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史地學

東方學是在西方殖民主義向東方侵略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它沒有一定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架構，研究的對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確定。在東方學的形成、發展時期，我國正遭受着英、俄等帝國主義的入侵，一些有識見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研究西北邊疆，從而產生了西北史地學。東方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比較語言學，“西北史地學”的重要特點就是“經世致用”，並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從事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的研究。歷史比較語言法的引入，大大拓寬了國內學者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清末“西北史地學”的顯著特點是一批遣戍新疆的知識分子從事調查、研究和著述。他們的著作客觀上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研究。

“東方學”是在西方對東方的侵略、佔領中出現的一門以研究東方歷史、地理、語言、民族、文化為重點的學科羣，它以歷史比較語言學作為治學的主要方法。“西北史地學”是面對俄英等帝國主義對我國西北邊疆的覬覦、蠶食和佔領，我國學者“經世致用”，自發地從事有關問題的研究。兩者興起的時間和學科的特點相近，研究的方法也類似。

自從薩義德的《東方學》出版以來，東方學成了一門世界關注的學問。通覽薩義德的《東方學》，可以看出他所謂的“東方學”是指西方“帝國主義”者在文字表述中用他們的眼光加諸歐洲人眼中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區之東方，主要是埃及和印度。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説：“東方學在殖民統治之前就為其進行了合理論證，而不是在殖民統治之後。”當然這種論證“離不開無數的航海探險與地理發現；離不開貿易和戰爭”，更離不開18世紀中葉開始的東西關係的重要特徵，即“在東方與歐洲的關係中，歐洲總是處於強力地位，更不必説優勢地位”，他們認為“東方是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歐洲則是理性的、貞潔的、成熟的、‘正常的’”①。

東方學正是伴隨着歐洲的殖民侵略進程而發展，“東方學在研究體制和內容上獲得巨大進展的時期正好與歐洲急遽擴張的時期相吻合……兩個最大的殖民帝國是英國和法國”②。正如薩義德所説：“東方學是一通用的術語，用以描述西方向東方一步一步地入侵；東方學是一個學科，通過這一學科，作為學術、發現和實踐話題的東方過去曾經被(現在仍然被)西方系統地進逼……東方學一詞在這兩種意義上的使用，使歐洲得以安全地、實實在在地向東方挺進。”③如“近東與歐洲關係的主調由拿破崙1798年對埃及的入侵所奠定”④。“他的埃及計劃開了歐洲此後與東方的一系列遭遇之先河，在這些遭遇中，東方之專業知識被直接服務於殖民的目的。”⑤

埃及學的誕生，與拿破崙18世紀末遠征埃及有着直接關係。由於拿破崙本人十分重視埃及古蹟，在其南下進軍埃及之前，就制訂了研究埃及的計劃，精心挑選了由考古學家、東方學家、天文學家、幾何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礦物學家、文學家、工程師和畫家組成的167人的龐大科學藝術考察團，負責對埃及進行詳細調查，包括調查埃及的地理、動植物狀況，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尤其是調查埃及古代的建築物。一踏上埃及的國土，考察團的學者們就認真擔負起蒐集和研究埃及歷史文物的重任，並在開羅成立了埃及研究院。⑥而“擁有眾多化學家、歷史學家、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和文獻收藏家的埃及研究院實際上成了拿破崙軍隊的‘學術部’。其攻擊性並不比作戰部小：將埃及轉變為現代法國”⑦。

1799年8月，法軍在尼羅河支流羅塞達入海口附近修築防禦工事時，掘出了一塊有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斷片。這塊石碑就以發現它的地點被命名為“羅塞達石碑”。它上面有三種不同的文字：上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間是當時歐洲學者還弄不明白的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字，即古埃及後期的一種被稱為世俗體的草體文字；下面是古希臘文字。拿破崙下令將其運到開羅的埃及研究院，並從巴黎召來2名專家，製成了幾件複製品，將拓片分別送給歐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進行研究。1822年9月29日，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商博良在巴黎科學院召開的重要會議上宣讀了《關於象形文字語言的字母給M.達西爾先生的信》，宣佈象形文字釋讀成功。歐洲許多國家的著名學者都出席了這次會議，這一天是公認的一門新興學科——埃及學的誕生日。⑧

印度學的出現也有相同的背景，由於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印度學在英國發展最早，其最初的研究者有印度總督哈斯汀斯(1732-1818)、殖民官員威爾金斯(1749-1836)、孟加拉最高法院判事瓊斯(1746-1794)等。尤其是瓊斯派強調從實地踏查和語言學習入手研究印度，對早期印度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⑨英國學者瓊斯早年主要研究波斯和阿拉伯的語言文化，當英國佔領印度後，他於1783年到了印度，很快掌握了梵文，並展開對印度學的研究。1784年1月15日，在瓊斯的動議下，學者們在加爾各答召開了會議，宣告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究東方學的學術組織——亞洲學會成立。在瓊斯創建亞洲學會之後，法、英等國也紛紛建立了自己的亞洲學會或東方學會，引發了一股世界範圍內東方學研究的熱潮。瓊斯在印度學上的繼承人科爾布魯克從印度回國後於1823年創建了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可以説，亞洲學會的建立是東方學興起的重要標誌之一。“瓊斯打開了梵語的大門，同時也打開了印度文化的大門，奠定了印度學的基礎。”“他論證了梵語和希臘語、拉丁語以及哥特語、凱爾特語、古波斯語的相似性和親緣關係，拉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序幕。”歷史比較語言學是19世紀語言學的主流，其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東方學的發展。⑩

亞述學是研究兩河流域(包括今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區和敍利亞東北部地區)及鄰近地區出土文獻的綜合人文學科，涉及古代西亞的政治、經濟、歷史、法律、文學及藝術等各方面。

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入侵，再加上東方文獻如梵文、古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獻的發現，西方對東方的認識似乎重新被喚醒。“隨着拿破崙入侵埃及這類事件的發生，作為西方知識承載體的東方被現代化了”“所有的東方學者都躍躍欲試，想把他們的發現、經驗和洞見用現代詞彙恰當地表達出來，使與東方有關的觀念與當代現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1)。

綜上所述，東方學是在19世紀上半葉西方殖民主義向東方侵略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它沒有一定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架構，研究的對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確定，並根據需要不斷在轉換研究重點和地域。

在東方學的形成、發展時期，我國正遭受着英、俄等帝國主義的入侵，一些有識見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西北邊疆，正如王國維所説：“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隆)嘉(慶)一變也；道(光)鹹(豐)以降一變也。”“道鹹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12)道鹹間學術嬗變的重要標誌，就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13)

清代前期，由於我國西北邊疆形勢的嚴峻，喚醒了清朝官方和私家學者對西北史地研究的興趣，而沙皇俄國對我國西北邊疆的覬覦和侵略，則直接刺激了西北史地研究。“大約從嘉慶中期開始，由於西北邊疆經常動盪不定，西北邊疆地理研究之風開始悄然而起，並很快瀰漫開來，成為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風尚。當時首開這股學風的是祁韻士和徐松。”(14)

乾嘉時期，學風已經開始發生變化，“經世”的命題逐漸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如趙翼對王朝興衰治亂的探索、俞正燮重視探討與現實關係密切的問題、章學誠提出了“史學經世”“六經皆史”的命題等。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龔自珍在嘉慶末年開始了西北史地的研究，而“講求現實針對性、主張制度變易、重視內政治理”正是龔自珍西北史地研究的主要特點。(15)

道光(1821-1850)初年，“在經歷了乾嘉兩朝的學術積累、嘉道之際的學風轉變之後，西北史地研究終於由起而興，由潛而顯，開始形成後人所説的‘顯學’局面”。當時在“京城中開始聚攏起一批研究西北、關注西北的人們，他們相為師友、切磋討論，形成以龔自珍和徐松為中心、以西北史地為話題的師友交遊羣”(16)。

綜觀清末的“西北史地學”研究，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一批遣戍新疆的知識分子從事調查、研究和著述。如洪亮吉、祁韻士、徐松、鄧廷楨、林則徐等，他們雖然因罪被遣戍新疆，但由於學識廣博，長期在朝廷為官，瞭解國家乃至國際大勢，又能審時度勢，發揮自己的長處和能力，在遣戍新疆期間及其後，撰寫了一批供政府參考決策的諮政報告和學術著作，客觀上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研究。

清代文臣遣戍新疆，與其他朝代及罪犯完全不同，他們有較大的自由度，並能得到當地長官的優待。如紀昀(曉嵐)在遣戍新疆經過烏魯木齊時，隨身帶有僕夫4名、犬數只，到烏魯木齊後，也是為地方長吏執掌文牘；洪亮吉遣戍新疆，居停未及百日即奉諭召還；祁韻士被遣戍新疆伊犁後，曾奉伊犁將軍松筠之命，編纂了《西陲總統事略》；徐松遣戍新疆後，也是在松筠的支持下，赴新疆各地實地考察，在祁韻士《西陲總統事略》的基礎上，完成了《新疆識略》等；林則徐在遣戍新疆期間，也是赴各地調查，提出了許多有識見的建議。(17)

從學術史的角度考察，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學，與漢代的西域和遼、金、元三史的關係最為密切。

清代的新疆，相當於狹義的西域。從現有史料可知，漢武帝以後，可能從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開始，才正式使用“西域”這個詞。漢代的“西域”僅僅是指中國新疆的南疆和東疆的吐魯番和哈密，唐代時已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區。清朝乾隆時，西域已被稱作新疆，嘉慶時，新疆一名已經完全代替了西域。(18)因此，在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中，首先就是對《漢書·地理志》和《漢書·西域傳》的研究，如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註》、祁韻士的《西域釋地》等。但不可否認，他們所研究西域的範圍，僅限於《漢書》《後漢書》所記載的內容，也就是狹義的西域，而且主要還是基於對清代乾隆文治武功的自豪和讚揚。隨着19世紀以來新疆地區形勢的不斷惡化，如張格爾之亂、陝甘回民起義、阿古柏對新疆的入侵，尤其是英、俄帝國主義對新疆的覬覦和爭奪，使西北邊疆危機重重。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學者們經世致用，在西域研究方面更加註重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俄之間的邊界，其代表成果就是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20)

由於清代乾嘉樸學的興盛，考據之風也漸漸漫入遼、金、元三史的研究。由於遼、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對遼、金、元三史的研究，也就進一步深化了西北史地之學。(21)而遼、金、元朝都屬於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因此北方民族史尤其是對蒙古族的研究，就成了西北史地學的重要內容。再加上元朝地跨歐亞，對西北史地的研究自然也會涉及元史。這正如劉禺生在談到晚清的學術風尚時所説：“當時諸賢，承乾嘉學者訓詁、考訂、校勘之後，毅然別開門面，有志於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之學……後至同、光，流風未墜，皆以研究西北輿地為最趨時之學。”(22)由於鴉片戰爭的影響，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治學方向也發生了變化，即開始了向域外史地學和蒙元史研究的轉變。如魏源的《聖武記》《海國圖志》《元史新編》，張穆的《蒙古遊牧記》，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道鹹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一股研究俄羅斯史地和蒙元史的風氣。而徐松、張穆、沈垚、何秋濤和龔自珍等人的蒙元史研究已經為西北史地與蒙元史研究的相結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魏源則在他們的推動下完成《元史新編》，成為清代全面重修《元史》的第一人。(23)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國“西北史地學”的興盛，與西方“東方學”的發展幾乎是同步。在西方殖民勢力向東方擴張的同時，產生了研究東方民族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學科——“東方學”。“東方學”的出現固然是為殖民利益服務的，但其本身也包含許多科學的成分。此時的中國，自從清代乾隆平定西北以來，學術界中也產生了一個以研究西北邊疆地區民族歷史與地理為重點的分支學科，這就是“西北輿地學”或“西北史地學”。正是“隨着西方列強步步入侵，大片國土一步一步地淪入他手，一些愛國知識分子通過對邊疆史地的研究，寄託自己的愛國之情”(24)。

正是由於清季以來的西北邊疆危機，沙皇俄國對我國西北邊疆的侵略，俄英帝國主義在帕米爾地區的爭奪，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沙俄加快了在中國西北的侵略步伐，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了中國西北的大片領土，並進一步強佔伊犁，覬覦南疆，逼迫清政府簽訂《中俄改訂條約》，中俄間的界務交涉日益增多。(25)面對西北邊疆的危機，學術界“經世致用”，關注西北邊疆、研究西北邊疆，使“西北輿地之學”“遂成道光間顯學”，(26)“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競言訓詁音韻焉”(27)。

“西北史地學”的重要特點就是“經世致用”，龔自珍、魏源等人對西北史地的研究，就是為了解決西北的現實問題，如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沈垚的《新疆私議》都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鴉片戰爭後，由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西北邊疆的危機更加嚴重，出現了《元史新編》《蒙古遊牧記》《朔方備乘》等著作。林則徐甚至還喊出了“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的呼聲。(27)此種關注一直持續到光緒(1875-1908)年間，陳寅恪先生回憶説：“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28)

鴉片戰爭後，隨着民族危機的加劇，研究西北邊疆便成了當時知識分子關心國事的一種方式。“20世紀前半葉，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諸前輩開闢新徑，把乾嘉以來‘西北輿地之學’的考據傳統與西方近現代‘東方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29)。其突出表現就是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從事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的研究。

如果從“西北輿地之學”與“東方學”的關係來説，東方學的傳入，進而直接影響到中國近代學術，時間上應在清末民初。而“西北輿地之學”的興起主要在道光年間，兩者是有明顯時間差的。因此説，我國“西北輿地之學”由經史之學的分支逐步過渡為現代分科之學的科學研究，明顯受到了西方“東方學”的影響。反過來，我國“西北輿地之學”的興盛為東西學術溝通與西方“東方學”的擴展提供了對話平台。而從研究領域看，西方的“東方學”與我國的“西北輿地之學”則有相當多的交疊之處。

雖然東方學是隨着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的侵略而產生的，但西方學者所研究的東方主要是文本中的東方，即對各種東方文獻的研究。東方學及其有關的學科能夠在19世紀大放異彩，也是因為歷史比較語言學是當時西方學術的主流，對各種新發現的東方文獻比較研究和解讀，恰好符合當時世界學術的新潮流。

比較語言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學術的主流。我國的許多學者如陳寅恪、韓儒林、于道泉、季羨林、耿世民等，都懂得多種語言及專門學問，並且能自由運用。

伴隨着歐洲東方學的興盛，我國的一些學者赴歐遊學，並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引進並確立了審音勘同也即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其後，比較利用漢文史料與阿爾泰語系諸史料研究西北邊疆史地、蒙元歷史漸成風氣，如馮承鈞、陳寅恪、岑仲勉、張星烺、方莊猷、韓儒林、邵循正、翁獨健、王靜如、馮家昇等等，在考釋古文獻和審音勘同方面貢獻良多。他們大都掌握了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同時借鑑國外東方學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別是歷史語言比較方法)，利用各種文字史料對種族氏族、語言文字及名物制度進行比勘和審訂。可以説，歷史比較語言法的引入，大大拓寬了國內學者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30)

例如陳寅恪先生在歐洲留學多年，善於把握學術新潮流，不論是西北史地研究，還是蒙藏絕學探討，都能夠站在學術前沿。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陳先生學術研究的重點就是運用比較語言學研究西北史地和民族問題。如在《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中曰：“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Prof.Henrich Liiders)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遊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31)1932年也曾説：“吾國人治其學(西夏語)者絕少，即有之，亦不過以往日讀經石刻辭之例，推測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於其同系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異，探討其源流變遷，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明者。”(32)其關於西夏文的解讀、“敦煌學”的提出，都是在此背景下的產物。

由於西北史地研究涉及許多蒙元史的問題，因此，“西北輿地之學”的一個特點是與蒙元史的研究“相併發展，如驂之有靳”(33)，相互推動。自從晚清西北史地之學興起以來，蒙古史研究日益受到我國學者重視。但由於不能通解多種民族的語言文字的譯名，因而往往產生疏誤。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於轉入專題研究和對音勘同方法的利用，我國的蒙古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王國維和陳垣、陳寅恪等先生就是這個新階段的開拓者。如陳費恪首先應用了西方漢學家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方法，在1930-1931年陸續發表了4篇論文，對《蒙古源流》一書做了多方面的研究。(34)

另如韓儒林先生對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就是一個顯著的個案，如果我們將韓儒林先生的論著目錄列出來，就能看到元史與西北民族史研究的緊密結合。韓儒林先生1982年3月在自選集《穹廬集》自序中説：“20年代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有幾位師長常常指導我去讀一些外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我漸漸從他們的治學方法中擴大了自己的視野，對我國西北輿地之學興趣越來越濃厚。於是我就進一步注意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這樣的印象：嘉道以後，我國學者在西北輿地之學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於受時代的拘限，沒能進一步利用新材料，採取新方法，出現了停滯不進的狀況，生命力就漸漸喪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輿地學家在古代譯名的審音勘同問題上，常用音差、音轉、音訛、急讀來解決問題，讀起來叫人產生霧裏看花、牽強附會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學者則別開蹊徑，用漢語古音與民族語言或異國語言互相比對，進行解説，簡單明瞭，耳目一新，另是一種境界。因此，我就遵照師長們的教導，開始從事當日所謂不中不西之學了。”據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35)所附《韓儒林先生年譜》載：1919年(16歲)考入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3年中主要學習法文；192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1925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學習，在陳垣、陳寅恪的指導下，閲讀外國東方學著作，對我國西北輿地之學有了濃厚興趣；1933年(30歲)8月，啓程經法國至比利時，入魯文大學學習世界中古史、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方法，與教士丁谷鳴(Vinent de Paul Martin)等互教中文與法文、拉丁文等；1934年秋，轉學至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從漢學權威伯希和(P.Pelliot)學金帳汗國史及中亞文字，同學中有邵循正、陸侃如諸君；同時，又習土耳其文於東方語文學校，同學中有于道泉君；1935年春，轉學至柏林大學東方語文研究所，學習波斯文、蒙文；1936年夏，離柏林回國。

由此可知，韓儒林先生從伯希和攻讀蒙古史、中亞史，研習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語言文字，後又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留學歐洲的3年，正是韓儒林“融通西方史家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治史方法的學術關鍵時期”，他所説的“審音勘同”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當時歐洲大陸人文科學領域興起的歷史語言比較研究模式，以此方法進行研究的諸多學問被國內學者稱之為‘不中不西之學’”(36)。

歷史比較語言學正是當時西方學術界的新潮流，而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先生“皆曾留學歐美，熟諳現代西方語文及蒙古文與波斯文，具有研究元史所必需的語文修養。在學風上，一方面繼承錢大昕、洪鈞以來蒙元史傳統，另一方面皆為伯希和的弟子，而伯希和正是以淵博的語文知識和綿密的考證方法蜚聲於世的法國東方學大師”(37)。韓儒林先生“在蒙元史方面的許多考證成果，主要是直接用波斯、阿拉伯史料原文與漢文、蒙文史料相互比勘校訂，從歷史學和語言學兩方面進行辨析，使數十年來元史學者聚訟不決的一些難題得到解決，訂正了中外史料以及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謬誤”(38)。

前已述及，東方學是在西方殖民主義向東方侵略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一個學科羣，其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歷史與現實的緊密結合，即根據需要對被佔領地區的歷史文化進行探討。雖然西方一些有地位、有聲望的學者加入到東方學的研究行列，但作為一門新學科的東方學還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論範式，沒有本學科的理論和研究範圍，正因如此，東方學就“容易受到西方時髦的、風行一時的理論思潮的影響。比如，東方學就曾受到帝國主義、實證主義、烏托邦主義、歷史主義、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斯賓格勒主義等理論的影響”(39)。

東方學是一個不斷髮展、壯大的學科，其最初的研究地域是埃及和印度，後來不斷擴大，逐漸包含了亞洲、北非；涉及的文字也很多，可以説包含了東方所有的文字，如印度的各種方言、阿拉伯語、希伯來語、缽羅缽語(Pehlevi)、亞述語、巴比倫語、蒙古語、漢語、緬甸語、美索不達米亞語、爪哇語等；研究的範圍可以説是包含了所有的領域，即從文獻的編譯到錢幣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和文化學研究，包括從古到今任何已知的亞洲文明和北非文明。(40)由此可見，東方學是一個包含範圍很廣，沒有系統、沒有體系，缺乏理論建構的學科，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改名為亞洲北非研究人文科學大會，就是一個很好的説明。(41)

與東方學相類的“西北史地學”，也是一個包含範圍很廣，沒有系統、沒有體系，缺乏理論建構的學科。

在郭雙林看來，西北史地學主要就是對新疆史地的研究。他認為祁韻士《西陲總統事略》和徐松《新疆識略》的相繼問世，標誌着嘉道之際西北輿地學的興起。1820年徐松被赦還後，西北輿地學研究的中心也由伊犁移到京師，而且幾乎是圍繞徐松展開的。在這批西北輿地學家中，除祁韻士、徐松外，成就較大者當推龔自珍、沈垚、魏源和張穆。(42)這些成果自然都是有關新疆問題的研究。後來他又明確指出：“當時西北地理學研究的範圍，並不限於西域，而且還包括內外蒙古，有時甚至涉及西藏……但總的説來，人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西域和蒙古兩個地區。”(43)而研究的主要目的則是經世致用。“若論經世致用，還當數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沈垚的《新疆私議》和魏源的《答人問西北邊城書》三文。這3篇文章，與其説是地理學著作，毋寧説是政論文章。”(44)由此可知，郭雙林雖然將西北史地學的範圍擴展到了蒙古，甚至西藏，但研究的內容還是西域(新疆)。

侯德仁也持大體相同的看法，他在由其博士論文深化的《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45)一書中，對“西北”的定義是“主要指新疆地區，幷包括內、外蒙古”(46)，但其研究的內容則基本上都是新疆。認為乾隆年間官修《西域圖志》的纂修，標誌着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興起，以祁韻士、徐松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西陲總統事略》《西陲要略》《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的完成，標誌着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進一步發展。1911年，《新疆圖志》的纂修成書，則是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終結的標誌。在《西北史地學》中，(47)侯德仁提出“西北史地學，是指研究我國西北地區歷史地理問題的一門學問”，但其所研究的內容還是新疆。由此可知，侯德仁所説的“西北邊疆史地學”“西北史地學”實際上是指新疆史地研究。賈建飛也持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將“西北”的地域範圍限定在狹義的“西域”，即玉門關、陽關以西，葱嶺(帕米爾)以東，阿爾泰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廣大地域。“後來，由於蒙元史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西北史地研究的地域範圍又擴及今內、外蒙古和青海等地區。”(48)

齊榮晉認為，“西北輿地學”中的“西北”是指中國的“西域”和“長城以北”的地方。(49)胡逢祥認為“西北史地學，原本就是一個內涵不斷拓展的研究領域，即從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個西北邊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包括西北、西南陸路和南海交通史)和中亞西亞一帶的古地理、民族和語言等研究。這種發展態勢的形成，既與近代以來國家邊防和外交危機的刺激有關，也是日趨興盛的國際漢學和‘東方學’衝擊的結果”(50)。胡逢祥先生將西北史地學的研究與國際漢學和東方學相結合，應該説比較符合西北史地學的發展實際，即不斷拓展：從蒙元史地到整個西北邊疆，同時還包括中西交通史並擴展到中亞西亞。其研究的對象除了傳統的歷史學和歷史地理外，還包括民族與語言。

與“東方學”一樣，“西北史地學”也沒有自己的學術理論，研究的重點和方向也隨着時代的變化在變化，但與“東方學”主要是研究東方國家的歷史、語言、民族、文化一樣，“西北史地學”也主要是研究我國西北地區的歷史、地理、語言、民族、文化等。作為“西北史地學”研究範圍的“西北”，基本上是固定的，即新疆、甘肅、內蒙古、青海、寧夏五省區，這與今天西北五省區的行政區劃是不同的。在歷史上或具體的研究中，“西北”的概念可能會有少許的變化，有時會涉及陝西、西藏的部分地區，但基本的界限還是比較明確的。由於“西北史地學”不是一門有系統、成體系的學科，其研究的重點和範圍也與其他的學科有重疊或交叉，如“敦煌學”“絲綢之路學”“西夏學”“蒙古學”“突厥學”等，因此，有時候很難界定其中的關係。如果將其放在“漢學”的視野下或框架中，可能更符合其學科特點!

註釋：

①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49頁。

②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51頁。

③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94頁。

④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52頁。

⑤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04頁。

⑥令狐若明：《埃及學：一門近代新興學科的誕生》，《史學集刊》2002年第4期。

⑦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08-109頁。

⑧令狐若明：《埃及學：一門近代新興學科的誕生》，《史學集刊》2002年第4期。

⑨高山杉：《佛書料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7-148頁。

⑩於俊青：《威廉·瓊斯與東方學的興起——兼論其東方文學與世界文學觀念》，《山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

(11)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53頁。

(12)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載《觀堂集林》卷23，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0頁。

(13)張克非：《中外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的“發現”及其啓示》，載鄭炳林、尹偉先主編：《2010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頁。

(14)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0頁。

(15)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134頁。

(16)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135頁。

(17)趙儷生：《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記〉》，載趙儷生：《弇茲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吳廷楨、劉進寶：《略論林則徐對西北邊患的預見》，《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18)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19)李軍：《西北史地學鉅著〈漢西域圖考〉論略》，《魯東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20)周丕顯：《清代西北輿地學》，載周丕顯：《敦煌文獻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

(21)劉生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6-37頁。

(22)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

(23)劉迎勝：《紀念韓儒林師》，載陳得芝等編：《朔漠情思——歷史學家韓儒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7頁。

(24)侯德仁：《西北史地學》，載卞孝萱、胡阿祥、劉進寶主編：《新國學三十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684頁。

(25)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9頁。

(26)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頁。

(27)吳廷楨、劉進寶：《略論林則徐對西北邊患的預見》，《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28)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載《陳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62頁。

(29)劉中玉：《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94頁。

(30)劉中玉：《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95頁。

(3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7頁。

(32)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8頁。

(33)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頁。

(34)蔡美彪：《陳寅恪對蒙古學的貢獻及其治學方法》，《歷史研究》1988年第6期；蔡美彪：《學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6-47頁。

(35)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36)王曉清：《中華第一部〈元朝史〉主編——韓儒林學述》，《社會科學報》2000年1月6日；陳得芝等編：《朔漠情思——歷史學家韓儒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95-198頁。

(37)蕭啓慶：《韓儒林與大陸的元史研究》，載陳得芝等編：《朔漠情思——歷史學家韓儒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8-189頁。

(38)陳得芝：《穹廬集前言》，載韓儒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9)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53頁。

(40)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64-65頁。

(41)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於1873年創建於法國巴黎，次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第二次大會。此後一般是每隔2-3年召開一次，1908年以後，基本上是3-4年召開一次。1976年8月在墨西哥城召開的第30屆大會上改名為“國際亞洲和北非人文科學大會”，1983年8、9月在日本東京、京都召開了第31屆大會，1987年8月在漢堡舉行第32屆大會，1990年8月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第33屆大會。自1993年在香港舉行的第34屆開始，基本上是每4年召開一次。

(42)郭雙林：《論清嘉道年間的西北輿地學》，《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43)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3頁。

(44)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3頁。

(45)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北京：羣言出版社，2006年。

(46)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北京：羣言出版社，2006年，第3頁。

(47)侯德仁：《西北史地學》，載卞孝萱、胡阿祥、劉進寶主編：《新國學三十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

(48)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頁。

(49)齊榮晉：《張穆的學術準備及思想走向——兼論清朝西北輿地學》，《晉陽學刊》2003年第3期。

(50)胡逢祥：《沈曾植與晚清西北史地學》，《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