斡旋，玄奘將譯好的《瑜伽師地論》呈給太宗，並請太宗作序。太宗花一個多月時間通覽這部長達百卷的佛教經典後，親自撰寫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盛讚“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仙露明珠，詎（jù，意為“豈”年）能方其朗潤”。遂即太子李治又追隨父親寫下《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記》。

在得到二序文後，弘福寺寺主圓定請求將序文鐫刻於碑石上，藏於寺宇，太宗同意這個要求。“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之書，勒於碑石焉”。在唐太宗的地毯式精心收集下，初唐時王羲之法帖已經達到二千多卷，其中行草佔居大半，因此圓定大和尚讓寺中擅長書法的懷仁以王羲之行書為主集成碑文。

羅豐先生統計《集王聖教序碑》的文本共有1904字，大約有以下十部分構成：

1.題銜及懷仁集王羲之書，凡29字，第一行至第二行。

2.唐太宗《大唐三藏聖教序》，凡781字，碑石第三行起第十二行結束。

3.唐太宗在閲玄奘謝表後的答辭，共63字，在碑石第十三行。

4.太子李治《述聖記》，共574字，在碑石第十四行起，第二十二行結束。

5.太子李治在收到玄奘謝啓後的答辭，共50字，在碑石第二十三行。

6.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共11字，第二十三行。

7.《般若婆羅密多心經》，共260字，第二十四行起，第二十八行結束。

8.題銜奉勅潤色于志寧等五人，共69字，在碑石第二十九行。

9.京城法侶建立及立碑日期，共15字，在碑第二十九行。

10.勒石、鐫字工匠名，共32字，在碑第三十行。

集字工程浩大，凡歷20年，終於在玄奘圓寂8年之後，也就是唐高宗繼位的第22年（673年），《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碑刻成。此時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已經隨葬唐太宗昭陵。其實即使在唐宋以前，能夠有幸看到王羲之真跡的人總是鳳毛麟角。而《懷仁集王聖教序》碑的刻立，大規模的傳拓隨即展開，它對王羲之書法的廣泛流傳以及王者地位的確定是決定性的。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有云：“《聖教序》，唐僧懷仁所集右軍書，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謂異才。” ^[30] 

國寶級文物。于志寧撰，歐陽詢書。

碑身高188釐米，寬95釐米。隋文帝末，漢王楊諒在幷州（今太原）舉兵反叛。當時皇甫誕總管幷州司馬，勸阻楊諒不成，反被殺害，時在仁壽四年（604年），年51歲。其子皇甫無逸因為是隋朝舊臣，受到唐高祖禮遇，封滑國公。他為彰顯其父芳烈志節，唐貞觀十年至十二年（636—638年）間，追立碑於陝西省長安縣鳴犢鎮皇甫誕墓前。明代初年移存西安碑林。

歐陽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臨湘縣（今湖南長沙市）人。隋煬帝即位，歐陽詢出任太常博士。唐武德三年（620年），投靠夏王竇建德，授太常卿一職。武德五年（622年），歸順唐高祖李淵，授侍中，累遷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冊封渤海縣男，曾主持編撰《藝文類聚》。貞觀十五年（641年）去世，時年八十五歲。歐陽詢精通書法，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並稱"初唐四大家"。書法於平正中見險絕，號為"歐體"。代表作:楷書有《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彥博碑》，行書有《仲尼夢奠帖》等。此碑與《九成宮》等其他歐書碑版相較，用筆、結體更為瘦峭險峻。 ^[30] 

國寶級文物。

刻於唐貞觀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為了紀念開國戰爭中曾騎過的六匹戰馬，令畫家閻立本先畫出六駿的圖形，再由雕刻工藝家閻立德依形複製刻於石上，由當時的大書法家歐陽詢將唐太宗親自書寫的讚美詩書在原石上角，刻成後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壇之內。依次為“特勤驃”“青騅”什伐赤”“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其中“颯露紫”“拳毛騧”二駿1914年流失國外，現存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

昭陵六駿每塊高2.5米，寬3米，採用高浮雕的形式將六匹駿馬生動地再現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狀，三匹為奔馳狀，姿態英俊，神韻颯爽，造型生動，眉目傳神，可謂“秦王鐵騎取天下，六駿功高畫亦憂”。魯迅先生將六駿譽之為“前無古人”的傑作。 ^[31] 

收藏在西安碑林的“景雲銅鐘”被稱為“天下第一名鍾”，也是世界名鍾之一，鑄於唐睿宗李旦景雲二年（711年），故稱“景雲銅鐘”，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曾對“景雲銅鐘”進行錄音，每年除夕之夜作為辭舊迎新的“新年鐘聲”進行播放，並一直沿用。

鍾高2.47米，腹圍4.86米，口徑1.65米，重約6噸。鐘形上鋭下侈，口為六角弧形。它是由25塊銅錫合金鑄成，而今銅鑄彌合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鐘身分上中下三段，每段分三格，除下段中格為銘文外，其餘均飾八稜花瓣為界，以四線達於四角的幾何紋相間隔，飾有龍、風、獅、牛、鶴等不同的動物和飛天形象，四角各有4朵祥雲，顯得生動別緻。三段中32枚鍾乳像顆顆璀璨晶亮的星星，均勻地佈於鐘身各處，既裝飾了鐘錶面，又起到了調節音韻的作用。

下段中格的銘文共18行、292字，每行17字，空格14字，字體為稍參篆隸的楷書。此銘文由唐睿宗李旦親自撰文並書寫，內容是宣揚道教教義，闡述景龍觀的來歷、鐘的製作經過以及對鐘的讚揚，是李旦傳世極少的珍貴書跡，故此銘文為研究書法史者所珍視。

唐景雲二年，唐睿宗李旦巡遊周至縣，夜宿行宮，夢見霞光滿天，祥雲繚繞，以為吉兆，遂下令鑄鐘以志。鍾起初是被懸掛在剛落成不久的唐景龍觀（唐長安城崇仁坊西南隅，今西安下馬陵一帶）“行三重樓以憑觀”的鐘樓上的，因此，稱這口鐘為“景雲銅鐘”，亦稱“景龍觀鍾”。明洪武十七年在唐長安鐘樓舊址上建了一座鐘樓，以保存這口富有神話色彩的“景雲銅鐘”，作為報時用。據説每天撞擊報時的時候，全城都能聽到清亮悦耳的猶如鳳凰鳴叫的鐘聲。新中國成立後，於1953年移入陝西省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前身）。

古代鑄造的鐘，除了雕鑄一些圖案，還有文字，或吉祥用語，或紀時記事。因此，古銅鐘不僅在文字發展史上，更在古代社會、政治、思想、文學、經濟等各方面的研究一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史料，同時體現出了中國古人的高超技術。

景雲鍾為存世唯一由皇帝撰文書寫、監工鑄造的青銅大鐘。鑄工技巧嫺熟，雕工精細，紋飾精美，線條流暢，鐘聲清晰宏亮，音質優美，顯示了唐代高超的冶鑄技術。2002年，景雲銅鐘被國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10]  [33-34]} 

國寶級文物。

老君像是碑林石刻藝術室陳列的唯一一件有關道教題材的造像。老君像為漢白玉所制，通高1.93米，原屬臨潼驪山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殿之物。老君身着道服，腰束帛帶，結跏跌坐於三層番蓮紋的須彌座上，人像與台座渾然一體，有安謐華貴之感。雕刻手法極為精工洗煉，堪稱盛唐時期大型人體石刻的藝術珍品，同時對探討道教在關中地區的傳播，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9] 

國寶級文物。

原在西安市北郊查家寨發現，馬身高200釐米、身長255釐米。大夏是十六國之一，當年匈奴族赫連勃勃，踞統萬城（今陝西靖邊縣白城子），稱大夏王，一度攻佔長安，由其子鎮守，此石馬就是那時的作品。石馬前腿處有赫連勃勃真興六年（424）題記。 ^[32] 

該碑是東漢衙縣（今陝西白水縣東北）縣令孫羨奉左馮詡太守劉明府之命，為傳説中漢字的創始者倉頡建祠刊石而立。碑呈圭形，有穿，隸書，4面刻字，但風化剝落嚴重，已很難句讀。據殘存文字判斷，正面碑文是對倉頡造字之功的頌讚及對劉明府德政的讚譽；左側一部分記孫羨仕途經歷及遷衙令後立祠刊石之緣由，另一部分及右側碑陰刻其椽屬的姓名、籍貫和出資人的姓名及錢數。另外，碑額上的碑穿右側有東漢人題字5行，隸書；左側有宋人題字5行，楷書。

碑原在陝西省白水縣史官村（即漢代衙縣縣治所在）倉頡廟舊址，1975年移存碑林。 ^[57] 

唐貞觀九年（635年），原立於陝西省三原縣李淵（唐高祖）獻陵前。

石犀原有一對，這是其中之一，重達十噸。幾條粗壯的線條勾勒出犀牛的特點，整體比例準確，形象生動逼真，反映了唐代工匠高超的藝術技巧和魄力。史載，貞觀初年林邑國（今越南）曾向唐朝進獻活犀牛。因此該石犀為古代中外友好往來的紀念物，屬國寶級文物。石犀右前足的石板正面刻有隸書銘文“□祖懷遠□之德”，推測應為“高祖懷遠之德”。 ^[54] 

1973年在陝西三原縣出土，長355釐米，高220釐米，寬185釐米，是由28塊青石構成。槨的前面正中有可以開合的兩扇石門。槨內陰刻星相圖。內壁四周刻有樂伎、舞伎、男女侍從，還有騎馬出行、狩獵、儀仗、農耕、牧養、雜役、寺院、馬廄等題材的畫面。槨的外部採用淺浮雕表現手法，刻有執戟的衞士、捧笏的文臣、持劍的武將。人物之上採用減底平雕的手法，雕有朱雀、青龍、白虎和龜蛇交纏的玄武，另外還有騎在龍虎背上的仙人等，線條舒暢流利，形象逼真優美。

李壽的龜形墓誌，是十分獨特的，龜形制非常罕見。其龜首、龜尾、龜身相連，四足趴伏於長方座上，龜頭前伸，雙目圓瞪。龜甲為墓誌蓋，上書“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國淮靖王墓誌銘”。墓誌蓋邊飾以龜甲、聯珠、蔓草紋飾。蓋下為墓誌銘，用楷書寫成。

李壽是唐高祖李淵的堂弟，曾在開國征戰中立有戰功，被封為淮安王，卒於貞觀五年（631年），陪葬在唐高祖李淵獻陵旁。 ^[55] 

隋大業四年（608年），1957年西安市西郊梁家莊出土。

李靜訓為隋左光祿大夫、岐州刺史李敏的第四女，字小孩，生長於皇族之家，去世時年僅九歲。

石棺是歇山頂、三開間、殿堂式房形的縮影。棺身四壁由六塊石板組成，棺蓋由整塊石頭雕刻呈歇山式屋頂，兩端雕有翹起鴟吻，屋脊中央置一火珠，屋面有角檐垂脊和浮雕式的筒瓦，其沿端為蓮花瓦紋；棺背面中間瓦脊上刻“開者即死”四字咒文，以防止被盜。

石棺的正面為關閉的門扉，兩邊各線刻一站立的侍女；門的左、右分別雕刻了直欞窗，窗下刻有青龍、朱雀圖案。四根立柱頂部雕有人字拱。石棺的一側雕刻有石門和一對相向而立的男侍衞。門框、窗框柱、額、檻、方柱等處陰刻卷草、蓮花、龍鳳、寶瓶紋飾，雕刻精巧，造型逼真。

李靜訓墓隨葬精美文物兩百多件。這些珍貴文物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 ^[56] 

西安碑林坐落於十三朝古都西安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裏而得此名），是中國收藏古代碑石墓誌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館藏文物種類豐富，包括歷代碑石、墓誌、石刻造像、畫像石等石刻文物和書法、繪畫、碑拓等其它文物，尤以碑刻墓誌、歷代拓本為具有特色的館藏品。碑林藏品時代系列完整，時間跨度達2000多年，有着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8] 

西安碑林藏品浩瀚，書法藝術卓越，文化內涵豐富，被譽為“東方文化的寶庫”、“書法藝術的淵藪”、“漢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書庫”。碑林是國家AAAAA級旅遊景點，全國18個特殊中國歷史旅遊景觀之一，被列入中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已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西安最有價值的文物古蹟之一，吸引着眾多海內外遊客，成為普及和弘揚中國經典文化的重要窗口。 ^[51] 

《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六年級下冊《名碑薈萃》：“在陝西省西安市，有一座我國最大的書法藝術寶庫，那就是西安碑林。碑林收藏了從漢魏至明清歷代的碑石、墓誌，共兩千三百多塊。碑文出自各個朝代書法名家之手，真稱得上是名碑薈萃了。”

朱鎔基主持國務院工作時，曾經先後在多個場合向官員推薦西安碑林刻錄的一則明代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鎔基説他從小就會背誦這段箴言，他希望每個官員都能明白這個道理。 ^[48-49] 

2006年4月8日，“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評選結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揭曉。西安碑林作為“傑出文化的代表”以網絡投票第一名（85151票）的結果，成功當選“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金獎。 ^[47] 

從歷史價值來説，西安碑林的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陝西周至縣出土，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釐米，寬103釐米，刻於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敍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中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中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係。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遺物，記載着當時陝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鬥二兩四錢，米每鬥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導陝西扶風、歧山一帶農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一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于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為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為事業堅韌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大量的石經，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獻資料。《石台孝經》刻於唐天寶四年（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鑑人，高590釐米的細石合成，是碑林裏最宏偉的石碑。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湧雲；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美的捲雲，頂上作山嶽狀；碑下有三層石台階，故稱“石台孝經”；三層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精華。

《開成石經》是碑林保存的中國最完整的一套石刻書籍，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837年）刻成一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論語》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共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後立於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中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是一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中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修渠記》《修棧道記》《修城記》《修廟記》等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50] 

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故鄉”的美譽。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嶧山刻石，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東漢中平二年（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這是中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為漢碑中的精品。

“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保存了中國最早的《周易》文句，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方挺嚴整，為漢隸之典範。

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名家輩出，時有傑作，真、草、隸、篆，百花爭妍，猶如璀璨的羣星，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創一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歐陽通書寫的《道因法師碑》，與其父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很相近，結構嚴謹，書法險勁，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的《玄秘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構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脱，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觀聖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誌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如唐刻《大智禪師碑》的兩側，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並用的圖案作為裝飾，將蔓草、鳳凰和人物穿插佈置，使人感到繁麗、活潑、美妙而有生氣；《石台孝經》碑頭上的浮雕捲雲和獅子，碑座上線刻的精緻蔓草、瑞獸等，也都表現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唐刻《道因法師碑》座垢兩側，用流利的線條，刻出兩組人物，共有十多個捲髮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牽馬攜犬，作準備出行狀，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北魏的《元暈墓誌》四側，分別刻着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滿填流動的雲彩，呈現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它們像綠林一樣陪襯着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寶庫，更加瑰麗異常。

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宋代時，由於無人管理，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有的用於修橋，遭到人為的破壞。元代時，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陝西發生8級大地震，碑林裏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只見房屋倒塌，碑石橫卧於荊榛瓦礫之間，環顧四周，滿目荒涼，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他與同僚合義，採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編目著錄，組織石刻陳列，建立管理機構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護碑林。在他所著《關中金石記》中説：“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搜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都，編排甲乙，周以欄盾。明代及近人所，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永久。”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整修碑林在於“庶考古者，得以觀覽也” ^[11]  ，為保護珍貴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1年，國務院公佈“西安碑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刻類第1號）。 ^[4] 

2009年1月5日，國家文物局批覆陝西省文物局關於《西安碑林西安府文廟古建築羣保護維修工程方案的請示》（陝文物字〔2008〕57號），原則同意該方案，並提出修改意見。 ^[37] 

2009年5月20日，由陝西省文物局倡議主辦、西安碑林博物館承辦的西北五省區首次文物安全協作會議在西安召開。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郭憲曾致辭、國家文物局執法司副司長劉銘威到會講話。 ^[36] 

2009年7月1日下午，西安碑林舉行安防改造工程開工儀式。 ^[38] 

2010年4月，西安碑林完成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工作。此次共申報古籍十七種，均為二級古籍。其中《史記》版本四種。《毛詩註疏》《批點昌黎先生文編》《荊川稗編》等十種明版本。《水經注釋》和《滹南遺老王先生文集》二種清版本。申報中按照要求進行規範詳細的信息填寫並進行古籍申報説明。西安碑林收藏古籍40000餘冊，4219種，善本500餘冊，此前已有九部列入第一、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40] 

2010年5月1日，西安碑林老石刻藝術館改造完成，正式對外開放。 ^[39] 

2010年11月，西安碑林文物數據庫一般文物信息採集工作完成，信息採集成果報送省文物信息中心。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完成了近3000件（組）包括造像、墓誌、書畫、版本、雜項等幾大類文物的文本信息及圖像信息的採集工作，總共完成文本信息內容近20萬字，圖像信息的照片6000餘張。 ^[41] 

2011年3月，西安碑林完成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工作。此次共申報古籍十四種，均為二級古籍。其中《史記》明版本三種；《毛詩註疏》《批點昌黎先生文編》《荊川稗編》等明版本九種；《水經注釋》清版本一種。申報中按照要求進行規範詳細的信息填寫並進行古籍申報説明。西安碑林收藏古籍40000餘冊，4219種，善本500餘冊，此前已有十一部被列入第一、二、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42] 

2013年5月17日，陝西文物圖書中心在西安碑林建成開放，這也是全國首座以文物圖書為主題的圖書中心。該文物圖書中心由古籍書庫、普通書庫、過刊過報書庫、採編室、古籍修復室等組成，總面積700餘平方米，30多個閲覽座位，總藏書量約15萬冊。 ^[35] 

2014年6月，西安碑林完成“第一批陝西省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申報工作。 ^[43] 

2016年4月29日，國家文物局批覆陝西省文物局《關於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石質文物保護修復方案的請示》（陝文物字〔2016〕81號），原則同意所報方案。 ^[44] 

2019年9月5日，國家文物局批覆西安碑林博物館《關於為中央美術學院複製石犀等館藏文物的請示》（碑博字〔2019〕33號）。 ^[46] 

西安碑林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三學街15號，西安南城牆文昌門內

西安碑林全年對外開放。

3月1日—4月底：08:00—17:30

5月1日—國慶節：08:00—18:00

國慶節後—11月底：08:00—17:30

12月1日—次年2月底：08:00—17:15

全票：65元/人·次

半票：32元/人·次

全票：50元/人·次

半票：25元/人·次

城牆·碑林聯票：100元/人·次

日最大接待量：8000人

1：執行淡旺季門票價格的時間：

淡季（12月1日—2月底）售票時間8:00—17:15，18:00閉館

旺季（3月1日—11月30日）售票時間8:00—17:45，18:30閉館

2：實行市場調價價格的旅遊參觀點，門票價格及門票對特殊羣體優惠政策由景點參照國家、省上的有關規定自行定製並報價格主管部門備案後執行。

1：對現役軍人（含軍隊離退休幹部）、殘疾人、65週歲以上老年人（含65週歲）、6週歲（含6週歲）以下或身高1.20米（含1.20米）以下的兒童，憑軍官證（離退休證）、士官證、殘疾證、居民身份證（或陝西省敬老優待證）實行免票。

2：對6週歲（不含6週歲）至18週歲（含18週歲）的未成年人、國內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下學歷學生憑有效證件實行半票。

3：澳門、香港、台灣等入境遊青少年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學生證件等有效身份證明，享受與內地青少年同等的優惠政策。

4：對全國醫護工作者、戰‘疫’突出貢獻者、支援湖北的一線醫務人員、省內一線醫務人員（本人身份證和醫師證或護士證）及直系親屬（僅限3人）憑有效證件，全部實行免費，活動時間截止2020年12月31日。

*以上優惠政策僅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29] 

西安碑林距離市中心鐘樓2千米，距離西安市火車站6.7千米。可乘坐14路、23路、40路118路、208路、214路、221路、223路、232路、706路、402路、512路、619路、704路、800路、遊6路、258路公交車到達。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