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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文化日報

鎖定
《西北文化日報》,1930年籌辦,1931年上半年創刊。起初是國民黨要員顧祝同為主任、楊虎城將軍為副主任的潼關行營機關報,後在《西安日報》的基礎上,接收西安市印刷廠在西安創辦。1930年潼關行營撤銷,成立了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任西安綏署主任兼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北文化日報》就成為西安綏署和陝西省政府的機關報。
1931年9月報社改組,楊虎城任命十七路軍宣傳處長陳子堅為社長,宣傳處宣傳科長宋綺雲為副社長兼總編輯。
1936年“西安事變”結束後,楊虎城被迫行將出國,將該報由官辦改為民辦,組成董事會,由韓望塵任董事長,李子健任社長。
1938年夏,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強行接管該報,又變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機關報,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李貽燕為發行人兼社長。1946年李貽燕離開省黨部,由省黨部委員兼西安市黨部書記長陳建中任發行人兼社長。1948年又改由省黨部候補執委李含英任發行人兼社長。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由解放軍軍管會接收。 [2] 
中文名
西北文化日報
創刊時間
1931年
停刊時間
1949年1月 [3] 

目錄

西北文化日報期刊介紹

《西北文化日報》系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機關報。1930年9月籌辦,1931年上半年創刊。起初是國民黨要員顧祝同為主任、楊虎城將軍為副主任的潼關行營機關報,是在《西安市日報》的基礎上,接收西安市印刷廠在西安創辦的。1930年潼關行營撤銷,成立了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北文化日報》就成為西安綏靖公署和陝西省政府的機關報。
該報原任社長週中禮,主編陳海觀。1931年9月報社改組,楊虎城任命十七路軍宣傳處長陳子堅為社長,宣傳處宣傳科長宋綺雲為副社長兼總編輯。1936年“西安事變”結束後,楊虎城被迫行將出國,於1936年4月撥出一部分款作為該報基金,將該報一度由官辦改為民辦,組成董事會,由韓望塵任董事長,李子健任社長。1938年夏,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強行接管該報。因而又變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機關報。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李貽燕為該報發行人兼社長。1946年李貽燕離開省黨部,由省黨部委員兼西安市黨部書記長陳建中任該報發行人兼社長。1948年又改由省黨部後補執委李含英任發行人兼社長。在李貽燕任職期間:社長周心萬,總編輯兼主筆周青選,經理趙啓平。陳建中任職期間:經理高紹亭(後提為副社長),副經理馬其道(後提為經理),主筆周青選,總編輯先後為吳煥然,徐國馨(解放後曾任西安市政協委員、常委)。李含英任職期間:社長馬其道,經理先後為寇乾生、孫志剛,總編輯徐國馨,主筆周青選,編輯主任謝人吾。
《西北文化日報》從創刊到改為民營階段,是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西安綏署和陝西省政府機關報的名義出現的,主要報道陝西建設方面情況及楊部十七路軍部分情況。七·七事變前後,積極宣傳抗日救亡,支持羣眾和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羣眾的意願。該報又是首先刊登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抗日的一家報紙。副社長兼總編輯宋綺雲系中共地下黨員,“事變”時又是中共西北特委負責人之一。“事變”發生的當晚,楊虎城命宋參預了張、楊抗日救國八項主張文稿的草擬工作,文稿經張、楊審定後,宋回報社連夜出《號外》,12日晨又動員報社全體人員上街向羣眾散發。13日,該報發表了《張楊昨日發動對蔣介石兵諫》的消息和《何處是中國的出路》的評論,介紹了事變的起因。指出“前方戰士浴血抗戰,後方民眾毀家紆難,不料蔣介石把持下的南京政府……,當此寇深國危之日,不積極北上援綏,反調二百六十個團以上之大軍及數百架飛機集結於西北,將從事大規模之內戰,實行更大的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勾當。因此,西北數十萬官兵忍無可忍,實行對蔣‘兵諫’促其省悟”。以後,又接連發表了《一二·一二兵諫 之偉大意義》、《“剿共”工作之停止與抗日聯軍之成立》、《民眾與張楊的救國鬥爭》等重要社論、文章,闡明“事變” 旨在促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事變”在中共的幫助 下和平解決以後,該報又發表了《從組織民眾武裝到自力抗戰》《我們爭取的是什麼》等社論,敦蔣實行諾言。《西北文化日報》是報道“西安事變”全過程的權威報刊,刊有珍貴的“西安事變”史料。
《西北文化日報》的後期,即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強行接管控制階段,該報則完全變成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傳聲筒,主要採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稿件,反對人民革命,宣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主張。
該報社址在西安北大街24號。系對開版,日發行2000份,最高3000份。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被解放軍軍管會接收。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