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義生

袁義生(1904～1971)山東即墨人。八歲起隨教書的父親輾轉於江蘇南京、河南信陽和山東青島、濰縣求學。

1920年考入金陵中學，畢業後考入金陵大學農林科。由於家境貧寒，他在讀中學、大學時，

常搞些打掃衞生和刻寫蠟版油印等雜活。

1928年冬大學畢業，適逢中山大學要為德籍教授芬茲爾招聘一名學過林業的助手，袁被選中，1929年2月到廣州，任中山大學農學院助教和中山大學白雲山林場技士。在廣州四年，他不但學到了育苗、引種、造林等技術，寫出了《廣州郊區木本植物錄》等論文；而且從芬茲爾等專家身上，學到了工作要有計劃、有條理、親自動手和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為他爾後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他已由助教升為講師，並由技士升為林務股主任了。

1934年，為實現自己為祖國造林幹一番事業的理想，袁辭去中山大學職務，車馬兼步行來到陝西武功張家崗(今屬楊陵區)，就任籌建中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師兼林科主任，先後結合野外調查，講授造林學、樹木學、森林經營與測量等課程。為拓寬學生知識面，他還指導學生課餘養蜂，進行果樹嫁接。在日本帝國主義把魔爪由東北伸向華北，中華民族的存亡出現嚴重危機的關頭，袁支持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並想盡辦法保護自己的學生。

1935年末，學校訓導員找袁，要“追查”“一二·九”運動的學生代表楊炳林的“共黨嫌疑”。他不假思索即表示反對，説：你們總是多事，好疑神疑鬼，人家沒違校規，你查的什麼!此事遂不了了之。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名叫王敏的學生，離校去涇陽安吳青訓班學習，回校後如實向袁作了彙報。袁非但沒有責備，還加以鼓勵。

1939年夏，袁被調往蘭州技藝專科學校，先後擔任副教授、教授兼林場主任，曾利用假期自費到西北各地搞森林調查，跑遍了甘、寧、青、新和內蒙古的各大林區。1940年，他又參加了朱家驊組織的甘寧青造林考察團。長期深入林區，使他認識到要真正實現自己的理想，必須投身於林區之中。

1946年秋，袁離開蘭州，到國民政府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任簡任技正。他原以為抗日戰爭已經勝利，

自己可以在林業實驗的實際工作中顯顯身手了，沒想到國民政府只顧打內戰，根本不重視實際工作。

於是，他在1947年春又離開中央林業實驗所，到曾經多次約請他去任職的西北林業公司工作。這個公

司是國民政府交通部和交通銀行合資辦的，總部設在陝西寶雞。他一到職即被任命為副經理，後任經

理。

1949年初，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反動統治已經搖搖欲墜。西北林業公司奉命南

遷四川，袁隨單位搬到成都。由於國民政府撥不出經費，連職工薪俸也發不出來。為了生活，他於同

年9月到重慶，又進入設在歌樂山的中央林業實驗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袁提供了實現抱負、理想的廣闊天地。1949年12月重慶剛解放，原中

央林業實驗所改名為林業試驗場，袁被任命為場長。他廣招林業專門人才，在場內設立了森林經營、

造林、特用林木和技術推廣四個試驗組；團結技術人員和工人，開始把他多年形成的一套發展林業生

產的設想付諸實施了。

1951年4月，袁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委任為農林部林業總局副局長。他帶隊深入林區，考察西南各

林區的林木生產，推廣林業試驗場的科研成果，對中國的森林資源及其利用，特別是對開發西南地區

的林業，提出了九條建議，對西南林業工作的開展和林區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1953年4月，袁被調往中央人民政府林業部，先後擔任森林經營局(司)的科長、副局(司)長、總工程師。為了使領導機關制定的政策、法規更加切合實際，他跑遍了除台灣、西藏外的全國各省、區的高山林區。他的許

多真知灼見，對中國森林的經營和利用起了重大作用。

早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擔任西北林業公司經理時，針對小隴山林區的開發，他就提出林區不能光伐不育，必須“伐育結合”。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忙於打內戰，對他的意見根本沒有理睬，致使許多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得只剩下光山禿嶺。

新中國成立後，他的“伐育結合”的思想被定為林業工作方針，一直指導着我國各級林業部門的工作。

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中國森林資源日益減少的實際，他主張依照森林生態學相對平衡的理論，紮紮實實

地植樹造林幾十年；還提出次生林改造的建議。領導機關很快接受了他的主張，採納了他的建議。

從此，不光植樹造林常抓不懈，那些處於凋蔽狀態的次生林區也都出現了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

1964年，袁在花甲之年重返西北，到西北農學院任林學系教授，為培育中國的林業專門人才繼續

辛勤工作。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林學會第一、二、三屆理事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