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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

(封建王朝國都的“京號”)

鎖定
西京是封建王朝國都的“京號”,意為西邊的京城,當一個朝代實行兩京制度或者多京制時,根據都城相對方位將首都和陪都進行的命名。在我國,西京通常指的是十三朝古都長安(今西安)。西安也是沿用“西京”之稱時間最長的城市。 [1] 
中文名
西京
拼    音
xī jīng
地    址
西安、大同、洛陽、鳳翔、金陵、杭州、西平等 [3] 
地    位
首都或陪都

西京中國歷史上7座“西京”城

它們的名字與對應的設置西京的朝代分別是:
長安(陝西西安):東漢陪都、曹魏陪都、北周首都、隋初首都、唐朝首都、後唐陪都。
鳳翔(陝西鳳翔):唐朝陪都。
洛陽(河南洛陽):後梁陪都、後晉陪都、後漢陪都、後周陪都、北宋陪都。
金陵(江蘇南京):南唐首都。
杭州(浙江杭州):吳越首都。
大同(山西大同):遼朝陪都、金朝陪都。
西平(寧夏固原):西夏陪都。 [3] 

西京西周至西漢的豐鎬與長安

豐鎬(今陝西西安)、咸陽(今陝西咸陽)、長安(今陝西西安)分別是西周、秦、西漢三朝唯一的京城,並沒有明確推行“兩京制”,所以也便沒有正式被當時的政權稱呼為“西京”的城市。不過,由於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河洛地區設置洛邑,並稱其為“成周”,與宗廟與天子所在的“宗周”豐鎬並立,“成周”負責坐鎮周王朝在滅商以後得到的東方領土,“宗周”在擔當天子居住與宗廟祭祀功能的同時,也有坐鎮周王朝在滅商以前的西方固有領土的職能。宗周豐鎬與成周洛邑,構成了西周時期在事實上的“東西兩京”,為後世“兩京制”的最終成型(東漢時期)奠定基礎。
  西漢王朝始終保持着關中長安的本位政策,洛陽與其他留有行宮的城池沒有太大區別,但西漢中後期儒士們已經在以“周公營洛”為標杆,號召統治者遷都洛陽了,王莽的“新朝政權”便響應了儒生的號召,將洛陽升格為“新室東都”,以長安為“新室西都”。“都”與“京”同義,可以説曇花一現的王莽新朝第一次設置了“兩京制”,也第一次正式給了長安一個“西京(都)”的京號。 [3] 

西京東漢至隋朝的長安

東漢政權以洛陽為首都(並改名為雒陽),一下子就持續了一百八十年。由於東漢政權需要宣揚自家政權是西漢政權的延續,也就必須尊隆長安。因此,東漢政權便將洛陽稱呼為“東京”,將長安稱呼為“西京”,又將南陽稱呼為“南都”,實行三都制,給予長安、南陽以特殊地位,從而為東漢政權繼續維護西漢帝陵、宣揚自己是西漢的繼承人提供製度上的方便。
  接替東漢的曹魏政權,繼續定都洛陽。曹魏以洛陽為中都,並按照方位設置了許昌、鄴城、長安、譙城四大陪都,並分別配上“四方位”,給予東南西北京的稱號,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施行“五京制”。其中,長安由於位於洛陽的西邊、曹魏版圖的西部,所以繼續被稱為“西京”,併為曹魏政權坐鎮雍涼兩州,防禦蜀漢政權、西羌與西部鮮卑。接替曹魏的西晉政權並沒有設置陪都,西晉崩解以後,有且只有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曾經以長安為西京,剩下的政權則並沒有設置東西兩京。
  到了北周再度統一北方的公元577年,北周政權在新徵服的北齊故土上以洛陽為東京城,並設置了“東京六府官”,“六府”是北周政權設置在新徵服地域的地方重鎮行政機構,它是對北周中央六府(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照搬”,從而直接與中央六府對接工作,北周在幷州(晉陽)、相州(鄴城)等北齊當年的重要城市,都設置了這種全權行政機構。那麼相對的,北周的首都長安很可能在當時也便被稱為“西京”了——不過,由於北周在設置東京後只存續了四年便被隋朝所取代,並沒有史料可以直接證明長安在北周末年便被明確稱為“西京”。緊接北周的隋文帝時期,定都長安並且營建大興城(隋唐長安城),並沒有明確建立“兩京制”。隋煬帝在仁壽宮變後接班,方才在營建並遷都洛陽後,以洛陽為東都,以長安為西都,長安也便再次正式成為西京。
  隋朝在隋煬帝的一系列急政中走向了滅亡,李唐政權最終在隋末大亂中重新統一天下。除了武則天的武周時期與唐哀宗被朱温控制的傀儡時期以外,李唐政權幾乎始終以長安為帝都所在,同時是唐王朝的“西京”。 [3] 

西京唐朝的長安與鳳翔

唐朝在建國以來一直叫長安為“京師”,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時期)才第一次以長安為“西京”。公元757年,由於唐肅宗曾經在鳳翔府(今陝西省鳳翔縣)駐蹕指揮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因此改以鳳翔府為“西京”,改稱長安為“中京”。公元762年,由於安史之亂逐漸平定,便不再稱呼鳳翔府為“西京”,中京長安也被改稱為“上都京兆府”,這個稱呼一直沿用到唐朝滅亡。
  在整個唐朝,長安被明確設置為“西京”的時間只有短短15年(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鳳翔被明確設置為“西京”的時間則更短,只有5年(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但是,長安城畢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師,習慣上還是會把長安稱為“西京”。長安之後,鳳翔城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二個被明確授予“西京”稱號的城市。
  在從周朝到唐朝的兩千年曆史之中,以農耕產業為基礎的華夏文明始終以關中平原與河洛平原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長安(及其前身豐鎬、咸陽)與洛陽各自位於關中平原與河洛平原之上,實現大一統與北方一統的王朝也往往將其帝都選在長安或洛陽。這種搖擺於“東西兩京”之間的周秦漢唐定都規律,其實正是關中與河洛在周秦漢唐時期位於整個華夏文明戰略中心的體現,甚至即便官方沒有授予長安以西京的稱號,民間也會在習慣上稱呼長安為“西京”或“西都”,這種習慣甚至影響到了宋元時期,著名元曲大家張養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躊躇,宮闕萬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證。 [3] 

西京五代十國時的洛陽

後梁政權取代唐朝之後,便以首都開封為東都、以陪都洛陽為西都,而後雖有後唐政權再度以長安為西都,但取代後唐的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則先後把位於南北大運河樞紐的開封當作首都,並稱其為“東京”,相對的“西京”則被安排給了洛陽。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要知道洛陽在唐末以前的歷史中,總是以“東京”“東都”為其京號的,卻因為關中與中原地區在唐宋之際的持續衰落,而變成了五代政權與北宋政權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權有設置西京外,南方十國之中的南唐、吳越兩國也有設置“西都”,南唐國的“西都”便是國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與南唐陪都東都江都(今揚州)並稱“東西兩都”;吳越國的西都則是首都杭州,與吳越陪都東都越州(今紹興)並稱“東西兩都”。所以,金陵(今南京)與杭州也曾短暫做過東南割據政權的“西京”城。 [3] 

西京宋遼夏金時的洛陽與大同

北宋政權實行“四京制”,分別設置“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大名縣)與“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洛陽作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號,洛陽在當時甚至成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開創“洛學”,司馬光在此編著《資治通鑑》,如歐陽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陽任官創作的經歷。南宋偏安後,只是以杭州為“臨安”,在理論上並沒有放棄已經被金國所佔領的北方四京,可以説,洛陽依然是南宋政權在名義上的“西京”。
  與兩宋政權同期存在的北方遼、夏、金政權,也學着中原政權的模樣,設置了西京。遼朝與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於始終處於遼金版圖的西部重心地帶,所以獲得了兩百年左右的遼金西京地位。與宋遼金並立的西夏,以其首都興慶府為“東京”,以軍事重鎮西平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為“西京”,從而模仿中原政權形成兩京並列的形制。
  遼宋夏金以後的元明清三朝,在長達七百多年的時間裏,均未曾設置過西京或西都,所以西京、西都之名號,便沒有像南京、北京那樣從“京號”轉化為地名,這才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3] 

西京漢唐西京長安

公元25年,西漢皇族劉秀稱帝,建都雒陽東漢王朝建立。由於劉秀以西漢的繼承人自居,在雒陽成為國都的情況下,西漢舊都長安為西京。當時的長安被稱為“西京”、“西都”,文學家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都對舊都長安有過描述。
在唐朝,長安也被稱作西京,通典記載:大唐初復為雍州,開元元年改為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併為帝都。(周謂幽王以上。漢謂西漢。晉愍帝亦暫都於此,凡四年。後魏孝武帝自洛陽來都之,是為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禪後周。)其間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於此。(前趙劉曜為石勒所滅。前秦苻堅為姚萇所滅。後秦姚泓為晉將劉裕所滅。)今號西京 [2] 
西安鐘鼓樓 西安鐘鼓樓
東漢末年長時期的軍閥混戰的結局,是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出現。北方的曹魏政權是接受東漢所謂的“禪讓”而建立的,以正統相標榜,洛陽成為新的王朝的國都,長安為陪都,號為西京。此外,北方軍事重鎮鄴(河北臨漳)、曹魏政權起家的許(河南許昌)和魏武帝曹操的出生地譙郡(安徽亳州)也取得了陪都的地位。這種五都制的局面持續了45年,西晉取代曹魏以後,以洛陽為都,沒有實行陪都制。
十六國時期,前趙、前秦和後秦三個政權先後以長安為國都,後趙大夏則以長安為陪都。後趙政權建都於襄國(河北邢台),後遷都於鄴,在都鄴期間建立了長安和洛陽兩個陪都。由於西晉末年洛陽和長安的宮室破壞嚴重,後趙政權曾經徵發民力修復長安、洛陽的宮室,稱作“二京作役”,動用勞動力將近四十萬人,顯示了後趙對陪都的重視。
西安大雁塔 西安大雁塔
公元416年,東晉劉裕出兵北伐,第二年進入長安,攻滅了以長安為都的後秦,這一年年底,急於篡奪東晉政權的劉裕匆匆南歸。此時,匈奴政權大夏的首領赫連勃勃率軍南下,於公元418年攻佔長安,駐防的晉軍全軍覆沒,赫連勃勃遂領有關中。大臣都勸赫連勃勃建都長安,赫連勃勃卻認為他在陝北的根據地受到正在華北興起的鮮卑政權北魏的威脅,以新徵服的長安為都過於冒險,於是仍然以統萬城(陝北橫山)為國都,稱為北京,而以長安為陪都,稱為南台,時人則稱為南都。
西周建都長安到公元904年唐朝末年,長安千年時間裏不間斷地作為都城。公元904年,唐的權臣、軍閥朱温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並完全破壞了長安,907年唐朝滅亡。三年後,朱温取代唐建立了後梁政權,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後梁在北方最大的敵手是盤踞山西、被唐朝封為晉王的沙陀貴族李克用,雙方的鬥爭持續了二十多年。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於923年初稱帝,國號大唐,歷史上稱為後唐,這是五代中最大的王朝。李存勖以為唐朝復仇相號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同年十月,唐軍擊敗後梁主力,攻佔開封,年底宣佈洛陽為國都,號為洛京。為了給大唐舊都長安應有的地位和尊重,李存勖以長安為陪都,稱之為西京。
西安明城牆 西安明城牆
公元935年,“兒皇帝”石敬瑭以出賣幽雲十六州為代價,換來契丹的支持,消滅了後唐,建立後晉。公元938年,後晉以開封為都,洛陽為陪都,號為西京,降西都長安為晉昌軍。由此可見,在後晉建立之初,長安仍然短暫地作為陪都。但是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封建王朝把長安作為國都或陪都,雖然北宋初年以及明代初期,宋太祖趙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有遷都長安的念頭,但最終都以種種原因作罷。

西京北宋西京洛陽

提起五代和北宋,許多人會因其當時的分裂割據局面而想到“戰爭”和“廝殺”。事實上,從五代到北宋這些年裏,作為首都或是陪都的洛陽仍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留給後世的,仍是數不盡的物華天寶。
洛陽“中心”地位不減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之後,中國依次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5個王朝,史稱五代。在這期間,後梁、後唐、後晉依舊定都洛陽,後漢、後周則以洛陽為西京。
洛陽博物館 洛陽博物館
在五代時期,洛陽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經濟和文化達到我國曆史上的又一個高峯。宋朝實行兩京制,汴梁是東京洛陽是西京,這兩座城市形成了全國的兩大中心。
天下名園重洛陽
五代洛陽城經唐末兵火之後呈現出“城邑殘破,户不滿百”,宮室“不及故時卿相家”的局面,後來雖經河南尹張全義竭力修葺,重修了五鳳樓(唐應天門)、朝元殿和清暑樓等,但仍不及隋唐盛況。宋朝定洛陽為西京後,對洛陽城進行了大規模重建。宮城和皇城仍為隋唐五代舊址。宮城週迴九里三步,有五鳳樓等6門。正殿為太極殿,另有宮殿10餘座。皇城週迴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有麗景門等7門。外郭城跨洛河兩岸,有裏坊120坊,超過隋、唐兩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洛陽城重建的同時,居洛的士大夫們興起建造豪華宅第園林之風。宋人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記述洛陽有富鄭公園獨樂園等名園19處,而“洛陽私家園林多至千處”。邵雍為此説:“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
除了這些,我們對五代北宋洛陽城的瞭解,還包括在洛陽發掘的北宋宮殿遺址。北宋宮殿建築基址位於洛陽市唐宮中路南側,該遺址是北宋西京宮城中的重要建築文明殿建築羣的組成部分。
陶瓷和金銀器在繼承中創新
五代北宋時期,各地割據政權的存在並沒有阻止陶瓷的進步和發展。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
宋朝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繁榮昌盛的時期,宋瓷的特點首先是突破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其次是品類繁多,器形多樣;再加上釉色優美,體現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簡潔素雅;此外,宋代瓷器的器形與之前相比更為豐富多彩,有碗、盤、壺、罐、盒、爐、枕等,包括了人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 同時,能體現宋代社會生活的還有宋代的金銀器。宋代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發展,傳統的鎏金、鑲嵌、錘碟、錯金銀掐絲炸珠等金銀器製作技法都能夠在這一時期洛陽出土的金銀器中得到反映。
文化蓬勃發展
五代北宋時期尤其是北宋時期洛陽的文化發展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北宋時期作為西京的洛陽是全國文化中心,設有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名相大儒雲集洛陽。朝中重臣多居洛陽,僅洛陽籍名相就有趙普呂蒙正張齊賢温仲舒等。文彥博富弼等13人組成“洛陽耆英會”飲酒賦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洛寫就《新唐書》;司馬光歷時15年,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不僅如此,洛陽是還是“宋明理學”的發源地。程顥程頤兄弟是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世稱“二程”。他們創立哲學理論,二程在洛陽伊川書院創立理學和洛學,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為後來宋明理學的起源。二程弟子眾多,楊時遊酢冒雪等待休息中的程頤,留下尊師重教的“程門立雪”典故。

西京遼金西京大同

大同城牆 大同城牆
西京大同府遼五京之一,地在今山西大同。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和唐代“大同軍”故城原址上營建的,城周長10公里,建有敵樓、棚櫓等守禦設施,設迎春、朝陽、定西、拱極四門。有同文等宮殿。設西京留守司衙,西京留守司兼大同府尹是該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自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至遼天祚帝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大同作為陪都西京的時間是80年。
公元936年11月,後唐大將石敬瑭幽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區)地區割讓給契丹,契丹支持石敬瑭稱帝建立後晉(歷史上第一個兒皇帝)。從此,雲州(大同)被劃歸遼地。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將雲州升為西京大同府。大同府統二州七縣:弘州(河北陽原縣)、德州(內蒙豐鎮西北岱海邊),大同縣、雲中具、天成縣、長青縣(今陽高縣東南)、奉義縣(今大同市東北)、懷仁縣(今懷仁東,大同南30公里)、懷安縣(今河北懷安鎮東南)。
至此,大同就成為遼代五京(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
早在遼太宗接受後晉所奉的“幽雲十六州”時,便於“會同元年( 938 年)十一月,升幽州為南京”,在最重要的漢人聚集地設立陪都,以加強對南境的控制。而與幽州並立的軍事重鎮雲州,由於當時西部的相對平靜,以及經濟和人口發展水平較為遜色等原因,並未引起遼統治者的足夠重視。但到了興宗時期,隨着遼夏關係的惡化,以及經濟發展、人口增加等原因,方使統治者感到了加強西境統治的重要性,設立西京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除了漢族外,位於雲州西部的一些臣屬部族也被劃入新建立的西京道中,受到西京的節制。
從本身的防衞來説,雲州城周地形也具備一定的固守能力。大同地區是一個小盆地,周圍有白登、採涼等山環繞,但北部地形總體較為平坦。南部恆山、寧武諸山高大,是守衞西京的天險。具有如此地形的西京便是易守難攻之地。因此,有許多邊防軍的府衙亦建於西京城內,如西南路招討司、西南安撫使司、西南巡察司、山北路都部署司等。
城的北半部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官衙和軍營多建於此。同時,雲州緊接北方草原,而北部地勢較為平衍,無大山阻隔,很利於遊牧民族的進出。而南部的大山阻隔,可以起到防禦中原王朝進攻的作用。遼選擇這裏建立陪都,可以兼顧塞外草原和中原統治區。
根據中國曆代建都的原則,首都或陪都所在地應儘量與經濟重心重合,至少應接近,這樣才能滿足建都所需的物質需求,同時便於行政管理。作為農牧帶過渡的區域,以雲州城為中心,周圍分佈了大量的州縣城市,如幽雲十六州中的武(今神武)、朔(今朔州)、應(今應縣)、蔚(今蔚縣)以及弘(今陽原)、德(今涼城)、豐州(今豐鎮)、雲內(無考)、奉聖(今涿鹿)、歸化州(今宣化)、渾源(今渾源)、廣陵(今廣靈)等州縣,共同構成了一個城市圈。這一圈內集中了大量人口,交通便利,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可以為中心城市(雲州)提供所需的大量人力和物資,保證都城的正常運轉。西京的設立正是這一建都原則的體現。
隨着陪都地位的確立,西京大同府不僅成為代北的區域政治中心,更上升為遼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有力的推動了這一地區的社會進步,加快了契丹族的封建化進程。
遼末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大同為金兵攻陷。金悉遼制,大同仍為西京大同府。金朝大同作為西京是103年,即從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元年(1123)至金哀宗完顏守緒正大三年(1226)。

西京民國西京西安

在西安城市發展中,民國是一個特殊的時期。1932年,國民政府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西安近代的城市化歷程,可以説是從“西京市”開始。
民國時期的西安,融匯了世界先進的規劃理念,制定出一個先進都城級別的城市規劃。這種規劃,就是置於如今的時代,也具備了超越時代的規劃思想。這期間,西安在文化保護、城區劃分和景觀營造等方面,讓整座城市面貌發生了極大改善。
1932~1945年間,西安被設立為民國的“陪都西京”,制定了都城級的城市規劃,在西京籌備委員會等機構的領導下,進行了多方城市建設。
在具體的分區計劃中,將文化古蹟區的劃分放在整個分區規劃首要位置,表明本方案對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特色以及城市旅遊業發展前景的重視;並以城南鳳棲原為行政區,充分利用山川地形特點以突出行政區的政治職能
西京市建設規劃的理念糅合了中西方當時的先進規劃思想,不僅充滿魄力,而且視野廣闊,極具前瞻性。它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民國人心目中“陪都西京“的嶄新城市面貌。
可以説,西京的規劃是近代西安城市規劃的起點,它奠定了之後西安歷代城市規劃的基礎。保護文物古蹟遺址區,建成綠地公園,工業區選在郊外,工業區和居住區之間用綠化林帶隔開等等理念都沿襲到了50年代西安市第一輪城市規劃之中,並一直傳承下來。西安市第一輪總體規劃中的大慶路林帶、幸福路林帶便是作為居住區和工廠的分界。
西京的市政建設
1932~1945年間,國民黨將中央將西京定為陪都以後,設立全國經濟委員西北辦事處、陝西省政府、西京籌備委員會、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等機關從事於經濟、文化、市政建設,設置了電報局,修築公路,在城牆上新開城門,打通“新市區”的交通骨架,改善四郊交通狀況,普查文物,保護古蹟,廣植樹木,綠化城市,西京的城市面貌有了極大改善。
交通:開發滿城,八旗校場開闢為新城廣場
南北向道路:尚平、尚智、尚德、尚仁(今解放路)、尚儉、尚勤、尚愛;東西方向街道依次為:崇恥(今東八路)、崇廉(今東七路)、崇義(今東/西六路)、崇禮(今東五路)、崇信(今東/西四路)、崇忠(今東/西三路)、崇悌(今東二路)和崇孝(今東一路)。
除城內的市政建設以外,也修建了通往青龍寺、大雁塔、清涼寺、興教寺、北門外工業區東、西自強路等眾多道路。“西京”期間至少修路920裏。
文物古蹟:普查西安城內外及咸寧、藍田、長安、户縣臨潼諸縣文物古蹟的分佈與保存現狀,繪製《西京勝蹟附圖》(1932)、《西京古蹟名勝略圖》、(1932)、《西京附近各縣古蹟名勝略圖》(1932)、《西京城關大地圖》
整修杜公祠、維護茂陵及霍去病墓。在阿房宮、隋唐曲江遺址、唐大明宮等73處古蹟處豎立標誌,對分散在周圍各縣的文物古蹟也盡力予以保護,保護灃橋牌樓、草堂寺、太史公祠等眾多名勝古蹟。動盪年代,許多文物正是因為這次保護,免去了滅頂之災。
綠化:廣植樹木 綠化城鄉。從1935年11月到1938年3月間,西京籌備委員會在新修築十餘條汽車路旁,栽種了楊、柳、榆、槐、香椿、苦等樹木;建成未央、杜公祠、含元殿3個林場和城南、茂陵、昭陵、太液池、張家村5個苗圃,進行大規模的育苗造林工作。
截至1944年4月,西京籌備委員會累計在公路兩旁、城鄉各文物古蹟區大量種植風景樹和果樹,除了考慮到文物古蹟保護的特殊需要,也可獲取經濟方面的效益。
商業:隨着道路的修建和拓寬,以及1934年隴海鐵路通車西安,新市區得到了快速發展。火車站向南的尚仁路(解放路)商户繁盛,銀行林立,車水馬龍,西京的商業中心從原先南院門轉移到了這裏。
經過十幾年的規劃建設,西京城市規劃雛形初現,交通、綠化、文物普查保護等各項建設都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就,為建國後西安第一輪城市規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綠化城鄉、保護文物古蹟、林帶分割工業區等理念也隨之沿襲到日後西安的發展理念之中,影響深遠。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