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中源

關於“西學中源”説，《社會科學報》曾刊載一篇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艾爾曼教授的專訪，文中簡單提到了“西學中源”説：明代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中國人發現他們帶來的很多東西是中國很早就有的。另一方面，當時中國人需要改革，但是不能通過直接否認自己來學習西方，而承認西方是進步的、但源頭來自中國，這種迂迴的方式才可以使改革的阻力變小。所以這個説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時期一直很流行。到19世紀末，這種説法被日益放大，最後變成什麼都源於中國了。“Democracy”(民主)是從《周禮》來的，“賽先生”和微積分也來自中國。甲午戰爭後，人們開始覺得“西學中源”説沒有道理，此後的革命家、改良家就開始一概否定中國文化，從而放棄“西學中源”説。

那麼，誰是提出“西學中源”説的第一人？有學者考證，最先提出“西學中源”思想的是黃宗羲，而另外兩個先驅者為方以智和王錫闡。近來有學者指出，更早的徐光啓即已提出西方的算術之學在古代中國就有，現在引進西方這些學問不過是恢復中國固有傳統而已；李贄也認為利瑪竇所宣揚的西方學説在中國古已有之。

引人注目的是，康熙皇帝也曾提倡“西學中源”説，而且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三角形論》中提出：“古人曆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關於數學方面的説法更引人注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有學者認為，康熙很可能是在對西方天文數學有了一定了解之後獨立提出“西學中源”説的，因為黃宗羲、方以智、王錫闡皆心懷故國，隱居不仕，康熙研讀他們著作的可能性不大。

當時，為迎合聖意，一些文人極力鼓吹此説，並加以闡釋和附會。其中一項重要的“成就”是説明中學如何傳入西土，影響西學。這一點當是至關重要的。早先王錫闡斷言西法是“竊取”中法而成，當然是出於想象和推斷，難以服人。康熙時，天文學家梅文鼎則闡釋得比較細緻，認為是西人得到中國先賢“指授”，因而“有以開其知覺之路”發展而成的。而且他還給出了時間、地點和方式，使得“西學中源”説顯得大為完善。

“西學中源”説有“聖祖仁皇帝”提倡，“國朝歷算第一名家”梅文鼎寫書撰文作詩闡揚於天下，一時流傳甚廣。乾嘉學派興盛時，其重要人物如阮元、戴震等都大力宣揚“西學中源”説。阮元於1799年編成《疇人傳》，其中多次論述“西學中源”，經過如此鼓吹，“西學中源”説產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響。

“西學中源”説最初主要是就天文曆法和數學而言的，後來便推廣到其他領域，以致人們認為所有外來文化都源於中國。黃遵憲、江衡等人説“泰西之學，其源流皆生於墨子。”“泰西之學，實出於中國，百家之言籍其存，斑斑可考。”所有科學技藝均是“中國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重要的是，此説大大超出了科學技術範圍，進入政治領域，先後為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乃至頑固守舊派用來推行他們的主張。

洋務派以“西學中源”説為由，抵制頑固派的阻撓，設立同文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實行“自強運動”。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不僅大力主張“西學中源”説，還將其改造成為“中體西用”説。維新派又打着孔子和堯舜禹的旗號鼓吹變法。梁啓超説：“言西政，必推本於古，以求其從同之跡。”要建設民主政治，設置議院，首先要考證“議院於古有徴乎？”梁啓超於1902年寫《古議院考》，論證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類似議院(包括上議院和下議院)的機構和議員的設置。“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康有為等不少清儒都將中國上古的堯舜禹時代比作西方的民主、民權時代。章太炎、梁啓超還試圖證明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和均田制具有社會主義的成分。

孫中山的政治哲學也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觀念相結合的產物。“三民主義”的每一條都是將來自西方的現代內涵建立在中國的基礎上。孫氏明確提出：“中國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曆史上之文明”。余英時總結道，從康有為時代開始，“有着不同取向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傾向於根據他們想象中國介紹的西方價值觀來重新解釋某些關鍵性的中國經史文獻。民權和民主的觀念就是一個例子。”

主張“西學中源”説者各自的心態是有所不同的。早期頑固派、保守派以盲目的文化自尊來抵制西學，認為西學在中國既然古已有之，就沒必要再去學習西方了。而改革派、革命派所要解決的是接受西學的可能性、合法性問題，所以要尋找中學與西學的“同”，儘量化解兩者的邊界，從而形成梁啓超所説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派”。

“西學中源”説後來也遭到一些有識之士的反對。深通西學的嚴復對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分析至為透徹，梁啓超也對這種認識方法有所反省和批評。隨着時代的推移，中國人引進西學的阻力越來越小。“西學中源”説便漸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就算“西學中源”之説有一些穿鑿附會、不符合事實，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有益於保留、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促進了西學的中國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