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戰地服務團

抗日戰爭時期，在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分別給日軍以重創之際，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和新四軍軍部戰地服務團，也活躍在抗日前線。他們的工作，在為抗日戰爭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樣是特殊而重大的。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延安抗大的學員也都紛紛要求提前畢業開赴前線。 丁玲與吳奚如提議組織一個戰地記者團，開赴抗日前線進行戰地採訪報道。她提出的工作口號為:“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錢，走很多的地方，寫很多的通訊。”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抗大的同學們紛紛要求參加，很多人找到丁玲強烈要求加入戰地記者團。

他們的舉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經上級研究決定，將原擬組成宣傳隊的抗大四大隊和正在準備成立的戰地記者團合併，組成戰地服務團這樣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宣傳團體。 毛澤東曾先後幾次找丁玲談話。毛澤東説:“這個工作很重要，對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羣眾，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你們在宣傳上要做到羣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舊瓶新酒也好，應該短小精悍，適合戰爭環境，為老百姓所喜歡，要向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擴大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 對於毛澤東這些重要而具體的指示，丁玲都向團員們一一作了傳達。

當年8月12日，一個以宣傳抗戰為主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誕生了。這天召開了成立大會，到會會員有23人。會上，朱光代表中宣部講了西戰團的任務，籌備經過和組織機構。接着便宣佈了任命:任命丁玲為該團主任，吳奚如為副主任。會議確定了西戰團的性質，討論通過了行動綱領、本團規約及成立宣言。隨後，行動綱領、成立宣言、通電等刊登在1937年8月19日的《新中華報》上。 ^[1] 

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禮堂舉行歡送西戰團出發抗日前線的晚會。 毛澤東出席了這一晚會，並且首先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詞，鼓勵大家用自己的筆、自己的口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努力擴大黨的影響，宣傳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爭取抗戰的勝利。丁玲在答詞中説:“我們戰地服務團的組織雖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樣慢慢流入大河，聚匯着若干河的水，變成了一個洪流，我們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達到此目的，決不回來與諸位見面。”丁玲代表西戰團全體人員表達了他們的決心。 歡送會之後，西戰團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必要的準備工作。一是加強政治學習，討論時事和理論。

為此，他們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作專題政治報告，以提高團員們的理論政策水平；二是組織演講競賽和辯論會，以提高宣傳能力；三是對宣傳內容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主要是編排文藝節目，在這40天內，他們積極排練了十幾個獨幕劇，此外還編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聲、繪畫等。為了提煉宣傳內容，他們還在延安街頭演出徵求各界的意見，再根據羣眾反映，不斷改進、提高。丁玲等則潛心創作作品，還突擊編寫了獨幕話劇《重逢》。

接着，由通訊處負責編輯的副刊《戰地》創刊號，於8月19日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刊出。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戰地服務團40多人，打着紅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頭小毛驢馱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蕩蕩、意氣風發地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他們徒步從延安出發，經延長縣，東渡黃河，進人閻錫山統治的山西。途經山西的臨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們用羣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去發動羣眾、宣傳抗日。 這支精幹的隊伍，頂着烈日，冒着嚴寒，爬行高山，趟過大河，克服各種困難，活躍在抗日前線。白天行軍宣傳，晚上演出節目，有時則日夜兼程，他們冒着槍林彈雨，表現出了高度的革命熱情。他們利用山西、陝西村村都有的戲台作為宣傳講壇，運用大鼓、快板、雙簧、相聲、活報劇等能為北方羣眾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深入淺出地傳達給羣眾。每次演出結束後，觀眾們都是遲遲不肯散去。

1938年3月初，奉中央指示，丁玲率領西戰團離開山西。7月，西戰團奉調返回延安。8月1日，在延安慶祝“八一”建軍節的晚會上，西戰團向黨中央和延安人民做了精彩的彙報演出，得到了廣大幹部和羣眾的高度讚揚。 ^[1] 

同年11月，日本侵略軍的飛機轟炸延安，局勢趨於緊張。西戰團奉命疏散，前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於丁玲當時已經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於是，便由副主任周巍峙帶隊，離開延安出發，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線，並於1939年1月3日抵達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

晉察冀邊區是四面被日軍佔領的城市及交通線所包圍的抗日根據地。敵人經常對根據地進行“掃蕩”和騷擾，所以邊區的軍民常年處於戰鬥狀態。 這種特殊的環境使西戰團與人民羣眾的關係更加密切，也使他們的宣傳工作更貼近人民羣眾的願望和要求，真正做到了與羣眾水乳交融。 1940年前後，戲劇組的同志在唐縣、完縣、繁峙縣開辦了三個“鄉村藝術幹部訓練班”，為地方培養了數百名文藝宣傳骨幹。他們還同其他劇社一樣，深入農村，幫助組織和輔導村劇團。

1942年春，他們根據軍區的指示，選拔了20餘人組成了“武裝宣傳隊”，到平山、繁峙等縣潛入敵人的據點附近開展對敵宣傳演出。他們還創作了60多部劇本，如話劇《程貴之家》、《模範公民》、《慰勞》，歌劇《團結就是力量》、《八路軍和孩子》等，都很受羣眾的歡迎。 在繁忙的歌曲創作、演唱和組織歌詠活動的同時，音樂組的同志還於1939年創辦了油印刊物《歌創造》，前後共印發了近40期，發表了創作歌曲和蒐集的民歌約400餘首。

1940年，他們還組織演唱了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在晉察冀邊區產生了很大影響。

1944年4月初，西戰團奉命調回延安。5月初，他們向延安各機關彙報演出了《把眼光放遠點》、《慰勞》、《哈那寇》等獨幕劇。周揚、肖三等同志發表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年8月，根據周揚的建議，由西戰團組成創作組將邵子南同志在晉察冀邊區收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編成歌劇。最初，由鄧子南執筆寫出《白毛女》初稿。

1945年初，魯迅文藝學院戲劇音樂系的賀敬之、丁毅參與修改並最後完成了新歌劇《白毛女》的創作。此外，西戰團的其他創作人員還創作了《糧食》、《敵後合作社》、《突圍》等三個獨幕劇，並先後向當時召開的黨的七大作了演出。 西戰團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在艱難困苦的戰鬥環境中，以革命的大眾的文學，為抗戰服務，為人民服務。據不完全統計，他們在晉察冀邊區5年半時間，創作了大約三百多首(部)歌曲和劇本，取得了卓著的成績。

1945年6月，中宣部決定撤銷西戰團建制，大部分成員被分配到“魯藝”各系。西戰團的歷史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