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圍棋古譜精解大系6：襄夏戰梁程

《中國圍棋古譜精解大系(第2輯)6:襄夏戰梁程》系統精解中國圍棋，是對中國圍棋智慧的總結和提升，給圍棋專業、人士、圍棋愛好者的精品珍藏禮物。中國圍棋古譜很少有人系統詮釋，陳祖德以一人之力，將最精彩的中國圍棋古譜系統精解，讓今天的圍棋界人士順暢瞭解和學習中國圍棋古譜，是獨一無二的重要工程。

總序 吳清源

推薦序 常振明

推薦序 吳遠之

自序 陳祖德

施襄夏——梁魏今

第一局 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二局 梁魏今 施襄夏

第三局 梁魏今 施襄夏

第四局 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五局 施襄夏 梁魏今

施襄夏——程蘭如

第六局 程蘭如 施襄夏

第七局 施襄夏 程蘭如

第八局 程蘭如 施襄夏

第九局 施襄夏 程蘭如

第十局 施襄夏 程蘭如

後記

陳祖德，1944年生，上海人。歷任國家體育總局棋類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棋院院長、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際圍棋聯盟副會長。我國建國以來的傑出運動員和教練員。1999年被評為“新中國棋壇十大傑出人物”。曾兩次獲得體育榮譽獎章。曾獲1964年、1966年、1974年全國圍棋個人賽冠軍。他是我國第一位戰勝日本九段的棋手。1982年被授予九段。“中國流”佈局的創始人。著有《超越自我》、《當湖十局細解》、《無極譜》等書，其中《超越自我》曾獲“人民文學獎”。第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施襄夏名紹闇，一作定盦，我們習以為稱的“襄夏”，是他的字。作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大國手，他的生卒年月，幸而有確切的年份可考。這項艱鉅繁複的工作，我們要感謝施先生身後的兩位棋譜輯錄家，《海昌二妙集》的作者斤竹山民（蒯光典）和浮曇末齋主人（黃紹箕）。在該書“範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譜”中，兩位先賢以年為經，以範施二人的自序以及他人的著述（旁證）為緯，勾勒出了範、施二先生的平生大概，考證精嚴，深可採信。這便讓缺乏材料的我們，大大省去了鈎沉之苦。於是，我們不妨遵照他們的提示，來探究一番施先生的大略，追思他的丰采。

據“年譜”，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即1710年，施襄夏出生於浙江海寧的一個書香人家。他的父親工詩文，擅書法，兼畫蘭竹，晚歲家居，常焚香撫琴，對客圍棋。有這樣一位多才多藝、頗足雅趣的父親，施襄夏於是自幼入塾習字，出落得“秉性純孝，性拙，喜靜，羸弱多疾（體質單弱，多病）。先學琴，後復嗜弈”。

施襄夏享年六十一歲，壽既不永，想來跟他的先天不足（喜靜，羸弱多疾）或有一些關係。施先是在家庭的薰陶下學琴，在他十一歲時，於他之前入俞長侯門下學棋的範西屏，已經與師父齊名，於是施“慕而從學焉，受三子”。（從這條記載可以推知，施幼時仰承父教，並不是單純的學琴，他一定也對圍棋之道有所濡染，並下過一番工夫。否則，他不能一入師門，就達到被授三子的水平。因此，更確切地説，幼時的施，應是琴、棋兼而習之，只是在他逐漸深入的過程中，他對弈的興趣蓋過了琴。如此才能有“慕而從學”的行動。）

明朝的一位隱者陳繼儒曾有過一段雋語：“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見於《巖幽棲事》）施“先學琴，後復嗜弈”，我們從中可以見到，施襄夏從小喜好的乃至於終身不輟的，都是使人靜、使人寂的藝類，他的最開始的選擇也許是出於他的“喜靜”，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使然，但是，這兩樣技藝，他的終身習之，或許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身體的羸弱。

然而，施的身體雖然不是特別強健，但他的精神、性格方面卻十分強大，因為“性拙”，他可以埋頭於一項技藝，深入鑽研，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努力，達到這項技藝的最高峯。比如，在入師門一年之後，他從受俞長侯三子，即升到了可以與他的範師兄爭先的地步。在他成名之後，與範西屏對局，他可以為一手棋，“斂眉沉思”至太陽西下而不落子。他的性格使他的棋藝精妙非常，名揚千古，以此等性格加之於琴，在琴上不間斷地努力，想來他的琴技也能達到一流的罷。

也是在施十二歲這一年，他與師父、師兄同遊杭州，請益於徐星友。星友此時被稱為“徐叟”，推算年齡，當有七旬以上。徐授範、施以三子，後贈施《兼山堂弈譜》（徐氏敗給程蘭如，南歸杭州後，發憤的新作），施自稱“潛玩數年”，於是漸窺堂奧。

杭州之後，又有松江之遊。這次他們拜會的是錢長澤。因為這次的相識、相交，在以後的歲月，範施都與錢先生有過往來。這一年，施十五歲，西屏成第一手。後三五年，不甘於後的定庵終於趕上，與師兄並列為第一手了。然而，又數年後，施（二十一歲）在湖州遇梁、程，“尚受先耳”。

施二十三歲，“年譜”載：“定庵攜魏今遊硯山，見山下出泉，聞魏今言有悟，遂與諸前輩分先角勝矣。”

在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兩年間，以施襄夏的性格，以及對梁程受先的棋分予他的打擊，我想他在棋上一定會下一番苦功。經過這樣的苦學和深思，聽到梁魏今以流水喻棋道，才會恍然而有所悟。這種頓悟，這種豁然開朗，從此在棋上開闢新的天地，正是王國維所稱的為學之第三層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伊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嗚呼，棋藝之道，磨礪亦如斯乎。

施棋藝既大成，於是慨然遊京師。此後數年間，直至範、施受到張永年的邀請，同赴浙江當湖，任西席之教，施（以及範）事蹟無載。據鮑鼎引胡敬夫言，範施在京師期間，曾對弈十局。“定庵忌害西屏，疑係傳聞之過。”蒯、黃兩先生所言，與我之見正同，範施在京師，都是天下英雄誰敵手的氣概，以他們淹留的時間之長，加以好事者的撮合，兩人對弈十局、觀者如堵的盛景，我是寧信其有。施三勝七負，大約也説得過去（十局棋中範的狀態更優於施，這個比分完全有可能），但是胡敬夫認為施深以為意，一力阻撓十局棋的刊印，戒之流傳，也許有些過了，以施的位分，非權非貴，非豪非戚，在京師這樣的輻輳之地，如何能有這般的遮蓋之能？

施三十歲，範三十一歲，二先生雙雄並峙，於是“對弈於當湖，凡十局，勝負相當。”此時範、施正當精力彌滿，棋藝過人，因此這十局棋，被譽為我國座子圍棋最高水平之代表作。關於對局數，蒯光典、黃紹箕持十局之説，另有十三局之説。現存範、施遺譜共十一局，系由散見於各家的棋譜集輯錄而成，其中一局註明“己未弈於當湖第一局”，因此後人將範施之全部對局，都名之為“當湖十局”。箇中的詳情，我打算在第八冊《範施十局》（也即《當湖十局細解》修訂版）之後記中，再作展開的討論。

約十年後，施四十一歲時，“松江蔣昂霄招李良同學弈於定庵。”這位李良先生，大約是人如其名，雖然在棋史上籍籍無名，然施以身後事相托，可以想見其為人。

後兩年，“定庵遊揚州，與黃及侶弈於盧雅雨運使署中，及侶受二子。”黃及侶受業於程蘭如，後數年，程攜黃及韓學元同遊晚香亭，三人對弈共十五局，由程蘭如評點臧否，刊為《晚香亭弈譜》。盧雅雨者，即時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他的官署，蔚為當時棋界名流雅集之所。範、施應不止一次在此往返勾留。因官衙之中有水井曰桃花泉，範在署中所著之大作，遂以《桃花泉弈譜》為名。

施五十二歲，“復客揚州，教授諸弟子。”一個“諸”字，道出了從施學藝者甚眾。教授之餘，施以四年時間，著成《弈理指歸》（或稱“指歸圖”）。盧見曾為之作序，“為刊行之。”

施五十五歲，“無錫吳氏選刻《弈妙》，定庵鑑定。”

施五十六歲，“遊金閶（今蘇州），主（住）汪秩似園（汪氏之號）家數月，校訂《弈隅通會》二卷。”

施五十八歲，“定庵客蘇州，著《弈理指歸續編》（或稱“指歸續編”），授李良。”

施六十一歲，“定庵卒。”蒯、黃二先生旁註雲：“張世達指歸圖序雲，圖成，而施先生已逝。李良指歸續編序雲，先生下世，忽忽數年……疑定庵卒即在庚寅（1770年）春夏間也。”

生也庚寅，逝也庚寅，施先生的千百遭逢，正是一個甲子的輪迴。

施之棋，如汪洋巨浸，精嚴邃密，與梁、程、範並稱為“四大棋家”，與範並列“亞聖”，又著作等身，有《弈理指歸》、《弈理指歸續編》傳世，於棋理見解極深，校訂《弈隅通會》，評譜《手批十八局》（被譽為千古弈譜之冠）等，他實在無愧於“亞聖”之譽。人生有他這樣的際遇，達到這樣高的境界，復有何憾。

吳清源

我的助手牛力力從中國帶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講解清朝的古棋，

這令我十分喜慰。

回思上世紀五十年代與川端康成先生的對話，我曾比較過中日兩國在兩三百年以前圍棋發展的盛況。那時的日本圍棋，在德川幕府的治下，出現了劃時代的名人———道策，他的棋力超羣，有“十三段”的美譽，更創制了“道策流”，開啓了近代佈局的先河，可以説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間，中國的座子圍棋，也達到了巔峯，或者可以更準確地説，中國圍棋最強的時代，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時代。當時的中國，名家輩出，其中更有像黃月天（龍士）、施定庵（襄夏）等超羣拔俗的強手。但兩國的翹楚，道策先生以及後起的丈和先生，與清朝的黃月天、施定庵、範西屏三位棋聖，並沒有在盤上一爭短長的機緣；道光、咸豐年間，爭奪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碩，曾有意來華，與當時中國的大國手周小松切磋棋藝，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罷。但清代大國手的棋力，我以為是到達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應相當於日本的名人一級的水平。我是根據從清朝流傳下來的棋譜集，而得出這一判斷的，五十年前我對川端先生如是説，時至今日，我仍然抱持這樣的信念。

但清朝並沒有幕府將軍為棋士提供祿米，也沒有“名人碁所”、“御城碁”這樣嚴密的制度作為支撐，而只有貴族或富豪不定期主辦的棋賽，中國頂尖的名手，於是依賴懸賞的獎金獲得收入。

在康熙時期，黃月天獨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乾隆年間，則是施定庵與範西屏兩人並立的時代。“但是不知何故，兩雄之間的對弈局數很少，全部不過十二三局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舉辦的十局賽，這十局棋被稱為千兩之棋；也就是説，一局就相當於一百兩的價值，而當時的一千兩，以今天的價值來看，應該相當有一千萬元（指上世紀50年代的日元。———編者注）吧？此二人就可以説是相當高強的專家棋士，並且一生就是以圍棋為職業而持續地下棋。”

“其中還有名為‘血淚篇’的黃月天與徐星友之對弈譜流傳於世。徐星友當時雖然已號稱國手等級，但是其棋力還是比不上黃月天，兩者當時的局差是先二左右，但是黃月天卻説實際上可以讓徐星友三子，於是徐星友非常憤慨，真的就和黃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賽。當然，最後這個十局賽是黃月天輸多勝少，不過還是有幾局棋是黃月天漂亮地獲勝，所以被稱為‘血淚篇’，是非常精彩的名局。”

但到了清朝的末年，中國的圍棋水準急劇地衰退，到達了谷底。我的老師顧水如先生、汪雲峯先生，與中國最後一位大國手周小松，可能要以“先二”的棋格才能與之相抗。此後，中國圍棋的水準慢慢回升，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達到今日的光輝興盛局面。

中國清代的圍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既有清末中國圍棋急劇衰落，在一般人心目中造成了中國古棋不如日本圍棋的深刻印象，又有那時的戰法，與現代的圍棋大大不同的原因。因為，“即使看了乾隆時代的古譜，也無法應用到現代的下法中，因此不受到重視，也很少被拿來研究”。

但圍棋的玄妙、幽深，又非一時一地、一人一局所能勘破。三百年前的下法，在今人看來，已經有了不甚滿意的地方；三百年後，後人看我們今天的棋，是否也會抱持同樣的看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以事理推斷，明矣。

祖德先生髮思古之幽情，整理國故，他的着眼點，想來也在此處。此舉善莫大焉，於是欣然草文，以為響應。

序

常振明

祖德先生的“中國圍棋古譜精解大系”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是文化界、圍棋界的一件盛事。我與祖德先生的交誼已經有幾十年了，因為在入讀大學以前，我曾經是北京市的一名專業棋手。在棋上，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輩，在國家隊一起訓練或比賽時，我常有機會向他請教。在年齡上，祖德先生長我十二歲，温文爾雅，待我如同兄長一般。我在棋界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一段濃厚的記憶，常常令我回味。

那時候，我們的國家隊基本上還是以日本為師，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開發出來的下法，如小目的定式，木谷實與吳清源的新布石，運籌布子講究棋理和棋形，等等，並且在棋手中間，有一種趕超日本的氣氛，於是，對我們的前輩，明清時代的國手所遵循的下法，當時並沒有餘力過多地涉獵。

但是從2005年起，我們的年輕棋手常昊、羅洗河、古力，包括中信北京隊的孔傑等，在國際比賽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績，從頂尖棋手的層面以及整體厚度的層面，可以説，我們不僅超過了日本，與以前的“苦手”韓國相比，也佔了一點上風。在這樣的形勢下，回過頭來研究古代圍棋，從我們的古譜中汲取營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確是非常好的時機。

唐太宗曾經説：“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歷史這面鏡子，不僅記載了過去，從中也可以推知未來。像我國的古代圍棋，經歷了魏晉、唐宋，到明清時達到了頂峯，但從清末至民國，隨着國勢的衰退，圍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只是在新中國，由於陳毅元帥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提倡，圍棋才重新步入了興旺的局面，又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回到了我們的祖先曾經達到的“盛世景象”。撫今追昔，令人感慨。

圍棋的盛衰、興替，究竟是什麼原因在裏邊起作用？陳毅元帥有一句名言，叫做“國運盛，棋運盛”，説的是外部的環境，國家的繁榮，是圍棋事業興盛的主導條件；另一方面，棋手們是否有開闊的胸襟、前進的動力，樂意於從方方面面汲取養分的謙虛態度，我以為也是重要的內部因素。

圍棋是我們的國粹，凝聚了先人們傑出的智慧。對它的繼承和發揚，是我們每一個熱愛圍棋的人都無可推卸的責任。中信集團多年以來一直關注着圍棋事業的發展以及圍棋文化的傳承。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第九屆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中信集團曾給予了一定的資助。在中國圍棋甲級聯賽創辦之初，中信集團組隊“中信大三元”，連續四屆參加了比賽。2009年，中信集團再度與北京圍棋隊聯手，更名為“中信北京隊”，重返圍甲的大舞台。此外，對於圍棋團體的成長、青少年棋手的培養，中信集團也曾稍盡綿力。

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經推出過吳清源大師的作品，如他的自傳《中的精神》，以及他的棋譜選集《人生十八局》等，獲得了一些好評。這次與祖德先生攜手，把目光轉向我們的傳統文化———明清時期的古譜，製作一個大系列，以此來傳承和發揚國故，也希望得到讀者的認可。

自序

陳祖德

如果不是中華民族來發明，世界上至今也不會有圍棋。

中華民族是個智慧的民族。人們經常提四大發明，其實中華民族影響深遠的發明創造何止這四項？譬如圍棋，就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發明。圍棋的歷史悠久，遠遠早於四大發明，而且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智慧。四大發明固然了不起，但只是我們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如果我們不發明，其他民族早晚也會發明。唯有圍棋，如果不是中華民族來發明，那麼，世界上至今也不會有圍棋。

圍棋深奧莫測、變化無窮。我們的祖先在數千年前發明圍棋，數千年後的我們，怎麼想都想不明白，都覺得不可思議：先祖有怎樣的聰明怎樣的智慧才能發明圍棋？難怪有人認為圍棋是外星人發明的。

還有不可思議的是，歷史無情，只要跟不上歷史的發展，不符合時代的節拍，歷史必然將它淘汰。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不知淘汰了多少東西。多少文化藝術才短短二三百年的歷史，如今已無以存矣，或者是需要保護需要搶救矣，偏偏圍棋越活越年輕。

圍棋的歷史悠久，遠遠早於四大發明，而且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智慧。圍棋歷經數千年，非但沒被淘汰沒成為老朽，相反，如今生機勃勃、熱力四射、陽光燦爛。今天的圍棋，在國內有長江後浪推前浪般的洶湧的愛好者，特別是少年兒童愛好者；在世界上更是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所接受、所喜愛。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藝術卻綻放出無比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最不可思議的。

我國曆史上絕大部分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會下圍棋，其中有很多對圍棋情有獨鍾，甚至痴迷。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有關圍棋的詩詞賦文以及趣聞軼事。歷朝歷代對社會有着極為重要影響的羣體，可能在交往和遊戲間，就肩負起了圍棋的薪火傳承。

魏晉唐宋時期我國的文化藝術包括圍棋蓬勃發展。圍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競技性兩個主要方面，而我國古代社會重視的主要在精神層面，好像覺得看重競技看重勝負似有悖文化藝術的清雅脱俗。蘇東坡的名言“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是對勝負的一種灑脱，也是當時的一種人生態度。我國古代圍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從明末開始，至清康乾盛世達到了無限風光的頂峯。正如陳毅同志所説“國運盛，棋運盛”。

祖國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館“正倉院”。

康乾時代，棋壇人才輩出，強手如林。令人可喜的是，留下了大量的棋譜和各種圍棋著作。

但同時我又感到遺憾和痛心，因為這之前留下的圍棋史料太少太少。圍棋最早的古譜是宋本《忘憂清樂集》，其中有三國時代東吳的孫權與呂範的對局，但這張棋譜的真假無從考證。

圍棋在春秋戰國時已相當普遍，孔、孟曾多次提及圍棋。但春秋戰國時的圍棋究竟怎

麼樣？孔、孟的圍棋又下得如何？想看到竹簡時代的棋譜無疑是種奢望。

然而秦代有了篆書，尤其是漢代有了隸書，文字已發展到書法藝術，當時留下圍棋的棋譜應當是有可能了。但歷代那些酷愛圍棋的有名的君王、士大夫以及大詩人、大才子，如漢高祖劉邦、曹操和曹丕父子、梁武帝蕭衍、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趙匡胤、宋徽宗趙佶、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將徐達和大臣劉伯温等等，還有杜甫、杜牧、白居易、王維、劉禹錫、李商隱、韓愈、陸游、文天祥和王安石、黃庭堅、蘇東坡等家喻户曉的文壇北斗，他們為圍棋留下了豐富的傳聞和詩文，可就是未留下一張棋譜！這給人留下無限想象和無窮遺憾！

我們的智慧而瀟灑的先人呵！難道是歷史太悠久了，反而不懂得歷史的價值？難道是文化太豐厚了，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遺存？

不要説棋譜，就是棋具，遠的不用説，就説最後一個王朝———清代，圍棋如此盛行，可我卻從未見過清代的棋盤棋子。

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館“正倉院”中，珍藏着兩副唐朝皇帝贈送日本的棋盤棋子。棋盤由上好的紫檀木製作，棋盤的四周邊上是精緻的圖案。對局雙方可由棋盤邊上拉開一個抽屜，其中各放着一個烏龜造型的棋盒。棋盒中每顆棋子均畫有色彩豔麗的飛鳥。這兩副棋具，材質優良、構思精妙、工藝極致，可謂美輪美奐，無與倫比。我們的祖先怎麼能製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如此超一流的工藝品？！望着這兩副棋具，可以想象圍棋在千年之前是什麼樣的水平。

可是祖國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異國他鄉才能見到，而在自己的祖國，不要説千年之前，就是百年曆史的一般棋具都難以尋覓！

我國最早的圍棋文獻《敦煌碁經》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我多麼希望能夠在故國故土一睹！但再想想，《敦煌碁經》這部文獻畢竟保留下來了。如果它不曾遠渡重洋，依然在故鄉，那它的命運又會怎樣？

歷史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太多太多，但我們失去了多少多少？

圍棋有娛樂、教育、交流、健身等功能，何必都要擠上職業棋手這獨木橋。

新中國成立後，圍棋得到以陳毅同志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心，得以很快復興。我國圍棋界以趕超日本為目標，精誠團結，自強不息，水平急速提高。

圍棋事業需要拿成績來證明自己，人民大眾需要成績以得到鼓舞，祖國需要成績來揚眉吐氣。圍棋和其他體育項目一樣，競技性越來越突出。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忽視了圍棋競技性，而在這短短几十年中幾乎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競技性當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個度，當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競技和勝負上，自然，文化性被忽視、被冷落、被遺忘，甚至被淡出。

現在我國有很多孩子學圍棋，不少孩子的家長為了把自己的寶貝培養成常昊、古力這樣的世界冠軍，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價，使快樂的圍棋變得那麼的沉重。在北京集中了全國各地那些非常聰明優秀的小棋手，很有些孩子甚至寧可學業荒廢，或者連小學都不上，只是希望成為職業棋手。這似乎是圍棋的盛事，但總令人感到不是滋味，這是圍棋事業發展的一個異化現象。

圍棋與生俱來地是多功能的。首先是娛樂功能，圍棋充滿着樂趣，魅力無比，能叫人樂此不疲，忘乎所以，用現在的流行語叫“樂活”。圍棋有教育功能，圍棋好的孩子數學一定好。圍棋的核心是陰陽，充滿着辯證法，包含着豐富的哲理。圍棋所包含的哲理可運用到方方面面，可提升境界，啓迪人生。尤其通過學圍棋能使孩子的素質全面提高。圍棋有交際功能，圍棋有個別名叫“手談”，下棋即交流，可能得到終生的好友。紋枰手談心領神會有利於和諧社會。日本的“圍棋五得”，頭兩條，即得好友、得人和。圍棋還有健身功能，圍棋能使大腦得到很好的鍛鍊，益智健身，下圍棋的人大多長壽，我還未聽説過下圍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日本“圍棋五得”的最後一條，即是得天壽。

古人還創造出無數優美動人的圍棋詩詞賦文。當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圍棋文化詩詞選》，其中不少古代圍棋詩詞佳作，但我深信這只是歷史上的一小部分。

我們的祖先發明瞭圍棋，給我們帶來了快樂帶來了無窮樂趣！何必都要擠上職業棋手這獨木橋。現在的社會功利性過強，這種功利性有意識無意識地影響着我們的棋手。如研究棋譜只看重韓國一線棋手的對局，日本的棋譜已不屑一顧，更何況我國的古譜。很多棋手根本沒看過我國的古譜，恐怕連古代那些大國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

要知道中華民族有多智慧嗎，圍棋古譜告訴你。

圍棋水平的等級分為九段，這源自於日本，而九段的等級無疑來自於我國古代的九品。我國古代圍棋的等級和官員一樣，也分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居下。每個等級又有其很雅的名稱，一品曰入神，以下分別是坐照、具體、通幽、用智、小巧、鬥力、若愚、守拙。多麼有意思。古人給圍棋取了很多別名，以形狀命名的是方圓、紋枰，以顏色命名的是黑白、烏鷺。在晉代又給了圍棋不少雅號，如手談、坐隱、爛柯、忘憂，圍棋太有趣、太吸引人，故又將圍棋稱為木野狐，等等。

唐宋時代的圍棋國手王積薪、劉仲甫寫的“圍棋十訣”、“棋經十三篇”，享譽海內外，至今常被人引用，説明其含義之深刻，影響之巨大。

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紛呈的棋譜。古代的下法與現在有所不同，主要區別在古代對局雙方先在對角放上座子，此外要還棋頭，即多一塊棋多還一子。這兩條決定了與現在下法上的差異。但棋理相通，技藝無異，我們研究古代棋譜，不但可以讓我們瞭解過去，而且可讓我們欣賞古代優秀棋手的才華，他們構思的巧妙、計算的精確令人折服。清代的圍棋國手眾多，每人風格不同，各有所長。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國手，他們是康熙年代的黃龍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範西屏。他們將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圍棋盤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古代圍棋的巔峯。

有人可能會拿現在的棋理、現在的眼光去審視、評判他們，感到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因而取否定態度。但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不同的時代不能這樣比較，正如不能拿吳清源同李昌鎬相比較，正如再過數百年，或有人會指責今天的棋手這樣那樣的不足或不明棋理，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這又公正嗎？

明清的圍棋國手眾多，又傳承了大量的棋譜。雖然有棋譜，但從未有人系統地評註。我曾出過一本《當湖十局細解》，僅此而已。把古代國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對局有系統地評註講解，以此介紹給當今社會，這項工作工程很大，但又必須有人去做，不做對不起我們的先人，也對不起今人，對不起當前蓬勃發展的圍棋大好形勢。

前年，我曾在天元圍棋頻道中講解了一些古代國手的對局，越講越感到有必要將這些古譜有系統地整理出版。我終於決心挑起這副重擔，這副擔子可能要壓我多年，但這是我的責任，是我的使命。

吳清源先生得知我要從事這項工作，特意從日本發來長文，表示對我的支持。吳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棋士，他以九十六歲的高齡，寫下這麼多的文字，我既感到愧不敢當，又感到莫大的鼓舞。

這裏，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好朋友、雲南大益茶業集團的董事長吳遠之先生，他不但將大益普洱茶辦成我國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企業，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決心，投向了慈善事業，投向了文化事業。我目睹了他那雲南大益愛心基金會這些年來所做的善事，我覺得大受益和大感動！吳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譜大系，鼎力相助，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進古譜。

我也要感謝中信出版社。該出版社隸屬於中國中信集團，中信集團多年來與圍棋有不解之緣，對我國圍棋事業作出很多貢獻。現在中信集團的董事長常振明先生年輕時是圍棋高手，參加過不少重大比賽，並取得過出色的成績。他對圍棋的理解和熱情使我決心並放心地將此書交給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曾出版過數本吳清源的書籍，很獲好評。我相信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兩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劍。我雖然已退休，但工作依然繁忙，簡直不亞於退休前，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難以勝任，如今有了兩位盡心盡力的助手，天助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