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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注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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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名
- 裴松之注三國志
- 作 者
- 裴松之 註解
- 出版社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2009年12月
- 頁 數
- 845 頁
- 定 價
- 126 元
- 開 本
- 16 開
- ISBN
- 9787806967195
裴松之注三國志出版背景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説，“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為了註釋《三國志》
[1]
，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壽書銓敍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脱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蒐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説：“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説：“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採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説，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説：“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脱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説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敍。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説，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説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説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説“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説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説“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敍事描寫兩個方面。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説：“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説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敍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裴注）博採羣説，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注》，台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注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脱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説它“繁蕪”，説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説，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計裴注引書160餘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鍾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注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温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説略》，載《經史説略?二十五史説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完成對《三國志》作註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為宗旨，博採羣書一百四十餘種，保存大量史料，註文較正文多出三倍，開創了作注的新例。
裴松之注三國志三國志裴注書目
二畫
三畫
《三輔決錄》（趙岐撰）《三輔決錄注》《三朝錄》
四畫
《晉太康三年地記》
五畫
六畫
七畫
八畫
九畫
《兗州記》（注：即《九州記》其中一篇）《兗州記》（注：即《九州記》其中一篇）
《胡氏譜》《姚信集》
十畫
十一畫
《啓蒙注》（顧愷之撰）《異同雜語》（孫盛撰）《異同評》（孫盛撰）《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冀州記》（注：即《九州記》其中一篇）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魏末傳》 《魏武故事》《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魏世譜》《雜記》（孫盛撰） 《禮論》
《魏都賦》
十九畫
《廬江何氏家傳》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四畫
其他
《晉百官表》《家戒》《袁子》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註釋者。
附錄
1. 撰人着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家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敍》
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列女傳》、《逸士傳》
幹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春秋》、《序傳》、《戰略輯佚》、《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裴松之注三國志內容簡介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三國時期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含《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比較完整地記錄了東漢末至三國時期近百年的歷史。最初三書單行，至北宋始合刻為一，並改稱《三國志》。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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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紀傳體正史中，與《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
裴松之注三國志作者簡介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早年師事著名學者譙周，在蜀國官至散騎黃門侍郎，人晉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撰《三國志》，十年完成，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三國志》成書年代不能確定。當時魏、吳兩國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此三書是陳壽依據的基本材料。蜀國無史，由其自採資料。
裴松之注三國志圖書目錄
卷一 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
卷二 魏書二 文帝紀第二
卷三 魏書三 明帝紀第三
卷四 魏書四 三少帝紀第四
卷五 魏書五 后妃傳第五
卷八 魏書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卷九 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卷十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卷十一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卷十二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卷十四 魏書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卷十五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
卷十六 魏書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卷十七 魏書十七 張、樂、於、張、徐傳第十七
卷十八 魏書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卷十九 魏書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卷二十 魏書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卷二十一 魏書二十一 王、衞、二劉、傅傳第二十
卷二十二 魏書二十二 桓、二陳、徐、衞、盧傳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魏書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魏書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卷二十六 魏書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魏書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魏書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魏書二十九 方技傳第二十九
卷三十 魏書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卷三十一 蜀書一 劉二牧傳第
卷三十二 蜀書二 先主傳第二
卷三十三 蜀書三 後主傳第三
卷三十四 蜀書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卷三十五 蜀書五 諸葛亮傳第五
卷三十六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卷三十七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卷三十八 蜀書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卷三十九 蜀書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卷四十 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卷四十一 蜀書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
卷四十二 蜀書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鄶、傳第十
卷四十三 蜀書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卷四十五 蜀書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卷四十六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卷四十七 吳書二 吳主傳第二
卷四十八 吳書三 三嗣主傳第三
卷五十 吳書五 妃嬪傳第五
卷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
卷五十二 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卷五十三 吳書八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卷五十五 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卷五十七 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卷五十八 吳書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
卷五十九 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卷六十 吳書十五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卷六十一 吳書十六 潘溶、陸凱傳第十六
卷六十四 吳書十九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卷六十五 吳書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附錄一 上三國志注表
附錄二 晉書·陳壽傳
附錄三 宋書·裴松之傳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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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國志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15-08-07]
- 2. 裴松之注三國志 [專著] / 陳壽著 ; 裴松之注 ; 鄒德金整理 ．國家圖書館[引用日期2016-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