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力斯·凱撒

公元前44年，已經獨攬大權的凱撒在一次慶功儀式上，對一些追隨者要擁立他為“大帝”半推半就。自覺看破凱撒心思的執政官凱歇斯怒火中燒。為了防止“獨裁者”的出現，他勸説以正直聞名的首席執政官勃魯託斯和他結盟，聯合其他一些貴族，來解除國家的危險。勃魯託斯雖曾是凱撒的好友，並得到他的提攜，但為保衞羅馬共和與自由的理想，毅然擔任了“叛黨”的領袖。

執政官凱歇斯也是一個講究實際和有個人野心的人，清楚發動政變的成功有賴於勃魯託斯的聲望，所以聽從勃魯託斯的指揮。在凱撒被亂劍刺死後，豁達大度的勃魯託斯不但沒有同意處死凱撒生前的親信安東尼大將，反而允許他收殮凱撒的屍體並向公眾作悼念演説。安東尼巧妙地進行公開煽動，將羣眾不滿凱撒的情緒引向反對“叛黨”，於是勃魯託斯和凱歇斯等人被迫逃亡。公元前42年秋旁利比一役，勃魯託斯又犯戰略錯誤，全軍覆滅，他穿劍自殺。 ^[2] 

伊麗莎白晚期開始，曾一度佔居英格蘭劇壇中央的國王們紛紛撤離了舞台。當局明顯加強對文藝的禁錮，絕不允許劇作家隨意評點英國王朝歷史，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劇作家未敢再越雷池一步。1603年3月24日，伊麗莎白女王駕崩，終身未婚終結了都鐸王朝，繼而代之的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後改稱詹姆斯一世）開創了英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蘇格蘭王室入主英格蘭，其間要面對的畢路藍縷之基與宮廷內外的八面來風可想而知。最著名的莫如1605年11月5日以蓋伊·福克斯為首試圖炸燬國會和國王的火藥案陰謀，好在情報及時，才化險為夷。由此推斷，懾於“文字獄”之憂，此時若再創作上演“國王劇”極其不合時宜。可是，莎士比亞對歷史題材的熱情不會因政治禁錮而消退，潛意識中對英國曆史的考量改頭換面繞過官方查禁出現在世人面前，於是出現了以《裘力斯·凱撒》與《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為代表的羅馬題材的歷史悲劇。 ^[4] 

雖然劇名為《裘力斯·凱撒》，但凱撒在第三幕開場便遇刺身亡，自始至終吸引讀者目光的是勃魯託斯，因此，在本劇中，勃魯託斯才是主人公，是莎士比亞精心塑造的理想人物。順着作者的意圖來解讀的話，似乎勃魯託斯是一個光輝的形象：他胸懷高貴的理想，並甘願為之獻身；對待朋友，他肝膽相照，在和凱歇斯翻臉後又誠懇地道歉求和；對待妻子，他情深意重，在她不幸去世後，曾一度暴躁易怒，難過不已；他對自己的僕人也是愛護備至，在路歇斯熟睡時不忍將他喚醒；甚至對待政敵也心存仁念，在凱撒死後共和派勢力如日中天時，放過了安東尼，也為自己最終的覆滅留下了致命的隱患；共和派推崇他愛戴他，凱撒也敬重他是個仁人志士，就連他的政敵安東尼也不得不承認他的高貴，稱他為大丈夫。

實質上，勃魯託斯等人所提倡的共和制無外乎是貴族聯合專政，這和凱撒的專政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因此他們的刺殺行為並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捍衞共和，究其根本無非是貴族之間的利益爭奪罷了。民眾從來不在這些共和派的考慮範圍之內，這從劇中統治階層對民眾的態度可見一斑。從本劇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兩位護民官是如何對待百姓的，他們頤指氣使，對平民呼來喝去，傲慢地稱其為“木頭石塊，冥頑不靈的東西，下流的材料”，護民官尚且如此趾高氣揚，羅馬時代等級森嚴的社會狀態可想而知。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勃魯託斯高呼讓大家作自由人而生，只能算作政客美麗動聽的謊言，同時也只是凱歇斯等人刺殺凱撒的冠冕堂皇的藉口。 ^[1] 

勃魯託斯並不是莎士比亞試圖要塑造的共和的捍衞者、英勇的民主主義戰士，也不是如有些評論家所認為的被凱歇斯利用的誤入歧途的正人君子。畢竟凱歇斯的勸誘只算是導火索，沒有野心作土壤，凱歇斯所傳播的嫉妒的種子不可能在他心上生長髮芽。潛藏在他心底的權欲才是他一切行為的驅動力。他所扮演的角色和篡權者麥克白沒有本質的區別。惟一的區別在於，作為榮譽的門徒，他的心靈無法擺脱超我的束縛，他的行為始終受良心原則的譴責，面對本我和超我的激烈衝突，自我無能為力，倍受煎熬。死，實現了他徹底的解脱，也是他的必然結局和最終歸宿。 ^[1] 

凱撒在劇中着筆很少，然而他的偉人氣質——帶着獨裁者的傲岸和勝利者的自信一一卻充貫全劇。凱撒以其蓋世功勳贏得了霸主的地位，他使羅馬強盛，成倍地擴大了羅馬的疆域，所以成了獨裁者，把他和羅馬的關係倒轉過來，讓羅馬替他服務。雖然他的體質是虛弱的，癲癇、耳背，但他的精神強而有力。看他講話的語氣，走路的步態和待人的姿勢，一派君臨凌駕的帝王之風。他具有過人的智慧尤其是知人之明，一針見血地向安東尼指出凱歇斯與前者的根本不同，指出其心機及其危險之處。可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害怕什麼，“並不是説我懼怕他們，因為我永遠是凱撒。”這種目空一切、絕對自信的口氣，在一般人説來是狂妄，在一個征服者説來則具十足的英雄氣概。難怪勃魯託斯説：“啊！要是我們能夠直接戰勝凱撒的精神，我們就可以不必找害他的身體。”當種種異兆預示其厄運將臨、夫人力阻他不要去神殿而呆在家裏時，作為一個忠於職責和信念的羅馬人，一個已經被命運和野心推上獨裁者地位的將軍和政治家，首先考慮的卻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是他的榮譽。“神明顯示這樣的奇蹟，是要叫懦怯的人知道慚愧；凱撒要是今天為了恐懼而躲在家裏，他就是一頭沒有心的牲畜。”甚至他對夫人的安慰也表現出非凡的英雄氣質：“天意註定的事，難道是人力所能逃避的嗎？”當夫人跪求而實在不好拂逆之而不得不表示留在家中時，則堅決拒絕以身體不適作為向元老們解釋的理由：“不是不能來，更不是不敢來，只是不高興來……”凱撒就是凱撒，羅馬精神通過英雄堅定勇敢的本色顯現出來：“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經死過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何怪崇拜與追隨者要把王冠戴到他頭上。在他，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成為獨裁者的動機，絕非低等的榮華富貴，而是個人價值的最高形式—權力與榮譽—之實現。 ^[5] 

馬克·安東尼，也許是本劇塑造得最為成功的藝術形象。他並非如一般的歷史印象那樣不過一介武夫，或者如他後來與勾魂的“尼羅河巫女”沉溺私情不能自拔而貽誤大業的渾漢。他是曲伸有度的雄辯家、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和指揮若定的軍事統帥。當凱撒倒下去的非常時刻，作為死者最親密的朋友，他毫不憚懼生命危險而前往與栽殺者當面“交涉”。看着渾身傷口血污的屍體，那發自肺腑一一或者至少讓人感覺是發自肺腑——的悲悼之詞難道不怕觸怒凱撒的也是他的敵手嗎？“啊，偉大的凱撒！你就這樣倒下了嗎？”他轉向謀叛者，口氣悲傷而豪邁：“要是你們對我懷着敵視，趁現在血染的手還發出熱氣，趕快執行你們的意旨吧……即使我活到一千歲，也找不到像今天這樣好的一個死的機會；讓我躺在凱撒的旁邊，還有比這更好的死處嗎？”安東尼這十足正人君子的風度實際保證了他的安全，因為他深知他所面對的敵手是羅馬人，是格守正義原則的羅馬貴族精英，他們不會因為他看見摯友的死而怨斥謀殺者也將他處死。所以接下來在握過勃魯託斯等人的手之後對着死者動情地説：“看見你的安東尼當着你的屍骸之前腆顏事仇，握着你的敵人的血手，那不是要使你覺得比死還難過嗎？……”這樣説的確可以不致使敵手把他視為懦夫或者阿諛之徒，儘管有觸怒他們的危險。從這曲意周旋中不難見出安東尼的聰明、耐性和謹慎，處亂不驚，於細微之處把握住對手心理。

在公眾講壇哀悼凱撒的演説才是表現安東尼過人的雄辯才能和機變權術的最精彩之筆。儘管以個體而言，他瞧不起人民，這是為某種與生俱來的貴族對民眾的優越感所決定的；然而作為凱撒的親信和副手，長期的軍事與政治磨練使之經驗豐富，加上那務實的羅馬人的性格特點，安東尼卻十分懂得羣體的力量。因此這演説與其是對死者的蓋棺悼詞，不如説是挑起民眾實施自己誅滅叛黨的煽惑動員。 ^[5] 

“勃魯託斯集團”的發起者是凱歇斯。這個邪惡巨人“讀書很多，眼光厲害”，精明強幹，具有典型的陰謀家的頭腦，連凱撤也稱其為“一個危險人物”。凱撒死後，是他主張斬草除根殺掉安東尼，足以證明他的政治判斷力遠遠高於勃魯託斯。凱歇斯在劇中講述了與凱撒有關的兩件事：第一件事，在一個狂風基雨的日子和凱撒比賽游泳，結果是他將凱撒拖上岸；第二件事，出征西班牙時凱撒得熱病，他親眼所見凱撒病中的羸弱。凱歇斯用這兩件事鼓舞勃魯託斯，凱撒不是神，他完全是可以戰勝的，有些時候我們也許比他還要強。凱歇斯的分析固然沒錯，但他自己永遠成為不了凱撒，因為他過於精明而不夠寬厚。抑制這樣的強敵，凱撒的策略是不重用不排擠、時刻保持警惕、完全不必恐俱。凱撒清楚，凱歇斯個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凱歇斯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要想實現卻必須倚重聲望較高、道德堪稱表率的人才行。 ^[6] 

即使説《裘力斯·凱撒》的政治主題是第一位的也絕沒有流入媚俗的境地，因為它的確表現了非常深刻而且極其複雜的政治糾葛。主要矛盾乃是圍繞集權與民主以及羣眾情緒之間的錯綜關係而鋪展；在這兒，每個登場人物的作為無不以政治原則為依據，無不意識到他們行動的歷史意義。當他們行事時，劇作家又以對不同人物的透徹理解將其個人品質與其政治動機結合起來。在這齣戲劇裏，所有人物似乎都在證明亞里斯多德那個著名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的定義，至少從表面上看，無論屬於哪一陣營，似乎都是信念的化身，而置私念於不顧。 ^[5] 

《裘》劇開端，凱撒凱旋而歸，雅努斯廟門關閉；劇中，勃魯託斯們的不滿促使廟門開啓；劇終，凱撒與勃魯託斯“一報還一報”，以勃魯託斯之死迎接新的和平，雅努斯廟門再次關閉。雅努斯廟門打開意味政治危機和戰爭；廟門關閉意味着政治危機消除與和平。一開一關之間，莎翁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意圖描繪：為了和平，反思戰爭；為了帝制，抑制顛覆。

文化詩學特別鍾情於政治，“政治”是文化詩學的理論“核心”。文化詩學巨擘福柯認為，“權力關係無處不在，但沒有一種關係是必然的”通過文化詩學權力話語理論分析，莎劇中看似毫無政治色彩的台詞便凸顯出各種具有權力特徵的話語，彼此交織構成縱橫交錯的權力關係網。傳統權力觀把權力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單純壓制與被壓制的力量，但在福柯看來，權力不是如通常理解的那樣完全是一種否定性的力量，它更是一種製造話語的肯定性力量。 ^[7] 

權力是被行使而不是被佔有的。在《裘》劇中，凱撒無疑是一個絕對的權威，甚至被加封為“祖國之父”。他的朋友愛戴他，他的敵人畏懼他，生死予奪大權牢牢在握。護民官扯掉凱撒雕像上的綵帶後，馬上“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利”。護民官在劇本開始不允許平民放下勞作慶祝凱撒歸來，立刻就喪失了“發言的權利”。凱撒這一行為強化了敵視者的恐懼情緒，其威嚴和對眾人的控制力得到了重申。其次，個人生存於權力網絡之中，同時又成為權力的運載工具。“權力在循環過程中具有一種鏈狀結構，通過網狀的組織運行和實施，使個人處在權力網絡中或處在實施權力的狀態中，個人成為權力的運載工具，而非權力實施的對象。”劇中安東尼的形象頗多爭議，有人説他是凱撒忠實的走狗，有人説他是凱撒忠心的朋友。爭議因道德形而上的偏見所致，但爭議雙方都承認一個事實，即安東尼是凱撒意圖的領悟者和執行者。凱撒生前，安東尼對其言聽計從，總是不辭辛勞地為凱撒或合理或不合理的命令四處奔波。凱撒讓他在“神聖的競走”中用手觸碰凱爾弗妮亞，因為“不孕的婦人要是被這神聖的競走中的勇士碰了，就可以解除乏嗣的咒詛”，這種説法毫無根由，更莫説凱撒此時患着癲癇、耳聾並已經56歲高齡。可安東尼只認“凱撒吩咐”，就得“立刻照辦”。這再次説明，權力作用時，引起的不一定是反感，也可能是迎合。當然，權力引起反感與反抗的時候更多些，似與本土諺語“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反抗”相合。但其實也不盡然，福柯説：“我所謂的反抗不是一種實體。它並不先於它所反對的權力。它和反抗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 ^[7] 

在眾多作品中，《裘》劇是一部體現莎士比亞身體詩學的經典之作。歷史悲劇的特殊背景、基於史實的題材選擇、鮮明的身體主題傾向，這些特點使得該劇成為解讀作者身體觀的可靠素材。劇中，凱撒、安東尼乃至普通民眾的身體充當着展示和表演的場所，成為權力關係實施的直接對象，形成了敍事的強大動力。

作為對來源的分析，譜系學處於身體和歷史的表達之中。《裘》劇是根據史學家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改編而成的歷史劇。劇中的情節主要圍繞古羅馬時期刺殺凱撒這一事件而展開。凱撒平定龐培叛亂，成為羅馬政權的無冕之王，這也將他置於了權力爭鬥的中心，以勃魯託斯、凱歇斯為首的元老院貴族密謀刺殺凱撒。藉助身體視角去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起因、過程，不難看出，這是一場身體與政治的博弈，其中凱撒的身體是鬥爭的焦點。 ^[8] 

莎士比亞在《裘力斯·凱撒》中藉助於超自然現象來烘托悲劇氣氛，增強了劇本的悲劇效果。這種創作手法在隨後的四大悲劇裏面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每當劇情高潮之時必有鬼魂場景來推波助瀾。《裘力斯·凱撤》中異象的出現襯托出了凱撒被殺這一非同一般事件的悲劇氛圍，特別地突現了謀殺凱撒的性質。謀殺凱撒的前一天，劇中許多人物都看到了異象，凱斯卡向朝中元老西塞羅描述了當時的凶兆景象：“我從來沒有經歷過象今晚這樣一場從天上掉下來火塊的狂風暴雨”，還有“雄師過街不傷人”，“一百個女人看見渾身發着火焰的男子在街上走來走去”，“夜烏髮出淒厲的鳴聲”等異常現象。凱撒的妻子凱爾弗尼婭三次在夢中喊救命，此後她向凱撒描述了夢到的幾個可怕的異象，如母獅街頭生產、墳墓開裂、鬼魂遊蕩、人們聽見瀕死者痛苦的呻吟等等。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謀殺凱撒前夕，即一場大動亂之前，一方面在劇中起到了營造緊張氣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襯出這次刺殺的性質並非像那此謀殺者標榜的那樣是“正義之舉”，而是出於維護以勃魯託斯等為首的舊貴族的特權而已。凱撒鬼魂的兩次出現不僅推動了情節的發展，更是烘托了該劇的悲劇氣氛。 ^[9] 

美國學者布魯姆：在這部劇作中，“莎士比亞有意識地要在他的戲劇中傳達他的政治智慧，他有政治意圖，他對美與感人事物的理解也首先建立在對公民社會的關切之上。” ^[2]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家和詩人。莎士比亞於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國中部斯特拉福德城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鄉的文法學校念過書,學習拉丁文、文學和修辭學。後來家道中落，曾幫助父親經商，1578年左右隻身到倫敦謀生，據説從事過馬伕或僕役一類當時被看作“最下等的職業”。後來當了演員和編劇，隨着劇團到各地巡迴演出，與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有比較廣泛的接觸。他在劇團裏扮演過像《哈姆萊特》中的鬼魂之類的配角，也擔任過導演，但主要是編寫劇本，開始時不過是給舊劇本加工，逐漸由加工而改寫,或自己創作.他後來成了劇團的股東，1613年左右從倫敦回到家鄉，1616年4月23日逝世。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