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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昌會

鎖定
裴昌會(1896一1992)山東省濰縣(今濰坊市)人,早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1927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軍第4師參謀長,7師團長、旅長、副師長、師長。1937年起歷任第九軍副軍長、軍長,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一戰區副長官,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第七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陽率部起義。建國後,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業廳長,西南紡織管理局局長,重慶市副市長,第五、六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歷屆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先後擔任民革中央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員、名譽主任委員和重慶市委副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名譽主席等職。第五屆、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2年3月22日在重慶病逝。 [1] 
(概述圖來源: [5] 
中文名
裴昌會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山東濰坊
出生日期
1896年
逝世日期
1992年
畢業院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陸軍大學
主要成就
1949年12月23日四川德陽起義
參加抗戰

裴昌會人物生平

裴昌會(1896一1992),號同野,山東濰縣人。1896年10月23日生。 [4] 
1922年7月保定軍校畢業,分發湖北陸軍服務。歷任湖北陸軍第二混成旅學兵連排長、連長,鄂軍第三混成旅司令部參謀等職,後任孫傳芳五省聯軍第七師司令部參謀、步兵團團附等職。1926年夏任南京金陵軍官學校(校長孫傳芳)步兵科教官,兼任學員隊隊長等職,後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部軍事教育處副處長,五省聯軍第十軍(軍長鄭俊彥)第四師(師長謝鴻勳、上官雲相代理)司令部參謀長等職,1927年5月任孫傳芳部陸軍第十五混成旅(旅長上官雲相)獨立步兵團團長等職。 [4] 
1927年8月龍潭戰役後,隨部歸附國民革命軍,入杭州軍官訓練班受訓。1928年8月部隊編遣,任縮編後的第一集團軍第九軍(軍長蔣鼎文)第四十七師(師長陳調元)第一四一旅(上官雲相)第七團團長,率部參加對湘贛紅軍和根據地的“圍剿”作戰。1929年12月任陸軍第九軍(軍長蔣鼎文)第五十四師(師長郝夢齡)第一六O旅旅長,率部參加中原大戰。 [4] 
1931年10月任陸軍第九軍(軍長上官雲相)第四十七師(師長上官雲相兼)副師長,率部駐軍江蘇崑山地區,於外圍策應“一·二八抗戰”。1933年3月任陸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四十七師師長,率部進入川黔滇對長征紅軍圍追堵截作戰。1935年4月任陸軍少將軍銜,1936年10月任陸軍中將軍銜,1936年11月被授予國民革命軍誓師十週年紀勳章。 [4]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二戰區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衞立煌)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四十七師師長,率部參加太原保衞戰。1937年9月任第二戰區南路軍(前敵總司令衞立煌)第九軍(軍長郝夢齡、郭寄嶠)副軍長,兼任第四十七師師長,率部參加忻口會戰。1940年6月任第二戰區直屬第九軍軍長,仍兼任陸軍第四十七師師長。1941年12月保送陸軍大學特別班學習,1943年12月畢業。返回第二戰區先後任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部副總司令,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部副總司令。後隨第十四集團軍隸屬第一戰區,1944年10月任第一戰區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高樹勳)部副總司令,率部參加豫南戰役。1945年6月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部副司令長官,抗日戰爭勝利後,兼任第一戰區鄭州指揮所主任及日軍戰俘管理處處長等職。1945年10月被授予勝利勳章,1946年3月起,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先後兼任洛陽指揮所主任、洛川指揮所主任、延安指揮所主任、潼關指揮所主任等職。1946年5月被授予忠勒勳章。1948年4月任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公署副主任,兼任第五兵團司令官,1949年9月任川陝甘邊綏靖主任(喻孟羣代理)公署副主任,兼任第七兵團司令官等職。 [4] 
1949年12月25日率29000餘人在四川德陽孝泉鎮起義,1950年4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10月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副主任,兼任川北土改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林)副主任,同年在南充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1年4月兼任川北行政公署工業廳廳長,1952年3月任川北行政公署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劉聚奎)副主任。1952年11月任西南行政委員會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1953年2月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等職。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4] 
1958年6月任重慶市(市長任白戈)副市長。1978年5月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79年12月起任第五、第六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先後兼任民革川北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重慶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四川省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革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等職。是第一至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89年9月22日以93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1992年3月23日在重慶因病逝世。 [4] 

裴昌會主要事蹟

裴昌會棄商從戎

裴昌會,於1896年10月23日出生在山東濰縣。家庭經營工商業,比較富裕。1916年以前,他先後在濰縣私立高等小學、山東高密縣膠菜中學、濰縣中學讀書,擅長英語、文學。當時的膠東半島是德國的勢力範圍,他親身經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悲慘處境,在中學期間就有富國強兵、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加入了同盟會。1917年,抱着走“實業救國”的理想考入了北平民國大學商預科。是年底,張勳率辮子兵復辟,北平局勢混亂,學校提前放假。他回到濰縣後,張勳復辟之亂很快得到平息。正擬回校之際,生了一場大病,耽誤了三個月時間,不能回校復課。 [2] 
裴昌會在故鄉徘徊之際,適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在山東招生。他被錄取,分配到步科學習。因直皖戰爭爆發,停學一年。畢業前,曾和同班同學陳誠等相約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到漢口後,一些要好的同學商量,覺得去廣州語言不通,氣候不適應,對一切又不熟悉,便留在漢口。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北的第二混成旅作見習排長。不久,到學兵連任排長、連長、上尉參謀。1926年,第二、三混成旅在湖北江陵合編為第七師,裴昌會由參謀升少校團附。第七師調走後,他聽從一些同學的勸告,東下到金陵軍官學校任上校教官兼區隊長,旋任五省聯軍教育處處長。這所學校是五省(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聯軍辦的士官學校,由聯軍司令孫傳芳兼校長,仿照日本士官學校和保定軍校的體制,規定招收大學程度或高中畢業生,為北洋軍閥培養初級官佐,並輪訓各師在職官佐。1927年8月,孫部渡江作戰失利,孫出走天津,所屬主力被蔣介石收編,加入國民革命軍。 [2] 
裴昌會投向蔣介石後,於1929年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四十七師一四一旅第七團上校團長。1931年,隨部到江西興國縣良村參加“圍剿”紅軍。失敗後,退到永豐、吉水一帶休整。第四十七師部分人員編併到郝夢齡的第五十四師,裴昌會任該師一六O旅少將旅長。 [2] 

裴昌會投身抗戰

“一·二八事變”後,上官雲相第九軍的四十七師開往江蘇崑山待命。裴昌會調離五十四師,任四十七師副師長(師長上官雲相兼),在蘇州河一帶佈防。 [2] 
1934年,裴昌會隨上官雲相率部至貴州堵擊長征的紅軍。到達貴州後,紅軍已渡過大渡河,便留在貴州修築滇黔公路。在此期間,上官雲相經蔣介石批准去德國考察,郝夢齡接任第九軍軍長,裴昌會升任副軍長兼第四十七師師長。修路任務完成後,於1936年先調回湖南衡陽待命。7月,四十七師調湖北黃陂、浠水一帶休整。 [2] 
“盧溝橋”事變後,裴昌會奉命率部開赴抗日前線的河北涿縣,先在白溝河一帶協同第三十軍作戰,擔任四十華里的警戒任務。面對擁有炮兵和戰車的日寇的瘋狂攻擊,他督傷所部頑強作戰,堅守陣地達一週之久,方奉命衝破敵人的封鎖線,經易縣轉移到保定城關固守。繼轉移到元氏縣及其以西高地,逐次抗拒日寇北進。隨後,奉調晉北,歸還第九軍建制,經陽平關越太行山,晝夜兼程,趕赴忻縣,參加忻口戰役。 [2] 
忻口是晉北通往太原的門户。日寇企圖奪取忻口要隘,進陷太原,以控制山西全境,攫取豐富的煤鐵資源。裴昌會率領的四十七師,由於掩護老百姓安全撤退,影響了行軍進程,當趕到忻縣時,守軍已奉命西撤,乃受命掩護第九軍及其配屬部隊向忻口以南地區轉移。忻口戰役結束後,裴昌會率部在橫嶺關佈防,控制運城、聞喜以西山地。在此期間,國共雙方軍隊互相交換情報,配合打擊敵人。1938年5月中旬,八路軍總部絳縣偵察組通報:絳縣據點敵人以一個大隊的兵力,要在三日內向橫嶺關陣地攻擊。裴昌會一接到通報,即以兩個團的兵力在橫嶺關以北設置伏擊陣地,以一部兵力誘日寇進人包圍圈再發動攻勢;八路軍以一個團趁機殲擊留守絳縣的敵人。兩軍按計劃部署後的第三天,盤踞絳縣的日寇向橫嶺關方向撲來,因伏擊部隊發動圍擊過早,敵人奪路向聞喜縣城逃跑。八路軍對留守在絳縣的敵人,內外夾擊聚殲,繳獲槍彈、被服甚多。1939年1月下旬,裴昌會從八路軍總部密電中獲悉:“太原日寇派出一個聯隊3000多人,沿同浦路南下,到風陵渡一帶增防。”他便率第四十七師在洪洞、古縣一帶阻擊,配合八路軍陳賡的一個縱隊和薄一波的決死隊一個旅,及國民黨的劉戡部前後夾擊敵人。經過兩天半激戰,敵人只突圍了幾百人。 [2] 
是年,裴昌會任第九軍軍長。他按照戰區部署,率第九軍逐次向太原以東轉進,到王屋山、太行山,長期住豫北、濟源一帶,同八路軍配合打擊敵人,一直堅持到1942年春。在此期間,他對國共雙方軍隊的關係處得較好,在溝通關係、調解糾紛上作過大量工作。這年5月,裴昌會調任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駐河南鞏縣。到任不久,就到陸軍大學(重慶)特六期將校班學習一年半。1944年春,回到河南,仍任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當時,日寇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副長官湯恩伯所統轄的部隊發動較大規模的攻勢。裴昌會奉命率第四集團軍佔領祀水以東的虎牢關高地。會戰失敗後,將部隊撤退到盧氏縣堅守陣地,一直到抗戰勝利。 [2] 
抗戰開始不久,濰縣淪陷。裴昌會的家業遭日寇查抄,老母及兄弟姐妹等數十口,背井離鄉,隨軍輾轉遷徙。在一次轉移中,同敵人遭遇,妻子姚琳卿和三兒子、侄女、外侄孫,及隨行人員共七人被日寇殺害。二兒子被俘,後幸脱險。 [2] 

裴昌會發動起義

1949年4月,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改稱西安綏靖公署,並將潼關指揮所擴編為第五兵團司令部。裴昌會以綏署副主任兼兵團司令官,指揮所屬部隊參加阻止解放軍南下的壺梯山、大荔以北諸戰役。由於在各次戰役中都是損兵折將,大敗而終,只得不斷向四川方向撤退。 [2] 
撤到寶雞時,裴昌會遇到原部隊的軍需處長李希三(曾參加過共產黨,離開部隊在寶雞經商)。兩人情誼較深,無話不談。李對蔣介石挑起內戰極為憤慨,對裴説:“革命的目的為的是國家的復興,民族的繁榮與幸福,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人,應該投到真正的革命陣營中去。中國共產黨是允許和鼓勵反動營壘中的人棄暗投明、立功贖罪的。”並説:“如果信得過我的話,願意效力。”這時,部隊官兵領的金元券在市場上買不到東西,強買強賣,軍紀敗壞,民怨沸騰,裴昌會反覆考慮,感到如長此下去,自己所領導的十多萬將士的前途不堪設想,決心走起義的道路。他同李希三説:“只要使所領導的部隊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能各得其所,內戰中的一切直接責任由我個人承擔。”當即委託李希三設法去西安代向解放軍聯繫起義,並約定:如有眉目,立即同兵團部總務處長李梅村、軍醫主任馮子讓聯繫,以免直接接觸,引起特務的注意。 [2] 
在阻止解放軍南下的戰鬥中,帶領整編第二十八旅、擔任主陣地壺梯山守備任務的地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成員李規,根據組織的安排,提前撤退,致使鍾松師部遭到重創。胡宗南得知後。親自到大荔開會,把李規扣押起來,以貽誤軍機罪,當場宜布在三天後執行槍決,並要裴昌會通知李規的家屬到西安見最後一次面。這時,地下“民聯”西北區特派員袁伯揚(當時任西安鐵路局專員)和李的妻子一起來請裴昌會營救李規。裴昌會認為,壺梯山戰役失敗,鍾松應負責任,如處死李規,在軍內可能會出亂子。他一面向胡宗南直陳利害,建議改變對李規的處理,一面給李規的妻子出主意,要她向李規的堂兄李文發電報求援。後來,胡宗南在各方壓力下,改變原來的決定,將李規交軍法審判。不久,經袁伯揚等活動,得到監獄看守的支持,李規逃出,安全轉移到解放區。 [2] 
1949年7月,裴昌會率領的部隊到了川陝公路、川甘公路交界處的雙石鋪。他見這裏地勢十分險要,設想趁機起義。但正面部署的第一軍是胡宗南的親信,兵團部各處室的人,又大多是由西安綏署調來的,起義沒有把握。8月中旬,李希三繞過胡宗南部的封鎖,由西安回到雙石鋪,向裴昌會傳達瞭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總部歡迎他起義的口信,對他現在的處境表示理解。還傳達了一野政治部胡耀邦同志的話:既然對部隊起義沒有把握,還是再等機會的好。要不然,事情沒搞好,讓裴老頭也賠進去就不划算了,要他自己權衡,捕捉起義時機。 [2] 
9月中旬,胡宗南把大巴山預備隊陣地的部隊編成第七兵團,裴昌會被任命為第七兵團司令官。翌日晨,即利用兵站回空汽車將兵團部移駐廣元。劃歸第七兵團的部隊,都是剛整補和尚待整補的部隊,配備在大巴山山脈,東自通江縣東北之竹峪關起,經牢固關、碧口,西至成都。胡宗南對裴説:這條預備陣地帶,是派出五百多人的參謀團,經過半年多的慎密偵察確定的,並發動民工築有強固工事,糧秣彈藥都有充分準備。而實際情況卻是,除牢固關左右地區構築了一點簡單工事外,其他地區連單人掩體都沒有,糧秣準備更談不上。裴昌會認為這條防線很長,交通通信極為困難,各部隊守備的正面寬,運動不易;尤其軍隊建制苓亂,軍餉糧裝備領運不便,想把部隊部署作一些調整,但胡宗南不同意調動。 [2] 
11月,胡宗南在秦嶺一帶的守備隊開始撤退入川。第三十八軍也於12月8日到達廣元歸建,由第七兵團指揮。李希三也隨三十八軍到達廣元。這時,第七兵團在大巴山的部隊已處第一線,又與胡宗南隔離南北。裴昌會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但第三十八軍軍長李振西卻説要考慮考慮,認為這樣重大的事,不能希望一蹴而就。沒過幾天,南下的解放軍即迫近大巴山防線,首先在牢固關發生戰鬥,戰事逼近廣元。15日,兵團部轉移到劍閣縣城,留李希三在廣元聯絡。經李希三同一野聯繫約定,解放軍與第七兵團的後衞部隊保持半天行程(30華里),讓裴昌會從容起義。 [2] 
七兵團部到達劍閣縣城後,裴昌會為便於發動起義,即令大巴山左右地區部隊分別在巴中、旺蒼、蒼溪、劍門關、青川、中壩等地區集結,並以三十八軍之五十五師配備在兩河口、劍門關東西之線,右與交警總隊朱興汝部(臨時指揮的)聯繫;第三十八軍(欠五十五師)控制在劍閣縣城北。16日午間,他與李希三反覆商討,認為兵團部離成都尚遠,容易控制;劍門關又是古代有名的關磁,形勢險要,在這裏起義影響大些。隨即讓李振西到兵團部面談,李也表示絕對遵從。 [2] 
裴同李密談剛一結束,五十七軍軍長馮龍奉胡宗南命令率直屬部隊乘車到達劍閣。裴昌會很清楚,馮是胡宗南派來監視自己的,便設法讓馮離開兵團部,免生麻煩。他對馮説:“前方情況緊急,這些直屬部隊沒有作戰經驗,一遇緊急情況容易混亂。我在這裏部署一下即去綿陽,你可先到綿陽去。” [2] 
馮龍南下後,裴昌會得到李振西的電話:右翼交警總隊已遺散,五十五師去向不明,情況很混亂,應當後撤一段距離再作處理。説完即將電話收了。這時,城北城西也響起密集槍聲,李振西和李的部隊也找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裴昌會只得率兵團部暫退梓潼。經電台聯絡,瞭解到李振西已沿川陝公路西南側竄逃。 [2] 
18日,裴昌會兵團部撤到綿陽。他決定將計就計,先把監視自己的馮龍所率部隊牽制住。於是,對馮説:“目前川陝公路兩側的部隊離這裏尚遠,一時不能趕來。你帶着軍直屬部隊、九十軍人力輸送團的一個營和剛報到的三十六團,先在綿陽涪江西岸佔領陣地,暫時掩護一下,三七六團車運到後也歸你指揮。”馮雖有難色,但也不能違抗,很勉強地率部出城佈防。之後,馮退羅江,再返德陽,總是跑在兵團部的前面。 [2] 
22日拂曉,裴昌會率兵團部到達德陽城北。馮龍早就在那裏等候他。裴故意詰問説:“在前方指揮作戰的軍長,為什麼退卻時老跑在我的先頭?”馮顯得很窘,沉悶了一會兒説:“我新到職,又不是指揮五十七軍的隊伍,他們不聽話,實在沒辦法。你目前沒有一個得力的部隊,也不好應付,請一起到成都去吧!裴嚴詞斥責説:“我不能放棄職責也跑到成都去,你要走我不強留。”馮很高興地説:“那我先走了。請保重。” [2] 
馮龍走後,裴昌會率兵團部轉到德陽以西的孝泉鎮。22日晚,經一野總部同意,決定在這裏起義。23日晚,李希三和一野總部的陳明韶來到兵團司令部,他即把交呈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起義電文交李、陳轉發。接着,他電令所屬部隊就地起義。川陝公路以西的部隊(除失去聯繫的三十八軍)、成都的一一九師都覆電響應。七十六軍和十七軍雖覆電同意起義,但仍向西南急進。經解放軍追擊,才在三台西放下武器。這樣,隨兵團部起義的部隊近十萬人。 [2] 
第二天,裴昌會應胡耀邦之邀,偕兵團參謀長李竹亭和第一處作戰科長李福和,從孝泉鎮到德陽。會見後,他即送上七兵團所屬各軍態勢要圖和全部人馬、武器、彈藥、裝備、器材等表冊,介紹了各部的駐地和補給情況。胡耀邦説:“我們的來意,一是慰問你和起義部隊,二是徵詢你還有什麼疑難問題,有什麼要求?”還笑着説:“我們是一家人了,請你敞開談吧!”裴回答説:“沒有什麼疑難問題求教,也沒有什麼要求,只是覺得在秦嶺、廣元、劍門關三次起義不成,有負你們對我的期望,推遲了三個多月,似有非到兵臨城下不低頭之嫌。”耀邦同志説:“這沒有什麼可嫌的,你在蔣胡部隊中的處境我們都深知,早已向你傳過口信。請你慎重相機行事,不要過於置險,這話你應當記得。現在你沒有失信,實現了你的願望,我和你都高興嘛!” [2] 
25日上午,裴昌會和李竹亭等在縣署東北面一家別墅,與賀龍司令員(抗戰期間在洛陽會見過)會見。賀司令員和他親切握手説:“老朋友,有幸又在這裏重逢。”接着,向裴介紹了同來的李井泉、王維舟。入座後,賀司令員爽朗地説:“先把話説清楚,在戰場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債。”隨後,便問胡宗南逃跑的情況和部隊西撤的意圖。裴説:“胡宗南僅帶幾個親信乘飛機逃走,去向不明。他把部隊西撤的意圖是先到西昌集中,再轉移到雲南邊境,然後退到緬甸,從海上轉去台灣。但他倉惶出走前,對部隊沒有下達過下一步如何行動的命令。”賀司令員聽後哈哈大笑,李井泉同志插話説:“看來胡宗南真是個草包!”賀司令員又問:“你在川陝公路兩側還有這麼多部隊,你對他們有把握沒有?”裴説:“絕對有把握也很難説,不過目前士無鬥志,官氣不揚,想不致於有什麼異動。”賀司令員説:“我的先頭部隊要明天才能到達德陽,我還要回廣元去。等後續部隊到了我再來。” [2] 
8日,賀司令員回到德陽,對裴昌會説:“你準備好,元旦我們要到成都去,還要舉行入城式,你就跟着我一塊走吧!”裴欣然同意。賀司令員還要他帶上電台和一個警衞營。裴問有什麼任務?賀司令員説:“幫我們把胡宗南棄置的部隊收容起來,還有一個三十八軍沒有就範。你剛來,對我們部隊的一切事情都還不清楚,我們部隊的人也還不認識你,可能會有不禮貌的事,我派敵工部的副部長劉玉衡跟你在一起。” [2] 
1950年元旦,裴昌會率七兵團司令部的部分人員隨賀司令員到達成都。隨即,他一面敦促第三十八軍放下武器,一面接收西安綏署所屬各部散佈在成都的人員。這時,賀司令員對裴説:“你給李振西發個電報,讓他把部隊帶回劍閣,還算他起義。”他遵囑去電後,李不服氣。過了幾天,他再向賀司令員彙報:“這個部隊不可靠,下邊部隊都不願打,可以派部隊壓他一下。”賀司令員採納了他的意見。1月21日,解放軍在茂縣包圍了李振西部。李急得不得了,一夜之間發了二十幾封電報,請裴指示辦法。賀司令員説:“讓他放下武器吧。”未幾,裴昌會受賀司令員委託,派副官處長帶上一部車子把李振西接來。賀司令員見李振西時説:“投誠的,起義的,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員,你先到高級研究班去學習,將來再分配工作。” [2] 
這年4月,裴昌會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與一野軍代表黃立清一起,將七兵團起義部隊集中在中江、三台、鹽亭進行整訓。與此同時,派員在守經街、大慈寺設登記點,接收了原西安綏署散落人員三千多名,安排在西南軍大川西分校和十八兵團隨營學校學習。 [2] 

裴昌會解放之後

裴昌會作為起義將領,被特邀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還在大會上發了言。23日,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單獨接見。當毛主席親切地詢問起義部隊整訓情況和生活安排時,他一一菜報後説:“1947年3月,我同胡宗南進犯延安,禍及邊區十幾個縣,對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應向您老人家請罪。”毛主席風趣地説:“你還好嘛,在延安東門外的馬路上鋪了石子,在延河上修了一座滾水橋。”裴昌會説:“你收藏的書,被新聞處長運去西安,我沒有給您保存好,很不安。”毛主席説:“我收藏的都是馬列主義的書,他能拿去看,作個義務宣傳員,我也是高興的。”毛主席還對他講了黨對起義人員的政策,鼓勵他努力學習,後半生好好為人民服務。臨別時,毛主席還送給他一本《改造我們的學習》。 [2] 
裴昌會從北京回來不久,部隊開始整編。他向賀司令員反映:“我幾十年的戎馬生涯,又經過幾次反覆,對軍事生活厭倦了,想退出軍界,轉業到地方工作。”賀司令員説:“你還是要回部隊工作,目前整編部隊還需要人。”部隊整編結束後,他又向賀司令員反映了轉業的要求。賀説:“那好,你跟胡耀邦很熟,到他那裏去好不好?”這年10月,裴昌會到川北行署擔任行署副主任兼工業廳長。同時,還兼管交通、農林方面的工作,並擔任了川北土改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其所率部隊開赴天水,經陝西開赴抗美援朝前線。 [2] 
1952年11月,裴昌會調任西南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這時,他已年近花甲,主管工業完全是從頭學起,逐漸由外行變為內行,領導搞了西南幾個大型紡織廠的基本建設。他説:“我在西南紡管局是正局長,很多大事都要由我決策,不學不行。我轉業時,賀老總囑附我,要學會作地方工作,要到實際工作中去鍛鍊。我完全是照這樣去作的。”1958年6月,任重慶市副市長,分管輕工業。 [2] 
在這期間,裴昌會擔任了一至六屆全國人民代表,當選為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任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還多次擔任了四川省和重慶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在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期間,除參加立法和重大議案討論外,每年都要到基層視察。從1978年以來,先後對重慶的城市建設、環境保護、職工住宅、公安工作、中小學教育等十多個方面的工作進行視察,分別向中央和有關主管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1986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安排,視察了青島、煙台、濰坊、淄博的四十多個事業和企業單位,歷時一個多月,行程五千多公里。通過聽取主管部門的彙報和實地調查,深入瞭解了貫徹《義務教育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儘快制訂貫徹《義務教育法》細則等建議,受到中央主管部門的重視。在這期間,他還協助共產黨落實起義人員的政策。 [2] 
裴昌會擔任川北行署副主任的第一年,在南充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負責組建了民革川北組織。先後擔任了民革川北地區和四川省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革重慶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幾十年來,在民革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派合作,根據民革的特點、促進祖國統一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2] 
1987年以來,裴昌會自感年事已高,多次向主管部門要求辭去兼任的職務。但仍擔任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他説:“我最大的心願是加速祖國的現代化建設,早日實現祖國統一,使海峽兩岸分離了幾十年的親人歡聚一堂,共敍天倫之樂。兩岸同胞,攜起手來,為振興中華、造福子孫作出貢獻!” [2] 
1992年3月23日,裴昌會在重慶病逝,享年96歲。 [2] 

裴昌會晚年入黨

1989年8月22日,經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並報經中央組織部同意,93歲高齡的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重慶市政協副主席裴昌會同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23日,裴昌會在病牀上得知此消息時,激動得熱淚盈眶,連聲説:“感謝黨,感謝黨,40年的願望實現了,太高興了!” [6] 
裴昌會同志早年系軍閥孫傳芳舊部,長期在國民黨部隊擔任要職,先後任過國民黨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西安綏靖公署副長官,第五、第七兵團中將司令官。解放戰爭後期,他親身感受到國民黨的腐敗,並在我黨政策感召下,於1949年12月率部在四川德陽起義,走上新生之路。 [6] 
解放以來,裴昌會受到黨組織的充分信任,擔任過許多重要領導職務。1954年,毛主席曾親自接見他。1955年,中央政府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解放前後的鮮明對比,40年的革命實踐,使他看到了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他深切體會到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一真理,在思想上堅定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早在多年前,裴昌會同志就提出了入黨申請,以後幾十年間無論順境逆境,他對黨的信念始終不變,對黨的追求矢志不改。 [6] 
1989年6月初,北京發生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後,台灣謠傳重慶發生暴亂,他與在台灣的親屬通話中用親眼所見的事實闢謠,告訴他們重慶形勢穩定,並宣講中央平暴的必要性。 [6] 
面對海外某些新聞機構的片面宣傳和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對共產黨的懷疑情緒,身卧病榻的裴老撫今追昔,反覆回想共產黨幾十年來對他的關懷和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忍不住再一次表達了他加入黨組織的願望。如今,這位老人終於如願以償了。 [6] 

裴昌會主要作品

《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紀略》(載於《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六卷)、
《胡宗南部1946一1949年反共軍事活動》(載於《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一解放戰爭中的西北戰場》)、
《我在川北起義的經過》【載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一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起義投誠》(川黔滇康藏地區)、
《國共合作在忻口戰役中》〔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的《抗日戰爭》(下)】、
《我的一點回憶》【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的《全面內戰》(下)】、
《胡宗南集團的形成、發展到最後滅亡的經過簡述》【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的《軍事派系》(下)】、
《率部在德陽起義》(載於《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卷)、
《從撒出陝西到川西起義》(載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三輯)、
《胡宗南集團的形成和覆滅》【與人合著,載於《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二卷)】等。
山東濰坊市濰坊區文史資料1989年第四期載有《我所知道的裴昌會將軍》(朱敬平著)等。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