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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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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字春澍,1936年4月18日生於山東濟南,原籍江蘇武進(今常州武進區)。中國古典文學專家。
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文學部主任、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年刊主編、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八屆民盟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學改革顧問組顧問、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 [13]  [1]  2018年4月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 [2] 
著作包括《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學概論》《陶淵明研究》《唐詩風神及其他》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四卷本、《中國文學作品選注》四卷本、《中華文明史》四卷本(主編之一)等。 [12] 
中文名
袁行霈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山東濟南
出生日期
1936年4月18日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代表作品
中國文學史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中國文學概論
陶淵明研究
中國文學作品選注
職    稱
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

袁行霈人物經歷

袁行霈個人經歷

袁行霈,出身於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家庭培養了袁行霈對古典文學的興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教學與科研生涯。
1958年秋,北京城子煤礦半工半讀,持續了兩個多月。接着又到密雲鋼鐵公社勞動。
1959年夏,袁行霈又下放到齋堂公社白虎頭大隊勞動。
1960年3月,回到北大。1962年以後,在“文革”中被定為全校的“白專”典型。因此受到批判,下放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了一年多,這段時間是袁行霈極不高興的日子。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後袁行霈在北大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課程。袁行霈在教學工作中不斷探索進取,取得較好的效果。
1979年,晉升講師。獨自撰寫了《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考辨》、《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等論文在1979年發表,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應日本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講授陶淵明研究等五門課程。
1984年,成為中文系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1992年至1993年,袁行霈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3] 
1994年,任大型系列電視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150集)總顧問。
1997年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並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演講。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9年出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2005年被北京大學確認為資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聘為教授(與北京大學聯聘)。
此外,先後在日本愛知大學美國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台灣大學講學。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6年1月18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袁行霈 袁行霈

袁行霈學術生涯

1953年,袁行霈考進北京大學,從此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1957年畢業,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
在1960年至1964年的幾年間,袁行霈和陳貽焮一起跟隨他們的導師林庚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還參加了林庚、馮沅君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的選注工作。做這些工作需要閲讀大量的作品和史料,為袁行霈今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4] 
1978年,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縱通”與“橫通”》,第一次公開地表白自己的學術追求,預示着袁行霈學術道路上一個新的開始。文章指出:所謂“縱通”是“就文學論文學,着重研究文學史上各種現象、體裁、流派的發生、發展和衰落;研究一個個時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啓下的影響;力求將上下三千年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整理清楚”。所謂“橫通”就是力求將文學和史學、哲學、宗教、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並努力從它們的關聯上,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滲透的關係上,尋求帶有規律性的東西”。袁行霈認為將“縱通”與“橫通”結合起來,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觀察和研究文學發展的歷史,“一定會有很多新的發現,甚至開拓出一些新的學科領域”。
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
1987年,袁行霈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出版,此後在日本又出版了此書上編的日文譯本,在韓國出版了全書的韓文譯本。學界對於這一專著的認可令他感到欣慰,然而談及這本書的時候,他屢屢提及的卻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顯示了兩代學者心靈的脈脈相通,特別是袁行霈對導師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説:“人之會心,或囊括宇宙,或隱於針鋒,靈犀脈脈,若相問答。行霈為學多方,長於分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於羣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註腳。本書上編蓋由淺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編則青山歷歷,峯巒自見。彷彿兩條座標軸構成一幅座標圖,交輝映照,互為表裏。話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譬喻又總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來行霈時叩我柴扉,每縱談終日,樂而忘返;蓋習以為常,亦性之所近也。”1987年,袁行霈應邀到日本愛知大學講學,此後不久出版的《中國文學概論》就是這次講學的講稿。
袁行霈 袁行霈
袁行霈認為做學問無非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把複雜的事情説得簡單明白;另一種是對簡單的事情,作出深入細緻的分析。先生認為,學問也和詩歌一樣具有氣象。“學問的氣象,如釋迦之説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弘,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人自服,無庸標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這種氣象至少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敬業的態度,對學問十分虔誠,一絲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長,不攻人短,不存門户之見;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潛心學問,堅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説,具有大家氣象的學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袁行霈們學術的格局和視野開闊,能夠左右逢源,遊刃有餘,處處顯示出總攬全局的能力;袁行霈們的學問都具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垂範後學;袁行霈們都是學問和道德並重,用正直、誠實、剛強成其寬容、獨立之氣象。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1995年,教育部請袁先生主編面向21世紀教材《中國文學史》。袁行霈約請了19所高校的29位學者,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氣氛,大家團結一致,經過兩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書稿,共四卷。袁行霈不但將這部書定位為教材,也定位為學術著作,因為好的教材都應反映最新的學術成果,並有獨到的見解。袁行霈還親自撰寫了總敍論、第三卷敍論,以及第三卷的兩章。袁行霈利用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的機會統改書稿,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夜以繼日辛苦了將近四個月。袁行霈手提着一箱子書稿,從中國到美國,又從美國返回中國。

袁行霈個人成就

袁行霈主要著作

陶淵明集箋註》、《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學概論》、《陶淵明研究》、《中國文學史綱要》(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中國文言小説書目》(合著)、《中國詩學通論》(合著)、《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編之一)、《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中國文學史》(主編)、《陶淵明集箋註》、《中華文明史》(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4卷本)(主編)《袁行霈文集》。 [11] 
袁行霈《中國文學作品選注》

袁行霈學術著作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編之一,中華書局,1963年)
中國文言小説書目》(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
中國文學史綱要》(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以及元代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另有台灣版)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1996年增訂本;另有台灣版、日譯本、韓文譯本,分別在台灣、日本、韓國出版) [5]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另有台灣版)《中國文學概論》(香港三聯出版社,1988年;另有內地版、台灣版)
《中國詩學通論》(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陶淵明集·附和陶詩六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國文學史》(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陶淵明集箋註》(中華書局,2003年4月)
《唐詩風神及其袁行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二、文章
家(《山東文學》1958年01期)
也談山水詩的產生問題(《文學評論》1961年04期)
評介《陶淵明詩文匯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1年06期)
崇高的人格偉大的詩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03期)
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02期)
感受聯想修養——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鑑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03期)
論意境(《文學評論》1980年04期)
論屈原的人格美(《學術月刊》1981年02期)
論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04期)
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02期)
閲讀古典詩詞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北京電大學刊語文版》1984年第6期)
陶謝詩歌藝術的比較(《九江師專學報》1985年Z1期)
以賦為詞——試論清真詞藝術特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05期)
温詞藝術研究——兼論温韋詞風之差異(《學術月刊》1986年02期)
詞風的轉變與蘇詞的風格(《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03期)
探索中國詩歌藝術的奧秘(《讀書》1987年06期)
李白的宇宙境界(《中國李白研究》一九九零年集·上——中國李白學會第二屆年會紀事,1989年)
陶淵明謝靈運與慧遠(《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01期)
陶淵明的《閒情賦》與辭賦中的愛情閒情主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05期)
開放的國學與開放的《國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06期)
百年徘徊──初唐詩歌的創作趨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06期)
陶淵明享年考辨(《文學遺產》1996年01期)
古典詩詞與情趣的陶冶(《中國大學教學》1996年02期)
中島敏夫整理本唐詩類苑》及其研究(袁行霈、佐竹保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03期)
陶詩主題的創新(《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01期)
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新編《中國文學史》總緒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05期)
盛唐詩歌與盛唐氣象(《高校理論戰線》1998年12期)
守正出新及其袁行霈——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編寫與教學(《中國大學教學》1999年06期)
陶詩析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3期)
學術風氣與學者風範(《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5月22日)
中國傳統的文學崇高觀與新世紀的文學理念(《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01期)
逝川之嘆——古代哲人和詩人對時間的思考(《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03期)
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藴(《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06期)
李白《古風》(其一)再探討(《文學評論》2004年01期)
玉真公主考論——以其與盛唐詩壇的關係為歸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2期)
唐詩風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5期)
李林甫與盛唐詩壇(丁放、袁行霈,《文學遺產》2004年05期)
張風淵明嗅菊圖》(《榮寶齋》2004年06期)
文化的饋贈(《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6期)
唐玄宗與盛唐詩壇——以其崇尚道家與道教為中心(丁放、袁行霈,《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04期)
陳洪綬博古葉子陶淵明像(《榮寶齋》2005年02期)
袁行霈把一生獻給文博事業———紀念朱家蟳先生(《人民政協報》2006年3月16日)
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6期)
文學、文化、文明:橫通與縱通——袁行霈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12期)
中華文明的歷史啓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01期)
楊氏兄妹與盛唐詩壇(丁放、袁行霈,《文學評論》2007年03期)
姚崇宋璟與盛唐詩壇(丁放、袁行霈,《文學遺產》2007年03期)
國學究竟有什麼用。(《人民日報》2007年6月20日)

袁行霈人物成就

愈廬集》1989年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
1991年獲國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暨人民教師獎章;
1993年獲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師稱號(公眾推選的十佳教師);
1995年獲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稱號。
1987年出版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於1991年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一等獎,於1992年獲國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學校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特等獎。1994年,先生與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國詩學通論》出版,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全國高等學校第二屆優秀社科成果獎二等獎。1999年8月出版的先生主編面向21世紀教材《中國文學史》2000年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2001年獲得第五屆國家圖書獎,2002年又獲得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4] 

袁行霈人物影響

袁行霈為人師表

北大中文系,當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輩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屬,接下來就該是林庚先生的學生袁行霈了。這固然得益於其研究對象古典文學的薰陶,更重要的是袁行霈們強調知行合一,注重學問與道德的合一,因而這份儒雅是從骨子裏透出的儒雅,不會隨身份、地位的變化而變化。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個多世紀了。對於一茬茬學子來説,袁行霈的課是很多人的美好記憶。
上袁行霈的課,的確是美的享受。俊秀飄逸的板書書寫始終是袁行霈的習慣,一節課下來,黑板上就是一篇優秀的書法作品。袁行霈把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稱為好友,興起時便在課堂上吟誦他們的佳作,優美的音質,瀟灑的氣度,陶醉過無數學子。
袁行霈的課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歡迎的課之一,每當袁行霈上課時,教室內外幾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講授的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等專題,成為中文系學子心中的經典課程,袁行霈本人被視為北大學者風度的象徵。聽過袁先生課的人,只要被問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風”,有位學生説:“上袁先生的課,你經常有這樣的體驗,不知怎麼,咦,一節課就過去了。”
袁先生帶博士生時,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行霈十分注重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髮表不同的見解。國學研究院博士生曹勝高説:“袁行霈老師很有雅量,儘管袁行霈是一位聲名遠播的學者,但是袁行霈非常虛心,非常坦然地傾聽同學的不同見解。”國學研究院每一屆學生開學典禮時,袁先生在講話中都要提到:這裏的學生要提交兩篇論文,一篇是學術的論文,一篇是個人品德的“論文”。袁行霈要求學生做到學問與道德的統一。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袁行霈的學生中才湧現出孟二冬這樣的時代俊彥和學界翹楚。而袁行霈本人先後獲得國家級與市級嘉獎,並於2006年獲北京大學“蔡元培獎”——這是被北大師生公認的“北大教師最高榮譽”。 [6] 
袁行霈和學生 袁行霈和學生

袁行霈治學之道

作為一名古典文學的學者,袁行霈的研究領域偏重於六朝詩、唐詩、宋詞、文言小説,但袁行霈沒有囿於這些,而是由此開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報》發表《橫通與縱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學主張。奠定袁行霈學術地位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即是橫通與縱通的成功嘗試。後來袁行霈用二十年的時間撰寫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註》和《陶淵明影像》三本書,把自己的學術能量全部釋放在陶淵明這一個點上,以求突破。又由文學史美術史音樂史,繼而從中國文學史出發,擴大到中華文明史的研究。由袁行霈擔任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先後獲得國家圖書獎,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至今已經印刷了多次;袁行霈與數十位學者一起,經過近7年的潛心研究編輯出版的4卷本《中華文明史》,則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貢獻。此書英譯本將於201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袁行霈 袁行霈
袁行霈喜歡一邊欣賞古典音樂一邊讀帖。袁行霈説:“眼前是二王,顏柳,蘇黃米蔡,耳邊是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書法與音樂,中國和歐洲,頗有可以溝通的地方。巴赫與顏真卿的恢宏,貝多芬與蘇東坡的雄放,肖邦與文徵明的俊逸,往往令我驚異其間的相似。當讀到筆墨酣暢之處,又恰逢五音繁會之際,浸潤在一片不可言説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兩忘,不知時光之流逝。”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會貫通之境吧。

袁行霈開門辦館

1999年開始,袁行霈成為繼符定一章士釗楊東蓴、葉聖陶、蕭乾啓功之後的中央文史研究館第七任館長。這固然是袁行霈的榮譽,但袁行霈更視之為社會責任——文史研究館是名流耆宿彙集之地,如何延攬人才,凝聚館員智慧。曾經,在袁行霈的提議下,任繼愈饒宗頤等6人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文史館面向社會,開門辦館,服務大局,回報人民。當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後,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館精心創作了360餘幅書畫作品贈給災區。袁行霈還將自己書寫的對聯交由榮寶齋義賣,所得收入全部捐贈給災區。袁行霈注意到館員中有很多著名詩人,但一直沒有一本詩選,便經過5年的努力,編輯出版了《綴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詩選》。袁行霈的另一大手筆是編撰國家重點文化項目《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全書預計1500萬字,將於2012年出版,可稱為集全國文史研究館之力的“文化地圖”。袁行霈説:“對參加工作的館員和館外專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還是要尊重。” [7] 
“常懷感激之心,常存慚愧之意”,這是袁行霈的真情話語,絕非謙虛之辭。從書齋到社會,從教授到館長,袁行霈都以高潔、紮實的道德學問踐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説:“腹有詩書氣自華”,大約只有“表裏俱澄澈,心跡喜雙清”如袁行霈這樣的人,才能有從骨子裏透出的儒雅吧。”

袁行霈人物評價

馬嘶先生説:“袁行霈沒有年輕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馬、輕佻浮躁、好高騖遠那等凌厲之氣,也從無生活懶散、讀書不求甚解的郎當作風。袁行霈從不張揚誇耀、顯示自己的長處,也從不幹華而不實、譁眾取寵之事。袁行霈於樸實無華的為人處世之中,時時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奮進取的朝氣,表現出一個有志有為青年的高潔品質。”
學生説:“在我們的眼裏,先生總是帶着親切的微笑,他不會讓你感到侷促和緊張。他認為兩個人之間——哪怕是晚輩和長輩,也應該平等地對話。從來都是那樣心平氣和,那樣波瀾不驚。在先生面前你會以為這種氣象的背後一定有曲折離奇的故事。”
最好認的代表
袁行霈代表做事一向低調,不喜歡“出頭露面”,婉拒了幾乎所有記者的採訪要求,但在本次兩會上,年已71歲的袁行霈代表依然十分惹人注目。“袁教授最好認了,滿頭銀髮,這裏只有袁行霈一人如此儀表。”其實,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還是袁行霈的身份:國學大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在袁行霈看來,作為一個學者,應該遠離媒體,充分利用時間,紮紮實實地做學問。 [8]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上講話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上講話 [1]
國學不是要不要的問題
袁行霈代表一向認為,國學不能救中國,也不能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然而,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充分重視中國的國情,國情既包括中國的現狀,也包括中國的歷史,以及中國的學術和文化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入研究國學是很有必要的。“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着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袁行霈代表説。所以,對國學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必須認真面對、認真研究,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應當抱着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發展的態度來對待國學。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 [9] 

袁行霈家庭成員

曾祖父袁績懋,字厚安。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曾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福建省候補道台署理延建紹道,後因太平天國之亂,死守順昌縣城,於咸豐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元1858年10月18日)城池陷落而死於軍陣之中;被清廷追贈福建按察使銜,世襲騎都尉,入祀京師及陣亡地方昭忠祠,常州府、順昌縣兩城奉特旨建專祠祭祀,諡號文節。曾祖母左錫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學才女,其作品現存有《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2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1卷傳世。
曾外祖父曾詠是清朝進士,曾歷任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知縣江西吉安府知府,後卒於江西鄙陽任所,被清廷追贈太僕寺卿銜。
祖父袁學昌為光緒五年舉人,曾歷任安徽滁州全椒縣知縣、湖南提法使;祖母曾懿為清末著名女中醫暨女詩人,著有叢書《古歡室醫書三種》(內含〈醫學篇〉8卷、〈女學篇〉、〈中饋錄〉各1卷)、《古歡室詩詞集》(內有詩3卷、詞1卷)傳世。 [10] 
二伯父袁勵準為晚清翰林,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歷任入值南書房,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之師、京師大學堂(現今之北京大學)提調、清室遜位後任清史館編修及輔仁大學教授,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書畫家及收藏家。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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