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袁越，男，網名土摩托，1968年生於上海，五歲隨家人去北京生活。

1986年進入復旦大學生物工程系學習。

1992年留學美國，獲生物學碩士學位；

1994年至2004年在美國從事生物技術研究；

2005年初回到國內，擔任華納唱片公司歐西部經理。

同年進入《三聯生活週刊》，擔任特約撰稿人。

風靡網絡的網名“土摩托”的真身，三聯生活週刊的專欄記者，負責“生命八卦”欄目。

樂評文字見於《音像世界》、《我愛搖滾樂》和《輕音樂》等多家刊物，專著有《來自民間的叛逆》（2003）、《20世紀最後的草根藝術》、《生命八卦》、《土摩托看世界》。

2014年，出版《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一書。 ^[2] 

2020年3月14日，撰寫《“羣體免疫”之前世今生》一文。 ^[1] 

2012年11月7日，袁越表示：“記者要基於證據進行轉基因科學報道，比如説食品添加劑、食物激素等選題，同時要克服道德審判的衝動，多聽一些靠譜科學家和權威科學機構的意見，審慎進行有機農業食品、各種養生方式的報道。” ^[4] 

袁越認為，記者要尊重科學、尊重主流觀點，多去向科學家求證，獲得確鑿的科學事實。對於有科研背景的記者，袁越則建議他們“做出深度，用自己的文章去引導同行，引導大眾正視轉基因工程”。 ^[8] 

2013年7月17日，袁越表示：“育種主要有三個技術，第一是雜交，常規育種都是雜交過來的；第二，分子技術被掌握之後，產生了一種分子標記的育種；第三就是轉基因。轉基因只是育種這個大產業下面的一個技術而已。技術是不能用好壞來形容的，而是要看這個轉基因技術帶來的產品是什麼。雖然轉基因只是三個育種門類中的一個，但它卻不可替代。因為轉基因利用優質基因提取，可以創造新的優質體系，這是其他育種方法做不到的。” ^[3]  袁越還表示：“轉基因在中國推廣遇到阻力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新品種審定的問題。中國新品種審定規定，新產品要比舊產品提高5%的產量，才允許進入品種審定環節，這就相當於把產量當成了唯一指標。而轉基因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保產穩產，減少殺蟲劑使用量。” ^[6] 

袁越表示，從事轉基因報道多年，我發現如果與反對轉基因的人討論是否支持轉基因，結果往往是反對者勝利。因為爭論要不要發展轉基因本身，就是反對轉基因的行為之一。 ^[7] 

袁越指出：想當年外國種子公司進中國，沒有引進本國最好的種子，只是引進了一點新優勢，卻足以把中國落後30年的種業衝擊得支離破碎。所以我們現在早就不該討論轉基因是不是有害，因為中國種業已經落後國外多年，我們現在使用的種子是國外20~30年前的產品，這才是中國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在傳統育種領域的技術落後得太遠，很難追趕。但是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才20年，追趕起來相對容易。中國要發展種業，必然要走轉型之路。 ^[10] 

2014年11月，袁越在新書發佈會上説，“評價一種技術的好壞，第一要看它服務於誰，第二要看它是否划算。”針對社會上質疑轉基因的聲音，袁越認為，“技術是中立的，任何一項技術，都不存在什麼好不好的問題，只要有需求就會流傳開來”。他説：“作為一項新的育種技術，轉基因之所以被髮明出來，也是因為有價值。另外，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必然伴隨着舊技術的失寵，甚至被淘汰。” ^[5] 

在《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一書的發佈會上，袁越表示，《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是他用七年的時間走訪美國、巴西、阿根廷、英國、法國、西班牙、菲律賓、印度、中國等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大國，通過徵詢全球生物領域科學家，訪談各國轉基因政策制定者，現場採訪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農民等之後的所見所思。

袁越稱，轉基因雖然只有30多年的歷史，卻已經歷了太多的磨難，被各種謠言和誹謗扭曲得面目全非。而自己是從2007年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寫過十幾篇專題報道和分析文章，本書就是在這些文章的基礎上寫成的。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