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俱樂部

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立裴多菲俱樂部，讓它作為匈牙利勞動青年聯盟下屬的一個組織合法存在，並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作為監督領導機構，20名委員中有17名是黨員，其中包括中央委員索洛伊·貝拉、安迪奇·伊麗莎白、黨報總編霍爾瓦特·馬通、黨中央宣傳局局長諾格拉迪·山道爾、勞動青年聯盟中央書記霍洛什·埃爾文和科學文化局副局長奧爾班·拉斯洛等。裴多菲俱樂部在成立當天就舉行了大學生和老學聯（1944～1948年期間的青年組織）成員的聚會。

中國有不少人將裴多菲俱樂部誤認為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禍首”。實際上，那個事件是匈牙利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爆發的結果，而裴多菲俱樂部只不過是個很普通的學術團體，其領導成員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根本沒有能力發動和組織那樣一次全國性的行動。不過，歷史也讓它在那個事件發生前的特定時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發生的根本原因

蘇聯軍隊在一九四五年解放了匈牙利，長期在蘇聯流亡的拉科西·馬加什等人回國領導匈牙利共產黨。在此後幾年由各政黨聯合執政的人民民主時期，國家政治生活比較民主，戰爭創傷迅速恢復。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改變了政治主張，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儘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加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進程。匈共一九四八年取締了其他政黨，本身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建立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獨掌政權。拉科西·馬加什取得了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權，“拉科西主義”在很短時間內形成並得以發展。

所謂“拉科西主義”，其實就是“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質是在奉行個人迷信的條件下強行“全盤蘇化”。“拉科西主義”的主要具體表現如下：

大搞個人迷信，獨斷專行

拉科西這個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監獄裏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在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榜樣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為“英明領袖”、“匈牙利偉大的兒子”、“人民的領袖”、“傑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學生”等等。黨和政府的文件、新聞媒體及文藝作品對他的歌頌達到肉麻的程度。這從為他歌功頌德的兩句詩中可見一斑：“風兒停止了喧譁，好讓人們聽清拉科西的講話”；“最好的父親拉科西，勞動人民熱愛你”。

在那個時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聖旨。他夥同格羅、雷瓦伊和法爾卡什結成“四人團伙”。主宰着黨內外一切事務的決定權，黨的政治局、書記處形同虛設。後來拉科西還兼任總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團伙”在清除了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和製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黨的領導人之後，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又把鬥爭矛頭轉向黨內。他們首先清洗戰時在國內堅持地下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捏造各種罪名把他們投入監獄。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這樣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戰時在匈牙利堅持鬥爭的地下共產黨總書記，解放後曾任政府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等職，在民眾中頗有威望。拉科西為消除對自己地位的威脅，1949年選中拉伊克作為打擊對象，以提高全黨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幾個“同案犯”在獄中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只能出庭承認被指控的罪行。據史料記載：“拉伊克站在擴音器前，臉色蒼白，毫無表情，嘴裏不停地念着捏造出來的口供：他是美國的代理人，也是為舊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準備搞政變，要謀殺共產黨領導人。”其實早在1938年蘇聯就有過同樣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這樣“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審判的結果是拉伊克以“間諜”、“鐵托代理人”和“託派”罪名被處死。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麗奧在這次審判中也被判處徒刑，直到1956年才獲釋。“拉伊克案”結束後不久，卡達爾·亞諾什等一批黨的領導幹部相繼被捕，軍隊中一大批將領和中級軍官也未倖免於難。

拉科西一夥還大肆製造羣眾性恐怖。當時告密風盛行，竊聽成為掌握羣眾思想動向的重要手段。許多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被關進“古拉格羣島”式的“拘留營”強制勞改。一些“階級異己分子”被強行舉家搬遷到荒涼的霍爾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趕往外地，往往只是因為他們有國外社會關係。在農村，富農是主要打擊對象，共有七萬户人家被列入“富農名單”，處處受到歧視，然而其中至少有2.2萬户人早已失去土地。1953年6月之前，在這個共有950萬人口的國家，竟有150萬人受到過起訴。

急於實行工業化和追求高指標

按照斯大林“沒有重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及即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想，匈牙利從1948年起加快了工業化的速度，提出在五年內將這個農業—工業國發展為工業—農業國，進而將匈變為“鋼鐵國家”。於是，正在執行的三年恢復計劃成了雄心勃勃的工業化的開端。1950年開始執行的一五計劃指標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業增長86.4%，改為增長200%；重工業生產從原定增長104%提高到增長280%；採礦業從原定增長55.2%提高到增長142%；冶金業從原定增長15%提高到增長162%。為了實現這些計劃，生產中不顧產品質量，只追求數量達標。這種高速工業化的項目還往往匆忙上馬，普遍缺少必要的準備，其結果可想而知。

投資過度

原定一五計劃的總投資為280億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億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億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億福林。在工業投資中，90%的資金用於發展重工業，用於發展採礦業和冶金業的資金佔工業總投資的三分之二。用於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則少得可憐，影響了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市場供應緊張。與此同時，由於冷戰加劇，軍費開支大大膨脹，國防費用達到民用投資費用的一半以上。

急於改變生產關係

從1948年起，國家對所有一百人以上的工廠實行國有化，國營企業職工在工業部門所佔比重很快達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頒佈國有化法律，對十人以上的企業也實行國有化。對小手工業進行的改造使小手工業工人的人數由1948年的18.7萬減少到1950年的2.9萬。在農業上則急於實行集體化，確定在三至四年內完成這一任務。由於缺乏物質、社會和思想準備，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強迫農民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到1953年全國10%的耕地荒蕪。農產品的市場供應量減少20%。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於投資不斷增加，使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比重達到35%這一世界罕見水平。而匈牙利在戰前1919—1939年經濟平衡發展時期，最好年景的積累比重只有8%。這樣，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資金被國家積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一五計劃規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職員的人均實際工資反而降低20%以上，農民1952年的實際收入不足1949年的三分之二。到1953年，居民的消費總額已由原來佔國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佔58%。

城市居民居住條件惡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設解放後一直沒有恢復。許多工人、職員家庭蝸居於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簡易的棚户房。在這福利條件很差的情況下，工廠、企業還大力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任意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定額，使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

在意識形態上嚴加控制

拉科西一夥除嚴格控制新聞報道、文學創作和文藝節目外，還經常對不同於官方立場的學術觀點展開批判，思想界長期處於壓抑狀態。拉科西等人追隨莫斯科，把一種陌生的斯大林主義制度強加在本民族頭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後，“拉科西主義”已使匈牙利全國民怨沸騰，社會危機不斷加深。在首都布達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廠、農村，反抗事件頻頻發生：工人企圖罷工、農民抵制交售農產品。為了穩住匈牙利的政局，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1953年6月親自出馬，將具有改革思想的納吉·伊姆雷扶上總理的寶座，要求他儘快恢復國民經濟和消除社會危機。

納吉上台後大力推行稱之為“新階段”的經濟、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國人民的普遍擁護。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權勢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向莫斯科告狀。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出於領導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蘇聯領導人這時又轉向支持拉科西。

然而，這時的納吉並非孤立無援。他的周圍集結了一大批支持者。他們主要是黨內一些作家、記者、科學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工作者等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老共產黨員，幾乎都進過納粹的監獄或曾被關進死亡集中營，也有些人是剛從拉科西的監獄釋放出來的。至於普通百姓，他們雖然不懂那麼多深奧的道理，但對納吉與拉科西之間的政策差別全部心知肚明。

蘇共二十大加劇匈黨分裂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種種錯誤和罪行，這次大會以後，蘇聯反對個人迷信、“左傾極端主義”、“宗派主義”、“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火力越來越猛，直接催化了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

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不僅對蘇聯國內，對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外受它衝擊最大的要屬東歐各國，因為斯大林的錯誤在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重複過。特別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為過去在“全盤蘇化”和迫害無辜共產黨人方面拉科西都衝在東歐其他國家的前頭。拉科西的處境很艱難，因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給的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的任務，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蘇聯領導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方面一直邁不開步子。人們看到拉科西一夥不願糾正過去的錯誤，仍想把國家固定在原來的軌道上，使反對派的陣營更加擴大。

當時反對拉科西的黨內反對派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團結在納吉周圍的那些怒氣衝衝的黨內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公開揭露“拉科西主義”的罪行，還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聯合國告狀。另一部分人是以卡達爾·亞諾什、卡拉伊·久洛和麥澤·伊姆雷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幹部。他們也堅決反對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張通過黨內鬥爭解決問題，反對把矛盾鬧到街頭上去，被稱之為“民主反對派”。蘇共“二十大”一方面堅定了反對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動搖了那些曾經頑強捍衞“拉科西主義”的人的意志，進一步加劇了匈黨內的分裂，對拉科西政權形成巨大的威脅。這時，匈牙利已形成全國性的“民族對抗”。“對抗”的一方是黨內反對派和奮起響應的廣大人民羣眾，另一方是以拉科西為代表的匈牙利領導集團。

反對派陣營在日益壯大之時，極需要有一個可供他們公開發表政見和揭露拉科西一夥的錯誤與罪行的講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裴多菲俱樂部應運而生，登上了歷史舞台。

裴多菲俱樂部原是一個知識分子學習小組，成立於1954年底，歸屬相當於共青團的勞動青年聯盟領導。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產黨控制的一個從事資助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慈善團體。將其改建成裴多菲俱樂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現行制度允許的範圍內，為黨內年輕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討論問題的講壇。這個團體日常既研討青年聯盟的工作，也討論一些社會所關心的問題。它只有一間辦公室，設在勞動青年聯盟中央。

黨內反對派為推翻拉科西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得到人民羣眾的廣泛支持，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成為在社會上進行輿論動員的有效手段。

從1956年3月中旬開始，裴多菲俱樂部活躍起來。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甚至做出決議，要求擴大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和在外地也建立這樣的俱樂部。在這以後的日子裏，裴多菲俱樂部先後舉辦了一系列大型研討會，討論經濟、哲學、歷史、新聞等專題。參加這些研討會的有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名流，也有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人民軍軍官。很多解放前參加過黨的地下鬥爭和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也到會傾聽和發言。

這些討論會的會場總是擠滿聽眾。座位不夠，他們就站在走道、窗外或乾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成員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全都主持和參加過這些研討會。這不僅説明裴多菲俱樂部並非烏合之眾，從中也反映出當時黨分裂的嚴重程度。

5月以後，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更加活躍，發言者在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尖鋭，情緒也越來越激動。

5月9日，裴多菲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和匈牙利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導原則。許多人就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會上發言。由於要求發言的人太多，研討會不得不在五月二十日再次舉行，重點討論在國民經濟生產中如何正確利用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

在5月20日研討會上做重點發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經濟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黨內代表人物。他們是國家計劃局的司長薩波·道馬什、著名經濟學家納吉·道馬什和剛被恢復名譽的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多納特·費倫茨等。做自由發言的也無一例外都是黨員，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產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認為社會主義經過認真改革，仍有振興的希望。

在上述兩次關於經濟工作的研討會上，與會者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這個計劃的制訂缺乏民主，其指標不切實際和無法完成。他們指出拉科西一夥片面發展工業造成許多惡果，且要求當局不加掩飾地如實公佈經濟項目資料和改變現有的工資政策、福利制度等。

五月三十日晚和六月一日晚，裴多菲俱樂部連續舉辦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研討會，與會者嚴厲批判當局編寫歷史的教條主義做法和官方的歷史觀，同時譴責斯大林主義偽造歷史的行為。他們指出，現政權不是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有些人在會上提出，匈牙利聞名於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捷爾吉1928年起草的所謂“勃魯姆提綱”是正確的。盧卡契當年為匈牙利共產黨起草的這個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務不是要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盧卡契因這個觀點與匈共的正統觀念相背離而多年受到壓制。發言者們認為，盧卡契當年的觀點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匈解放後的黨史編寫工作和學校的歷史教學工作受到批評，也有些人就自己過去的歷史著作的觀點進行了檢討，表示從此將在新思想的指導下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時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科學和文化部長的安迪寄·伊麗莎白作為對立面在會上也發了言。匈牙利的歷史學是她的管制領地，因此，她在發言中極力為黨在歷史學領域的工作辯護。

會後有報道説，在這次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內心燃燒多年的要求民主與公開性的烈火“噴發”了出來。

6月14日晚研討會的題目是《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有1200多人蔘加。由於會場實在容納不下如此眾多的聽眾，會議不得不臨時改換到經濟大學的禮堂去舉行。

71歲的盧卡契·捷爾吉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因而引起極大轟動。這是他多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這位參加過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鬥爭的老共產黨員因與斯大林主義哲學觀點相對立，被視作“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他1949年—1950年受到系統地批判後被逼迫進行檢查，從此在哲學研究上無所作為。在這次研討會上，盧卡契與中央黨校教員鮑洛格·埃萊梅爾和哲學家塞蓋蒂·約瑟夫一起先後做了重點發言，他們的觀點受到聽眾廣泛的贊同。從而，匈牙利哲學界的狀況明顯地展現出來：在這個學術領域存在的兩個學派中，盧卡契派將哲學研究當作思想創造，將目光聚集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而教條主義派則將哲學混同於日常的宣傳、鼓動工作，將哲學庸俗化。許多人在會上誠懇地表示將改變自己以往對待哲學的教條主義態度。會議參加者還強烈要求為盧卡契“徹底平反”和為所有受到迫害的無辜者平反，從而在會場上激起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個關於哲學的研討會也觸及到文學界的狀況和作家們受壓抑的境遇。與會者尖鋭地指出，1948年以後，匈牙利的文化界專門對有進取精神的打棍子，對無所作為的則温情脈脈。

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在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的那場研討會使它的影響達到最高潮。這天是1953年納吉據以進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確立三週年。那天晚上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從下午開始就在會場外的街道上聚集。這次會議通宵達旦地進行。從下午六點半開始一直持續到次日早晨四點，共有六千多人蔘加。剛被釋放出獄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麗奧在會上要求為她的丈夫恢復名譽。她披露了自己在六年監獄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處死前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摧殘。身為《匈牙利民族報》主編、優秀國際法學家的洛松齊·蓋佐最後發言。這位戴着眼鏡、別具學者風範的老共產黨人面請公眾諒解他過去犯的過錯，然後講述了所謂“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他説：“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到納吉的名字，聽眾自動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納吉回到黨內和政府中來，同時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職務。

裴多菲俱樂部這個時期舉行的這些活動的影響遠遠超出在場聽眾的範圍。聽眾將他們耳聞的事情向工作單位的同事和外地的親友們廣為傳播，從而產生了連鎖反應。甚至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幾個奉命每次去會場監視裴多菲俱樂部研討會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級表示，他們已無法再去執行任務，因為他們自己也贊同發言者們的見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效法裴多菲俱樂部，建立了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還號召青年們參與這樣的活動。在納吉的故鄉考波什瓦爾，春天就組織了以匈牙利歷史上抗擊外來侵略的軍事家茲里尼命名的俱樂部；索姆鮑特海伊市組織了沃什瓦爾俱樂部；維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鮑特沙尼俱樂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蘇特俱樂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動較晚，但後來也成立了當地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樣，首都和外地的這些俱樂部的活動促進了反對派力量的迅速壯大，反對“拉科西主義”的活動雖然還沒走上街頭，但已擴展到黨外。蘇共領導人米高揚這個時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勢後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説：“政權日益從同志們的手中丟失，敵對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憂心忡忡地説：“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隻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最後舉行的那次討論會結束幾個小時之後，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採蓋爾斯基工廠的一萬多工人罷工，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這使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研討會的性質顯得更加嚴重。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後來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事後在向莫斯科遞交的外交報告説，裴多菲俱樂部的這些研討會從本質上看已演變成對黨的領導的示威，超出政權的容忍限度。他認為匈牙利這個時期的局勢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發生的事情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開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並且斷定是“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這樣，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便告一段落，直到九月在新的形勢下才又恢復。屆時，全國的政治危機已一觸即發，以“拉科西主義”為特徵的那個時代已經躺在墓穴中。不久後的10月23日便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布達佩斯的數十萬羣眾舉行示威遊行反對拉科西政策並很快發展為武裝暴動，最後被蘇聯出兵鎮壓下去。

總的來看，裴多菲俱樂部雖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組織者，但對這個事件的發生起到了輿論動員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一九四八年革命之前科蘇特主辦《佩斯新聞報》發動羣眾一樣。它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會向民眾指出社會面臨的危機，使人們有機會公開表達不滿和提出民主要求，從而匈牙利黨內的反對派與廣大民眾匯合到一起，猛烈地衝擊了拉科西政權的基礎。與此同時，那些主張對社會進行實質性改革的人還全面闡述了他們的理念與設想，為國家勾畫了社會主義改革的藍圖，鼓舞人們努力去爭取實現它。

發揮了歷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就這樣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納吉

為此，他曾被捕，並於1928年流亡到蘇聯避難，在蘇聯農業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吉積極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成為當時匈牙利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由於他出色的表現，1945年成為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他先後擔任了幾個部的部長職務。1949年，因反對搞合作化運動而被撤銷了職務。但是他公開承認了錯誤，因此在下一次的黨代會上，又被重新選為政治局委員。1950年，他出任食品部長，後又 任徵購部長。1953年後，納吉出任政府副總理。隨後，由於蘇聯人對匈牙利內政的干涉，納吉被推上了總理的位置，從此捲入到一場政治漩渦中來。

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後3個月，東德首都柏林發生了要求改善生活的羣眾遊行示威事件。此時，東歐其他國家也出現由於羣眾不滿的騷動不安的跡象。為了穩住東歐國家，蘇聯新領導人對此十分重視，要求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在對內政策上進行適當的調整。在這種背景下，蘇共領導召集匈牙利共產黨第一書記、匈牙利政府總理拉科西率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進行訪問。納吉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變了他的命運。 參加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還有匈牙利共和國主席團主席道比，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匈牙利的頭號代理人格羅，匈牙利國家武裝總司令法爾卡什等。出人 意料地是，納吉也在莫斯科開出的代表團名單之列。 參加這次秘密會晤的蘇聯領導人有總理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赫魯曉夫、米高揚以及莫洛托夫、貝利亞、布爾加寧、蘇斯洛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人。會晤時的氣氛極為緊張。 馬林科夫冷淡地問候了匈牙利人後，就嚴厲地對拉科西説：“你們那裏的情況很糟。據我瞭解，在你們的工業中心切佩爾、歐茲德和迪歐什傑爾發生了騷亂。”拉科西開始辯解，但米高揚打斷他的話説：“您想用數字封住我們的嘴。我們也 有這類的數字，不過和您的不一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您進行了極大的冒險。您沒 有一點點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鋼鐵工業城。您連勞動人民的吃飯問題都不能給以 足夠的滿足就瘋狂地去建造代價高昂的地下鐵道。被您強行集體化的農民們連種子都 生產不出來。此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們的集中營裏受難。” 拉科西臉色蒼白。

的確如蘇聯人所説，這位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產黨的第一書記， 正把他的國家推向深淵。1948年6月，拉科西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拉伊克·拉斯洛被指控為“美國情報機關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間諜”、“霍爾蒂（二戰前匈牙利政府首腦）警察局的特務”、“陰謀武裝暴動”、“謀殺共產黨領導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幾天後，與“拉伊克案”有關的幾個主要被告人一一被絞死。1951年5月，拉科西又開始了大清洗。每天，都會有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外出旅行”，從此銷聲匿跡。軍隊中的許多高級軍官一夜間便不知去向。單是內務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長的卡達爾被逮捕，並秘密地判處無期徒刑。繼任的內務部長多爾·澤爾德不久也全家自殺，當局宣佈他們是“法國秘密情報機構的間諜”。此外，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拉科西、格羅和法爾卡什·米哈依組成了“三駕馬車”。他們狂熱地提出，要在5年之內，把匈牙利變成一個“鋼鐵國家”。於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投資的90%用於發展重工業，全部工業投資的2/3用於發展採礦和冶金業。這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計劃嚴重地削弱了輕工業、服務業和農業。 拉科西還主張要“在三四年內，使 90%的農民在社會主義的集體中耕種土地”。 於是，許多地方都強迫組織起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多數入社的農民，都是些最貧困、 沒有土地的人們，他們缺乏生產經驗，沒有足夠的牲畜，幾乎沒有機器，收割的70%依靠手工。這使農民的收入下降了2/3。 他們還千方百計地加重農民的負擔，實行所謂的“義務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 指標越來越高，而收購的價格卻越定越低。對於那些敢於抵抗交售的人，可判處3年以下的徒刑。結果，大批的農民只好逃離農村，扔下大量荒蕪的土地無人耕種。 農村經濟的變化，嚴重地影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許多基本食品、 工業日用品開始憑票供應。商店的門前，排起了長龍般的隊伍。 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發行“和平公債”，這更加重了人民 的負擔。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到1952年，國家職工的實際工資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0%，憤怒的情緒在人民中間迅速蔓延着。但是，拉科西一夥卻無視這場災難。他們製造謊言，掩蓋事實，欺騙人民。並且把那些敢於説真話的人投入監獄。在這個時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萬的人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長期囚禁關押。他們大多是工人和農民，因為偷了合作社的糧食或殺了一頭離規定重量還差幾斤的豬等，便被關了起來，而且長期得不到釋放。 所有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

至此一語未發的赫魯曉夫對他喊了起來：“您極大地損害了你們的人民！您罪行 累累！長此以往，人們將用糞杈把您趕出這個國家。”貝利亞也插話説：“您想當什麼？想當猶太人的皇帝嗎？”馬林科夫較鎮靜地繼續説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運動的老戰士，您必須理解 時局。您必須分權，把權力分配給在領導班子中精通事務的同志。對此，您有什麼想法？” 此時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對蘇聯人的指責只有唯命是從。赫魯曉夫建議他選一位 能操持國家大事的人。 經過長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後，馬林科夫提示道：“您認為納吉·伊姆雷怎麼樣？” 拉科西看了納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見到他一樣。他説：“納吉·伊姆雷是個好同 志，但是……”然而，蘇聯人沒有容他把後面的話説出來，就接住了話題：“那麼説您不知道把權力分給誰了？我們自革命以來就瞭解納吉·伊姆雷。當1915年匈牙利共產黨根本還不存在的時候，他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了……他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中德高望重的專家。再説，他又是你們政治局委員。他農民出身，本人也當過農民，又 是教授。我們信任納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來改善你們國家的狀況。”隨後納吉發言説，他對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同志們對他的信任表示感謝。他簡單地談了一下布達佩斯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結束警察恐怖；為無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資政策 以及給農民更多的自由等。 莫洛托夫打斷納吉的話説：“不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誰不贊成集 體農莊，誰可以退出。這無關緊要。”在匈黨代表團走出會議室時，曾經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讓納吉走在他的前面，並説：“您請，伊姆雷，現在您是領導人。”就這樣，納吉被蘇聯人推上了匈牙利政府總理的寶座，開始了他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涯。

納吉擔任總理後，和拉科西之間的矛盾衝突便開始了。拉科西因仍是黨的第一書記，便利用手中的權力，繼續主張要加強工業生產，而納吉則強調要增加農業生產和 提高居民的消費。此外，在釋放所關押的囚犯問題上，拉科西和納吉之間也爆發了激 烈的衝突。納吉主張無條件地釋放所有無辜的在押犯，其中包括一些被無端指控為“ 間諜”的外國人，而拉科西則堅持認為這些人有罪，堅決不能放掉。 由於爭執不下，兩位匈牙利領導人於1954年5月雙雙出訪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拉科西受到了赫魯曉夫的嚴厲訓斥和警告。5月底，匈牙利共產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納吉的政策得到了大會的一致贊同。然而，1955年剛過，形勢卻開始發生變化。1955年1月，克里姆林宮內發生了政治鬥爭，馬林科夫遭到了他的政治對手的批 評。他曾在1953年8月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提出“為了能夠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用種種辦法加速輕工業的發展”的“新方針”。這 個“新方針”遭到了責難。而納吉關於發展輕工業的政策與馬林科夫的“新方針”十分相像。拉科西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在莫斯科“休養”的拉科西，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布達佩斯。拉科西又重新大權再握。他聲稱，黨處於危急之中，主要是“大權旁落”。他解除了納吉的總理職務，納吉表示反抗並要求到克里姆林宮去進行裁決。1955年1月7日，拉科西和納吉再次共同前往莫斯科。結果，克里姆林宮那些把納吉扶上台的人，一夜之間就翻了臉，通知納吉説：他已經被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 會，並罷免了他的總理職務，撤銷了他的一切學術頭銜。 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就像當年被任命一樣。納吉束手無策，心臟病發作，被送 進醫院。1955年4月，匈牙利黨中央正式向全黨全國宣佈，伊雷姆·納吉被開除出政治局 和中央委員會，並免除他的總理職務。12月，納吉被開除出黨。

1956年3月，赫魯曉夫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傳到了匈牙利，人民羣眾的憤怒情緒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青年團組織和各種俱樂部。這些俱樂部通常是由學者、歷史學家、 哲學家、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組成的政治沙龍，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樂部”。人們紛紛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職務，為受害者平反及要求納吉重新執政。 儘管拉科西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企圖壓制這種蔓延全國的風潮。但是，人民的不滿情緒已如火山爆發，不可逆轉了。匈牙利的局勢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1956年7月17日，匈牙利共產黨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緊張的國際國內形勢。在這次會議上，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向拉科西轉達了赫魯曉夫的話：“鑑於 拉科西同志的這些非法措施，建議他辭去匈牙利共產黨內的一切職務，並離開這個國 家。”格羅為他的繼承人，而剛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卡達爾補選為中央委員會書記。第二天，匈牙利報紙上就發表了一份公報，稱拉科西因患“高血壓症”，必須“ 離職休養”。就這樣，拉科西接到蘇聯人的指令，攜帶家眷，前往莫斯科聽候發落。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匈牙利。拉科西下台後，匈牙利共產黨和政府為了穩定局勢，緩和人民的憤怒情緒，先後 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試圖扭轉局勢。匈牙利共產黨為被拉科西集團迫害而死的拉伊克等人平反，釋放受牽連的300人。10月6日，為拉伊克等4名原領導人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隨後，又在羣眾的巨大壓力下，恢復了納吉的黨籍。

然而，情況並沒有因此而好轉。10月20日，傳來波蘭工人黨的政治局改選哥穆爾卡當選為第一書記的消息。10月23日，首都許多大專院校的學生湧上街頭，散發傳單和演説，邀請人們參加定於下午召開的聲援波蘭人民和哥穆爾卡的集會遊行。裴多菲俱樂 部提出了10點要求，主要內容是：要求在匈牙利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對拉科 西時期的錯誤進行清算；維護匈牙利的民族尊嚴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格羅獲悉情況後，立即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禁止遊行，並指派政治局委員去各團體、機關解釋這一決定。 中午，幾千名大學生走上街頭。他們舉着橫幅，扛着旗幟，並在紐扣孔內插着紅 白綠三色徽章——匈牙利國徽的顏色。他們由市區向英雄廣場進發，沿途有許多學生 加入。到了下午兩三點鐘，遊行隊伍已增至20多萬人。在貝姆·尤若夫的紀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協會主席發表了簡短的講演。遊行者們高呼着：“俄國人滾回俄國去!” “黨要民主化，納吉·伊姆雷要執政!”“俄語不該作為必修課！”“不再容忍欺騙， 公審法爾卡什（拉科西集團的主要成員）！”等口號。他們還拆除了廣場上的斯大林塑像。 局勢的發展，使匈牙利政府不知所措。蘇聯顧問們要求匈牙利政府出兵鎮壓，政治局卻決定由格羅在晚8時發表廣播講話。 暮色降臨了，國會廣場聚集着幾十萬人，他們齊聲呼喊着：“納吉·伊姆雷，出來講話！” 此時的納吉，還沒有承擔任何職務，但人們堅持要他出來講話。終於，納吉來到了國會大廈，對那裏的人們説：“要有耐心，善良的人們！回家去吧，黨會把一切都安排就緒的！”廣場上四起的哨聲，淹沒了他的話音，他痛苦地閉上嘴，在隨同人員的簇擁下從陽台走進了屋裏。 廣場上有些人開始散去，但大部分人還聚集在那裏。 晚8時，格羅在電台發表講話。他説“親愛的同志們，親愛的朋友們，親愛的匈牙利的勞動人民！我們毫不猶豫地繼續發展、擴大和加深我國的民主……但是，人民的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政權，鬆懈我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係。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權力來製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格羅的講話不但沒有平息人們的情緒，反而猶如火上澆油，使羣眾的敵對情緒上 升到極點。

晚8時半，國家廣播大樓前面的廣場上突然響起了槍聲。9時左右，廣場出現了一支陸軍摩托部隊。很快，這支部隊就被示威羣眾繳了械。接着，有人號召人們去攻打廣播電台。9時半左右，示威羣眾開始向廣播大樓發起衝擊。他們同守衞大樓的武裝人員發生了武裝衝突。24日上午9時，廣播大樓的守衞部隊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示威者佔領了大樓。與此同時，國際電信局、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印刷廠、武器倉庫和警察哨所等也先後被示威者攻佔。布達佩斯街頭燃起了戰火，匈牙利陷入到一場混亂之中…… 情況危急。

匈牙利黨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改組政治局，納吉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並被任命為政府總理。同時，以匈牙利黨和政府的名義，要求蘇聯派兵協助鎮壓 “暴亂”。10月24日，蘇聯坦克部隊開進了布達佩斯。當天中午，納吉在電台發表講話，要求人們在當天下午2時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戰鬥，否則，將以軍法論處。納吉同時還説，他將恢復匈牙利政治、經濟生活的民主化，召開國民議會，恢復他1953年提出的綱領等等。然而，納吉的講話並沒有使暴亂停止，相反，暴亂向全國蔓延，局勢在進一步惡化。10月25日上午，議會大廈廣場發生了流血事件，近300人傷亡。事件發生1小時後，在蘇聯人的授意下，格羅被解除了職務，卡達爾被任命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然而，這並不能平息羣眾的憤怒，廣場流血事件迅速傳遍全市。下午3時左右，約2萬名羣眾包圍了布達佩斯警察局（他們誤認為這裏是國家保安部的總部），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在各種勢力的壓力下，匈牙利政府被迫妥協，宣佈解散國家保安局和情報部，同時也解散了屬於國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隊，遣散其士兵和軍官。這樣，國家政權失去了一切武裝力量。10月28日，蘇共政治局代表米高揚和蘇斯洛夫抵達布達佩斯，同蘇聯駐匈牙利大 使安德羅波夫商討了匈牙利的局勢以及納吉政府要求蘇聯軍隊撤離布達佩斯的要求。蘇匈兩國之間開始了撤軍談判。 同一天，匈牙利黨的領導機構由一個6人團接替，卡達爾成為6人團的主席。31日，6人團宣佈解散匈牙利共產黨，重建新的黨，即“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0月28日，納吉發表廣播講話，把他3天前還稱為“反革命事件”的暴動正式稱之為“革命行動”，並同時向人民宣佈：蘇軍將撤離布達佩斯，取消國家保安局，起義者將被編入各武裝力量組織，提高低工資和退休金，調整工資，成立新政府等等。10月29日，蘇聯政府宣佈，蘇軍撤出布達佩斯。10月30日，納吉在廣播中宣佈，蘇聯軍隊已經從布達佩斯撤出，蘇聯軍隊將從整個匈牙利撤出。與此同時，他還宣佈匈牙利取消一黨執政，允許恢復被拉科西取締的各政黨派別，釋放被長期囚禁的紅衣主教明普蒂。在此之前，監獄的大門已被打開，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已被釋放。 隨着蘇聯軍隊的撤離，一場對共產黨和保安警察的報復行動在布達佩斯開始了。據統計，僅10月23日至11月3日，就有約2500人被殺害，3000人被監禁，1萬多人被列入準備處死的名單中。匈牙利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武裝衝突和流血事件接連不斷，城市交通癱瘓，人民的生活受到極大的威脅。

1956年11月1日，納吉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宣佈匈牙利中立，並希望聯合國干預匈牙利事務。11月2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佈，美國將向匈牙利提供價值2千萬美元的食物和救濟物資。此時的蘇聯，也正在密切地注視着匈牙利的局勢，並開始了秘密地部署軍隊。11月2日，赫魯曉夫在同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國領導人就匈牙利局勢進行通報和商討後，又同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在布里俄尼島會晤。赫魯曉夫同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共同的意見。他通知鐵托説，蘇聯已決定出兵匈牙利。11月3日，蘇軍坦克部隊包圍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納吉向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提出抗議。安德羅波夫卻表示，蘇聯同意與匈牙利政府談判關於撤走軍隊的問題，並希望納吉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蘇軍總司令部商談具體事宜。為此，納吉派出了以國防部長馬勒特爾為首的4人代表團前往蘇軍總司令部。納吉希望此舉能獲得成功。

然而，納吉做夢也不會想到，蘇聯人逮捕了他的4名代表。不僅如此，安德羅波夫還把卡達爾“請”到了蘇聯大使館，向他施加壓力，勸他離開納吉政府，在蘇聯的支持下組織一個新政府。他告訴卡達爾，馬勒特爾將軍和他的政府代表團已被誘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軍事首領們已被解決。在安德羅波夫的再三勸告下，卡達爾終於同意了安德羅波夫的“建議”。11月4日凌晨3時，蘇軍坦克攻入了布達佩斯。凌晨6時，廣播裏播送了成立以卡達爾·亞諾什為首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消息。同時還播送了這個新政府的革命綱領，即保衞民族獨立，捍衞社會主義制度，恢復法律秩序和安寧，保持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新政府還宣佈，匈牙利已經向蘇聯政府提出，請求蘇聯紅軍部隊幫助“恢復國內秩序”。早8時半左右，蘇軍坦克包圍了議會大廈。納吉和一些政府官員此時已撤離了議會大廈。蘇軍很快就佔領了這裏。但是在市區和城郊的一些地方，匈牙利人仍在和蘇軍進行戰鬥。 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直持續了兩天兩夜。為了抗議蘇軍的入侵，匈牙利各級“工人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宣佈了總罷工，並宣稱總罷工將持續到蘇軍完全撤走為止。前匈牙利國防軍將軍基拉伊還組織了一支暴動隊伍同蘇軍進行全面抵抗，但終因力量懸殊而遭失敗。經過近兩個星期的血腥戰鬥，匈牙利有2萬多人喪生，15萬人被迫逃離了匈牙利，淪為難民。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參加暴動的青年工人和學生被押上火車，強迫運送到蘇聯各地的“勞動營”和西伯利亞森林充當苦力。

蘇軍開進匈牙利後，納吉同一些政府成員通過議會大廈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蘇聯獲悉後，立即對南斯拉夫大使館實行封鎖。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先後兩次召見南斯拉夫駐蘇大使，要求引渡納吉和他的政府高級官員。南斯拉夫政府在經過很有分寸的反對之後，同意交出納吉，前提條件是匈牙利新成立的工農革命政府必須保證納吉等人的生命安全，而且移交工作必須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監督之下進行。蘇聯政府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提出的要求，希望儘快讓納吉遷出大使館，並保證可以讓納吉回到他的住宅，加以監護。隨後，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卡達爾簽署了一份協議，向納吉和他的同事們保證：如果他們撤出南斯拉夫大使館，回到布達佩斯他們自己的住宅去的話，他們可以完全免除刑事處罰。這份協議是通過南斯拉夫外交部長轉交給納吉的。在得到了這一保證之後，納吉同意撤離南斯拉夫大使館。1956年11月22日上午9時，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內務部長派來一輛大型公共汽車來到南斯拉夫大使館的門前，車上有幾名保安人員和一位新政府官員前來執行移交任務。9時半左右，納吉和他的隨行人員在兩名負責監督移交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的陪同下走出了使館。按照協議，移交工作待納吉等人回到他們在布達佩斯的住宅才告結束。 移交工作開始比較順利，但當汽車駛出南斯拉夫大使館到英雄廣場附近時，卻被早在那裏等候的幾輛蘇軍坦克給圍住了。隨後，納吉等人被劫持到了蘇軍總司令部。 當晚，他們便被塞進一架飛機，離開了匈牙利。 第二天，新聞界向外發表了一條消息，稱納吉等人“根據自己的要求”，已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療養”。11月26日，卡達爾在布達佩斯廣播電台也宣佈：“我們説過，對納吉和他的朋友們的言行，將不予法律追究……我們將遵守這一諾言。我們不認為他們的外出是永久性的。依我們看，對納吉及其隨行來説，去國外呆一段時間是有好處的。” 12月3日，羅馬尼亞外交部長普雷奧雷泰奧薩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稱：“羅馬尼亞政府保證，納吉總理及其一行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難權……羅馬尼亞政府有義務尊重這一國際權力的規定。”

然而，很快情況就發生了變化。1957年1月1日至4日，蘇聯、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匈牙利5國黨在布達佩斯召開會議。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代表蘇聯共產黨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他們討論了納吉的問題。緊接着，1月6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發表了一份公報。公報宣稱：“納吉·伊姆雷及其政府的背叛，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開闢了道路。”隨後，納吉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叛徒”和“西方帝國主義的走卒”。與此同時，工農革命政府宣佈在暴動期間所成立的一切工人委 員會、民族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均為非法組織，勒令限期取締。

緊接着， 一場大逮捕席捲了整個匈牙利。僅在1957年1月19日這一夜之間，布達佩斯市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並且在當天夜裏，大部分人被集體槍決。1957年12月，納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牙利布達佩斯福烏察國家監獄，等待接受審判。1958年2月6日，布達佩斯“人民法庭”在絕密的情況下對納吉等人進行了第一次審判。6月15日，秘密法庭在絕密的狀況下對納吉等人進行了判決：納吉·伊姆雷被判處死刑。同時被宣判死刑的還有：前國防部長帕爾·馬勒特爾和記者米克洛什·基邁什等人。納吉在被關押期間拒不承認卡達爾政府。臨刑前他説：“在多瑙河的河谷，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兩次試圖挽救社會主義的榮譽，拉科西和俄國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現在需要用我的生命來證實共產主義者並非是人民的敵人，我情願做出這一犧牲。”

1958年6月16日早晨6時，納吉在布達佩斯中央監獄的小拘留所內的院子裏，被處以絞刑。臨終前，納吉高呼：“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這個有着40多年黨齡、曾在蘇聯度過15年光陰、在匈牙利黨和政府中身居要職達20多年的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知名人物，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生命。他的罪名是“陰謀暴動推翻匈牙利 合法制度、叛國投敵、軍事譁變”。 直到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佈，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 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同年5月，匈黨中央為納吉平反，稱他“在當時的特殊的環境下，為拯救國家而鬥爭。”6月，卡達爾在接受《匈牙利》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必須承認，納吉及其周圍的人不想搞反革命。”

波茲南和布達佩斯的流血，皆因對斯大林及其遺產的譴責而發生的。而始作俑者正是後來對波蘭黨獨立處理本國事務橫加指責並親手扼殺納吉“異端”的赫魯曉夫本人。他沒有想到他的“非斯大林化”給東歐帶來了思想解放的暖流。但是，他害怕由此在東歐國家中出現的獨立傾向。於是，東歐還沒來得及解凍，西伯利亞的寒流便匆匆襲來。然而，原來的冰層畢竟已經裂開了一道縫兒，這是無法彌合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