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

袁永熙（1917年2月8日-1999年12月13日），系貴州省修文人，1917年1月出生於天津。1938年6月參加革命，先後任昆明雲南民先隊隊部組織幹事、隊長。1938年秋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同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9年春，任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1940年9月，任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宣傳部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在大後方掀起反共高潮，中共雲南省工委為避免國民黨逮捕中共地下黨員，把聯大學生中大部分黨員撤出學校，袁永熙到雲南箇舊隱蔽，任雲南箇舊地區負責人。幾個月後他離開雲南到四川，在南方局領導下，負責江津地區黨的工作。

1943年，袁永熙回到昆明到西南聯大復學，任西南聯大黨的第一支部書記，並參加組建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雙十協定”簽定後不久，國民黨發動內戰，糾集80萬軍隊進攻解放區。中共中央發出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辦法阻止內戰。西南聯大在全國第一個發起以學生為主的“一二一”反內戰運動。袁永熙同志是該運動的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同志指出“一二一”運動是國民黨統治區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的標誌。

1946年袁永熙同志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統地下黨負責人。在1946年12月發生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和1947年5月發生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五·二〇”學生運動中，袁永熙同志領導的黨組織和民主青年同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對此，毛澤東同志稱讚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是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

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與其夫人陳璉（陳布雷之女）同志遭國民黨逮捕；他在獄中受到嚴刑拷打，但始終堅貞不屈，機智勇敢地保護了黨的地下組織，1948年經多方營救保釋出獄。

1949年全國解放後，袁永熙同志在共青團中央學生部任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助理。在此期間，袁永熙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善於團結教師，發揮教師的積極性，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好評。

1953年9月至1956年5月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 ^[1] 

1957年袁永熙同志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勞動；在此期間，妻子陳璉迫於組織壓力與其離婚（陳璉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和侮辱，憤而跳樓自盡）。

1962年5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後，調河北南宮中學任教，先後擔任南宮中學初中二年級語文，高二、高三英語課。1964、1965年連送兩屆高中畢業班，所教英語高考成績居邢台專區各中學第一，升學率位居第一，受到南宮中學和邢台專區領導的表揚。袁永熙在南宮中學任教期間，服從領導，勇挑重擔，勤奮刻苦，團結同志，業務精，人品高，深受師生好評。

袁永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身心遭到極大摧殘，幸有南宮中學生物教師張蘭芬相伴相依才得以度過劫難，倖存下來。袁永熙在逆境中，仍對黨的教育事業忠貞不二，兢兢業業，孜孜以求，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袁永熙長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徹底平反，被暫時安排在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工作，後到中央辦公廳處理上訪領導小組工作，他積極為受冤屈的幹部落實政策，為冤假錯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1年調任原北京經濟學院任代理院長、院長職務，1994年改任學院顧問，同年離職休養。在此期間他對學院的教育改革與學院的基礎建設、組織建設、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並主持編寫了中國第一套《人口叢書》；1999年12月，袁永熙同志因病逝世。 ^[2] 

袁永熙，貴州修文人，出身名門望族，其祖父是清朝顯宦，並與徐世昌是兒女親家，此外他還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葉公超的內弟；但他最知名的一個身份是蔣介石幕僚長陳布雷的女婿——這樣一個背景的人，居然是“鐵桿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

袁永熙曾在戰時的西南聯大經濟系讀書，是西南聯大地下黨總支書記，也是南方局下屬的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和宣傳部長。

他曾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學生運動，其間與陳布雷的小女陳璉相愛。

抗戰勝利後，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中國共產黨北平學委書記，公開身份則是所謂“敵偽產業處理局”職員。

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結婚，當時他們都已是秘密的地下黨成員。不久，因叛徒出賣，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了這對新婚夫婦，由於身份特殊，他們被用飛機押送南京，關押在國防部保密局，後經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面具保，得到“釋放”。此後兩人在南京任職（陳璉在國立編譯館，袁永熙在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其實仍是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繼續從事秘密活動。陳布雷自殺後，上海地下黨秘密派陳璉的表妹翁鬱文（喬石夫人）專程到南京，囑其離開南京，秘密潛往解放區。此後，他們在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喬石的安排下，由交通員秘密護送至蘇北，最後到達石家莊，回到了自己的隊伍中。

進城後，袁永熙的家安在青年團中央機關的宿舍裏..一批批老同學新朋友不斷到他家來作客..在一片歡聲笑語中，他的臉上卻時常隱隱露出愁容。有的老同學發現，“小袁”——袁永熙是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合大學中共地下黨的總支書記，他的戰友、同學們都習慣地叫他“小袁”——眉宇間的英氣大不如前。

3月間全國第十四次學代會召開，毛澤東在香山接見與會代表。參加學生運動十幾年，昆明“一二一”運動、北平學生抗議美軍暴行和“五二〇”運動的領袖人物袁永熙，卻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不符合政治條件”。4月間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袁永熙的團中央委員候選人資格，也以同樣的理由被取消了。

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袁永熙的黨的組織關係卻不能恢復。1947年他在北平被反動當局逮捕，1948年通過岳父陳布雷（蔣介石的高級幕僚）的關係保釋出獄。現在，黨要嚴格審查他在獄中的表現。

中央青委審查了袁永熙在獄中的表現。基本肯定他在獄中的鬥爭是英勇的，認為他沒有暴露黨員身份，沒有泄露黨的機密，又保護了同志，出獄後積極找黨，總的表現是好的，初步決定同意恢復他的黨籍。但又提出，為了幫助他認識某些缺點和錯誤，建議給予適當處分。袁永熙就和陳璉在一起，以英勇犧牲在敵人屠刀下的先烈為榜樣，查找自己的差距。

事出意外，青委的這個報告送到中央組織部，竟未被批准.。中組部的領導人中有了不同意見。一位資歷很深，威望很高的老大姐認為，共產黨員填寫了“悔過書”就是失節行為。她説：“敵人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你自己總該知道吧，怎麼能喪失氣節，向敵人屈服呢？”另一位同樣資歷深威望高的老大姐錢瑛，卻持不同意見。錢大姐長期主持南方局的組織工作，熟悉地下黨的工作，也深知袁永熙的情況。她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如果袁永熙拒籤與共產黨員身份無關的“悔過書”，無疑於暴露自己。他沒有權利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他的黨員身份一旦暴露，同案的陳璉、邢方羣、陳彰遠的生命就都有危險，還會危及更多尚未被捕的同志。難道只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才是保持革命氣節？

兩位大姐的意見不一致，中組部只好向中央請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對中組部的請示作了這樣的批示：“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這一批示看似不偏不倚，對兩種意見都有所採納，實際上，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肯定了袁永熙在獄中有變節行為，因而才不能恢復黨籍 ，而要他重新入黨。

袁永熙知道這個“歷史污點”的分量，他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可是他已經無處辯白無處申訴了。他對邢方羣説，自己向來遇到多大困苦也不哭，但這一次他哭了。他只能無奈地服從組織的決定。好在留在團中央工作期間，領導人和同志們都瞭解他信任他，為他創造了良好的工作學習條件。不予恢復黨籍而是重新入黨的決定，確實沒有影響組織對他的使用。他幾次隨團出國學習、考察，多次參加全國性的會議，起草文件，參與決策。1952年他被任命為團中央學生部副部長。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艱險的環境中對反動勢力搏鬥了十來年，一夜之間忽然被一筆購銷，成為一個新黨員，這個嚴酷的決定，袁永熙實在難以接受。

十年間，不論是在昆明、在雲南農村、在四川白沙、在北平，他始終都在為爭取實現民主、自由、富強、文明的新中國而進行當時當地可能進行的鬥爭。

他入黨不久就被選定為西南聯大支部書記。那時候，在昆明，救亡民主活動還處於開荒時代。他脱穎而出，以正在經受肺結核侵害之身擔當重任，支持邢方羣的創舉，把羣眾性社團“羣社”建立起來，發展起來，充實起來，並且帶動廣大同學成立了許多社團，形成百花盛開的局面，衝破了反動當局統治下的大後方的“可怕的冷靜”。

1941年初，皖南事變以後政治寒流襲來的時候，特務頭子康澤殺氣騰騰地帶了一幫打手，到昆明準備大批抓人，成立集中營。袁永熙表現出來機敏、沉着，從容不迫，帶領同志們有步驟有秩序地疏散，並爭取地方勢力龍雲和開明的學校負責人梅貽琦抵制康澤的惡毒謀劃，使康澤處處碰壁，氣急敗壞地離開昆明。

在重慶附近的江津白沙三年，不能經常與紅巖聯繫，在大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他基本上還是獨立作戰，依託自己任教的學校，撒播民主種子，擴展民主陣地。

1944年秋，民主運動高潮來臨，他回到昆明，就又成為民主運動的弄潮兒。依託“民青”，促進了那裏的進步民主力量再次大發展。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初，蔣介石運用嫡系武裝力量迫使龍雲下台，任命CC骨幹分子李宗黃為雲南省黨部主任、代理省主席，雲南民主運動形勢惡化。同時，一邊在重慶舉行國共會談，一邊在華北一些地區內戰的炮火已經響動。在內戰陰雲密佈的形勢下，人民羣眾對和平民主的要求更加強烈。11月下旬一天夜晚，昆明市幾所大專院校學生在西南聯大的大草坪集會，呼籲民主和平，要求制止內戰。

會後，被反動武裝威脅激怒了的同學們連夜串聯簽名，要求罷課以示抗議。當時中共雲南地下工委並沒有做什麼部署，是蔣介石的親信李宗黃在大家的反內戰怒火上澆下了一瓢滾油。袁永熙領導黨支部當機立斷，因勢利導，適應同學們的要求，從各方面做好工作支持羣眾運動。“一二一”運動就是這樣勃發起來的。昆明三萬多學生行動起來，到處舉行大大小小的集會，組成各校的和全市的罷課委員會，趕寫和印發宣傳品，各式各樣的街頭宣傳激動人心。人們在抗戰勝利以後為內戰陰雲密佈、專制統治強化而憋了幾個月的氣，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那些天，袁永熙更加奔忙起來，聽各處羣眾反映，瞭解各界動態，在各個學校之間跑來跑去。為的是準確地知道運動的火候，隨着情況的變化對羣眾提出恰當的建議，以促進運動得到最好的結果，最大限度地避免民主力量的損失。為了得到教授們的支持，他登門拜訪吳晗、聞一多等，使他們瞭解同學們的情緒。教授們之間相互串聯，開會一致決議停課支援學生。在教授們和學生們之間出現不同意見的時候，袁永熙各方奔走，化解了意見的分歧，統一了大家的行動。

1946年夏天，袁永熙回到北平，以金城銀行職員的公開身份立足，擔任南系地下黨學委的負責人。他不但在從昆明覆員到北平的學生中活動，而且很快就與原來在北方的進步民主力量取得聯繫。在遵守不打通組織關係的原則下，做到了密切配合，相互呼應。

1947年4月間，他了解到北平各大學學生反對內戰的情緒高漲，紛紛聚集起來討論時局，商量應該怎麼辦，一些社團已在醖釀向羣眾開展反內戰宣傳。清華大學學生已經提出了“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他敏感到，這個口號把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密切結合起來了，適合廣大羣眾的迫切要求。於是當機立斷，與地下組織的同志們商定，立即開展一次反飢餓反內戰的羣眾運動。在“五二○”以前，北平學生就上街遊行了。

北平“五二〇”大遊行以後，過去在昆明“一二一”運動中那一部分激進的學生又突然提出建議：定6月2日為全國反內戰日，在這一天同時罷課、罷敎、罷市、罷工，舉行大遊行。華北學聯未經慎重討論，一時激動，採納了這個建議，並向各地發出通知。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錯誤決定，等於把自己的行動計劃事先告訴反動當局，反動當局據此就可以有準備地進行鎮壓。袁永熙和他主持的南系地下學委的同志們知道後，立即與北系的同志們商議，共同阻止這一行動。

他們説服大家，改全市大遊行為在各個校內追悼聞一多、李公樸和一切被反動派殺害的人們，並請各校學生代表到沙灘北大校內，舉行“民主廣場”命名儀式。同時採取各種措施，防止特務破壞。既避免了遭受打擊，，也保護了羣眾的積極性。

袁永熙在獄中填寫悔過書究竟算不算變節行為？

按照過去黨的領導人對他的教育，袁永熙在獄中的行為並沒有什麼錯誤，不能被定性為變節.。以後的事實也證明，雖然允許他重新入黨和不影響對他的使用，但已無法彌補這種不合理的定性對一個忠誠戰士的傷害。

早在1937年7月，中組部就有明文規定：對那些“因為黨的嫌疑被捕，未供出自己與組織的關係（即未承認是共產黨員），因有人擔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寫自首書或一般反共志願書始能出獄者，亦不得作自首論。”中組部的文件還指出，如果不去細心分別各種情況，對保釋出獄的同志“一律的採取打擊的方法，這是一種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不知什麼原因，在處理袁永熙的問題時，這個文件的精神竟沒有發揮作用。

袁永熙被捕扵1947年9月26日晚.，他和陳璉結婚剛兩個月。那天晚上，邢方羣（地下黨北平職業青年支部負責人之一）、陳彰遠（地下黨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在袁永熙和陳璉（地下黨北平職業青年支部委員）家裏開會。突然響起急促的敲門聲，説是綏靖公署來的，要找袁永熙。袁永熙迅速地把陳彰遠他們帶來的“民青”（在昆明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藏到衣櫃頂上。本來，他們要討論“民青”與北平其他進步青年團體成立聯合組織的問題，因此帶來了原先的章程。四個人一起被捕，藏在衣櫃頂上的“民青”章程也被搜走。

那天到袁永熙家裏來抓人，本來是受另一案件的牽連。他的真實身份並沒暴露。

袁永熙長期從事地下鬥爭，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南方局主管組織工作的錢瑛和中共雲南工委書記鄭伯克都一再和他談過，萬一被捕應該如何應對。他們告訴他，只要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你已經暴露，就決不能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要事先編好口供，至死不改，即使犧牲自己也要保護組織和同志，也要保護黨的機密。

這次被捕後，他就根據這一原則給自己編造了一份假口供。不管敵人怎樣嚴刑拷打，他始終堅決否認曾參加過共產黨。但特務已經從他家裏搜走了“民青”的章程，這個問題無法迴避。只有他自己承擔起來，才能保護陳彰遠、邢方羣以及陳璉的安全。於是，他承認自己在昆明時參加了“民青”，介紹人是聞一多教授.（聞一多先生早已被國民黨特務槍殺，已無從追查）。他説回到北平後，自己已經畢業離校，忙於結婚，找職業，安排生活等，早就不和“民青”聯繫了。特務追問“民青”的章程是哪裏來的，他説，是經濟系的一位同學在北平找不到工作，他要到外地去，臨走時扔到自己家裏的（實際上這個同學早已到解放區去了）。

特務們使用各種酷刑追逼袁永熙承認共產黨員身份。他們用皮鞭死命毒打他，用竹籤子刺他的手指，往他的鼻子裏灌辣椒水……使他多次昏死過去，甚至逼他的妻子陳璉到刑訊室看他受刑。袁永熙經住了這些考驗，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這也是同時被捕的同志得以先後獲釋的一個重要原因。

離開這個監獄前，特務們要他寫一個他們叫做“自白書”的材料。他就按照他的假口供的口徑，説自己從小就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學生，參加“民青”是為了要求和平，反對內戰。離開昆明後和“民青”已經沒有聯繫。

12月初他被押解到南京。關押期間，特務給同室的幾個人各發一張“悔過書”讓他們簽字。如果“悔過書”上有表示退出共產黨的字樣，他當然可以拒籤.，因為他沒有承認黨員身份。他看到“悔過書”上沒有這樣的詞句，只是一些“受共產黨煽惑，誤入歧途”之類的詞句。同室的人陸續都簽了名，袁永熙如果不簽名就會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就在每一個詞句前面加上兩個字：“並未”。這樣，實際上把“悔過書”變成了“並未悔過書”。“手續”在形式上是完成了，特務也無可奈何。

最後，他的姐夫葉公超（當時的外交部次長，早年袁永熙的姐姐袁永嘉在燕京大學畢業後，與當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的葉公超結婚）從中斡旋，保釋他出獄。有三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不離開南京，不過問政治，和“民青”脱離關係。他想，在過去的供詞中已經説過到北平以後與“民青”再無來往，實際上已經承認了脱離關係，説不離開南京、不過問政治，實際上也管不住自己的秘密活動，就同意了。

出獄以後，他立即積極找黨，同時儘可能聯繫南京的大學生，傳播從收聽新華廣播電台的播音得到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做思想工作。直到得到機會進入解放區，參加中央青委的隊伍，進入解放了的北平。

無可奈何地當了“右派”

不能恢復黨籍而重新入黨以後，袁永熙儘管心裏想不通，還是接受組織上的安排，盡心盡力地做好工作。而且堅持實事求是，決不隨風轉向。

1953年，中共在全國大學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袁永熙受中宣部、教育部和團中央委派，率領工作組到廣東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領導運動。這兩所著名的大學被認為是思想改造任務很重的地方。當時，他雖然認識不到建國後這第一場針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左”的實質，但是，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他的頭腦顯然比較清醒。在開展思想批判的同時，很注意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和尊重。這兩所著名大學的學者，因而免於受到嚴重的傷害。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

1954年，他被調到清華大學，擔任黨委第一書記。在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剛剛開始的歷史時刻，能到清華這個“工程師的搖籃”去主持工作.，他感謝組織的信任，立即離開團中央，精神振奮地到清華去，一頭鑽進新的工作。沒有想到，1956年5月清華大學黨代會上，上屆黨委第一書記袁永熙，這次被“選”為常委，行政職務是校長助理。據説，會前高校黨委向北京市委打了報告，提出像袁永熙這樣有“歷史污點”的人不宜擔任黨委的主要領導人。當然，這是領導上的內部決定，公開的説法是“工作需要”。可是大家心裏明白，這實際是降格使用。

不論做黨委書記還是常委委員、校長助理，他總是毫無常見的做黨的領導工作的人的凌人氣勢和官架子，尊重學有專長的教授們，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像過去自己當大學生時候一樣熱愛青年學生。正如他去世後組織上為他寫的“生平”中所説的，他在清華大學期間，“善於團結教授，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好評。”——而這正是他不久以後被定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

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學校通知黨員領導幹部進城聽關於整風的重要報告。袁永熙作為黨委常委，神情自若地坐在準備進城的大轎車裏。開車前，聽到有人在窗外喊他的名字。下車後他得到通知：“這個會你不要去了！”看着汽車開走，袁永熙怔怔地站在那裏發愣。他預感到，這次運動可能又要整到他頭上來了。後來他得知，當時有個黨內“打招呼”的文件，也沒有給他看。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早已經被內定為右派。他完全被矇在鼓裏。

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運動不久，袁永熙就開始受批判。在一次有上級黨委代表出席的擴大黨委會上，宣佈袁永熙“已經墮落為右派分子”，還列舉了他的一些“反黨罪行”。他的老戰友邢方羣和張定有一天奉命去清華大學參加對袁永熙的揭批會。他們兩人在會上沒有發言，因為他們確實記不起來袁永熙有什麼反黨言論。有幾個大概是運動的骨幹分子的人作了揭批發言後，袁永熙説：“會上揭發的事，與我無關。如果學校當局硬要拿我做典型，我也無可奈何！”

實際上，這場運動一開始，他就被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點名為黨內右派分子。先定了性，再拼湊材料，然後無限上綱，亂戴帽子。袁永熙的親友家人只知道他和學校領導人之間在教學上有點不同意見，這本屬工作中的正常現象。誰也沒有聽到他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疾風暴雨來得真快，7月22日，《人民日報》第四版頭條地位赫然出現一則三千來字的大新聞，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立場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

同一天，《北京日報》也在頭版刊登了這條新聞。顯然是統一佈置的。

在這之前，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聽説袁永熙在清華大學受到批判，大為吃驚。正準備派人到清華大學去問問，報紙已經登了出來，事情已成定局。

第二天，《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人民日報》的報導，大小標題一字未改。第一版上還以通欄位置發表社論：《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必然會發展成為政治上的右派》。作為團中央的喉舌，《中國青年報》把袁永熙作為訓誡青年幹部的一個重要反面教材，不但把他和全國著名的“大右派”相提並論，還把他的所謂“變節”的歷史問題也抖露出來，説他“被捕後貪生怕死，向敵人投降自首，無恥的背叛了革命，後來又不改造思想，運動一來，自然就墮落成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清華大學黨委給他定案的結論中，強加給他三項罪名：1，整風期間污衊誹謗黨中央；2，在右派猖狂進攻期間惡毒攻擊黨委整風沒有決心；3，對右派分子進攻大加讚揚和支持。

所根據的材料，幾乎都來自他同個別人交談時的片言隻語，掐頭去尾，斷句取義，誇大歪曲，有的則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只要有一個人“揭發”，既無物證，又無旁證，就成為一條“罪證”。他一再説明這些材料不確實，黨委都不予理會。在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他遵照黨中央的精神和清華大學領導人的意向，説明整風首先是整黨的領導幹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鼓勵大家鳴放。這就成為誹謗黨中央，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在彭真作整風報告後，他贊成報告中提出的邊整邊改釜底抽薪，提出接受合理意見，領導做個檢查，以利於團結大多數。這完全出於善意，協助領導。那時候他對中央的反右部署毫無所知，曾對一位副書記在常委會上不發言不理解，説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這些就被認為“攻擊黨委”。“善於團結教授，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好評。”這在當時就難免被認為“作了右派分子的內應”。右派幾乎都是知識分子。

袁永熙在西南聯大時的老戰友、當時在北京市教育系統做領導工作的李晨，對於袁永熙被定為右派大為震驚。他找到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説：“我想不通，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袁永熙這樣一個人會反黨反社會主義”。為這樣的大右派説情是犯大忌冒大風險的事。當時，劉仁沉默了一下，並沒有批評李晨，只是讓他“還要像過去那樣關心他，幫助他”。後來，李晨才得知，其實劉仁也不同意把袁永熙劃為右派，只是他也無能為力。袁永熙的老領導鄭伯克安慰他説：一定能平反，只是時機未到。鼓勵他還要好好工作。

曾被視為一代英雄人物的袁永熙，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成了一個“右派分子”，還加上了“階級異己分子”的頭銜，只因為他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他相濡以沫並肩戰鬥了十八年的妻子陳璉被迫不能不和他離婚了，孩子們也跟着媽媽走了。這是他和妻子的共同決定（詳情見本書中的《跨進門檻以後.》一文）。他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以後，被趕到昌平縣長城腳下勞動改造。這時候的袁永熙已經無家可歸，孤身一人，舉目無親，終日放羊餵豬，與豬羊為伴。他後來自我解嘲説：唱了幾年“蘇武牧羊”。這期間，他曾受到羊的感染，患了羊炭疽病，高燒不退，病了整一年。幾個醫院查不出他患的是什麼病。幸虧一位診治過這種病的大夫猜出了病因，他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1962年夏天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他結束了“蘇武牧羊”式的生活，作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宮縣繼續改造。

戴着“變節自首分子”、“右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三頂大帽子，袁永熙到了南宮縣南宮中學做教師。當時已是期末，學校不好給他安排課程，就讓他臨時協助體育教師開展球類活動。這位四十多歲的文質彬彬一書生，接受了這個任務，就認真當起籃球裁判來。看他滿場跑着吹哨子，運動員們還以為他是新來的體育教師。他這個裁判公正認真，得到大家的認可。以後每逢球賽，學生總請他當裁判，他也隨叫隨到。雖然每次散場他都累得往牀上一躺，再也不想動彈，內心卻是少有的輕鬆愉快.。青年教師們的課外活動，不管是球類、棋類，他都興致勃勃地積極參加，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下半年，他開始教初中的語文課，每天兢兢業業認真備課。學生的作業，他全批全改，經常工作到深夜。學生對這位知識淵博工作負責的老師非常滿意。這時候，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學的外語課一律不再學俄語，要求有條件的開設英語課。南宮中學沒有英語教師，遇到了困難。校長和袁永熙商量。沒想到，他竟一口答應下來，承擔了高二和高三的英語課。1964年和1965年一連送走了兩屆畢業班。畢業學生的英語成績在所屬專區是最好的，升學率也是最高的，因而受到專區的表揚。大家都非常高興。

以袁永熙當時的身份，在南宮中學他很可能成為受人歧視的另類。可是，幾年下來，在這裏他卻普遍受到人們的尊重。大家不能理解，這樣一個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人，怎麼會是一個右派分子？看到他孤身一人生活艱難，同事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1965年邢台大地震後，學校裏房舍倒塌，食堂不能開伙，袁永熙的生活更為困窘。同事中的熱心人決心要為袁永熙建起一個能為他遮風避雨的家。他們想到了一直獨身的化學老師張蘭芬。張蘭芬雖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卻不改鄉土本色。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為人處世只以她認定的善惡是非為準，並不受什麼政治戒律和教條的約束。加上她心地單純善良，性格強韌，認定了的事情就會不顧一切堅持做到底。實際上張蘭芬早就對袁永熙的情況有所瞭解，知道他早年參加革命，為人民作出過貢獻。看到他人品好，有學問，認定他是一個受了冤枉身處逆境的好人。她願意為這個災難深重的苦命人獻出一顆愛心。就這樣，學校領導和老師們熱情地為他倆操辦了婚事。從此，袁永熙不但又有了一個温暖的家，而且有了一個忠誠不渝的生命保護神。

可惜又是好景不長。半年以後，“文革”浩劫來臨，南宮小城也逃不過這場災難。中學生還不大懂事，最易受到煽動蠱惑。袁永熙頭戴幾頂政治大帽子，又是京城裏下來的大幹部，他的行政級別雖然已從十級降為十七級，仍然高於縣裏的領導人。再加上個別心術不正的人挑動，運動開始的第一天，他就被抄家封門，關進“牛棚”，成為學校裏批鬥的頭號“黑幫”。

到了8月，毛澤東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後，紅衞兵的暴力恐怖活動波及全國，南宮中學的武鬥一天天升級。一次批鬥會上，學校的教導主任被活活打死，同時被批鬥的袁永熙和幾位教師已是命懸一線。幸而軍宣隊及時趕到，救了他們的性命。以後，縣裏接連發生了“走資派”和教師自殺和被殺的事件。張蘭芬意識到袁永熙的處境已十分危險。這時候不論批判誰，都可以和袁永熙掛上鈎。批劉少奇，説他是“劉少奇的黑爪牙”。批彭真，説他是“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批三家村，他又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將”……他多次遭到毒打，滿口牙齒都被打掉，多少天都不能咀嚼食物。張蘭芬下定決心，豁出自己的一條命也要保住好人和親人袁永熙的一條命。

紅衞兵逼迫張蘭芬揭發袁永熙的罪行，她不肯亂寫，甚至故意以不寫相對抗。紅衞兵説她對抗運動，“勒令”她和四類分子一起幹髒活重活。她很樂意，這樣正好可以保護和照顧袁永熙。有一次她跟着到批鬥會場，看到袁永熙被紅衞兵們拳打腳踢，逼他承認別人捏造的假材料。她覺得情況不妙，一口氣跑到武裝部。一見軍宣隊的同志，她救人心切，不由自主就雙膝跪下，請求他們“救救袁永熙”。軍宣隊趕到學校，袁永熙已被打得滿臉鮮血不成樣子了。以後，只要一看到袁永熙被揪走，她就去武裝部搬救兵。1967年開始“抓叛徒”，一天夜裏，縣裏要開大會批鬥“叛徒”，勒令袁永熙參加。她怕參加這個會凶多吉少，就和袁永熙一起去找軍宣隊。軍宣隊同意袁不去開會。張蘭芬想辦法帶他走到幾里地外的棉田裏，躲到12點鐘以後，她倆才悄悄回到家裏。這次批鬥大會上，84歲的有名望的老縣長不幸丟了命。第二天，造反派頭頭兇狠地訓斥張蘭芬：”以後你再去找支左領導人，就砸斷你的腿！”張蘭分毫不示弱：“除非你們不再鬥袁永熙，否則我還會去。”以後，他們果然暫時拋開袁永熙，每天對張蘭芬拳打腳踢，逼她揭發袁永熙，實際是要她對自己的丈夫栽誣陷害。張蘭芬不理這些。他們甚至以吊死她相威脅。她還是不予理會。最後支左部隊派人駐進學校，才制止了他們的無法無天行為。支左部隊的領導人之所以能夠這樣全力救助袁永熙，是因為他們“文革”前在學校搞過一段軍訓，瞭解袁的歷史和在校表現。更重要的是，確如袁永熙的兒子所説，如果沒有這位繼母的捨命維護，他們的父親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袁永熙的專案人員跑遍了全國，查清了他在運動中的交代完全屬實，別有用心的人對他的所謂揭發則純屬捏造誣陷。他的問題解決了，而南宮中學已被砸爛，學生回家，教師都到幹校勞動。袁永熙以後被分配到鄉里的中學任教。張蘭芬作了統計，袁永熙在南宮待了十七年之久，任教不足九年，勞改和挨批斗的時間則長達八年。八年間，遭受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鐵拳的摧殘，比三十二年前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裏所受的種種酷刑，有過之而無不及。

1979年，三中全會以後，袁永熙才回到北京等待落實政策。他的精神狀態已大不同於兩年前，又是機警幹練、從容鎮定的了。老同學們高興地説：昆明時代的小袁又回來了。

寒冬已過，大地開始復甦。為袁永熙落實政策的事情，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解決的還算順利。清華大學黨委經過複查，宣佈袁永熙的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銷了開除黨籍和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的結論，恢復黨籍，恢復政治名譽和原來的待遇。以後，團中央黨委確認了袁永熙在獄中沒有暴露黨員身份，保護了同志，保守了黨的組織機密，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品質。出獄後，積極找黨，並向黨徹底交代清楚情況，沒有隱瞞，表現出對黨的忠誠。因此，認為過去主管領導部門對袁永熙的處理意見“是不妥的”，建議予以撤銷。團中央的這個建議上報後，中組部覆函同意團中央機關黨委的意見，撤銷當年“不妥當的”處理意見，恢復袁永熙的黨籍。沉冤終於得以洗雪。袁永熙再也不用揹負那個精神枷鎖了。可是，這一“沉”就是漫長的32年！

這年春節，邢方羣陪袁永熙去給50年代團中央的老領導胡耀邦拜年。耀邦問袁永熙今年多大了？袁説63歲了。耀邦接着説：“63，大了點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指了一下座中的胡啓立説；“要像他那個年齡就大有可為了。”耀邦是多麼為袁永熙惋惜呵！可惜時間不能倒流。

袁永熙是在清華大學被定為右派分子的，按政策規定平反後本應回原單位。可是，受到來自高教部的阻力，不能回清華。他被安排在中央辦公廳，在馮文彬領導下工作。馮要他蒐集十個違法亂紀的實例，作為典型案件。他明知道很不好辦，也只好接受下來。他先選出北京市某縣縣委書記貪污的一個案子來調查。此人在市委有後台，頂住了，材料弄不出來。這類案子，看來夠“典型”的，碰到的阻力都很大。他下邊的幹部也掣肘，認為這種事情幹不得，不知道會碰到這些人在上面的哪位首長，自己吃虧。他實在幹不下去。後來，由北京市給他安排工作，調到北京經濟學院。當他被正式任命為經濟學院院長時，已經行年六十有五。他抓緊自己的餘年，踏踏實實為學院的建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還主編了中國第一部《人口從書》。以後，又先後擔任第六和第七兩屆全國政協委員。

八十年代初期，雲南黨史辦公室在昆明召開“一二一”運動史稿座談會。

馬識途和袁永熙都被邀與會，而且被分配同住一室。他們兩人四十年代同在西南聯大領導民主運動，兩人分別擔任兩個支部的書記。按照地下工作的規則，兩個人工作上互相配合，但不打通關係，避免接觸。因此，兩人並肩戰鬥了幾年，彼此卻連一句話也沒有講過。此時此刻，兩位老戰友在經歷了幾十年大風浪大坎坷之後，在過去一起戰鬥過的地方重逢，真是意外的驚喜。一聲“老袁”“老馬”，兩手緊緊握住，老袁的眼睛濕潤了，話匣子打開了，像江河水一樣滔滔不絕奔流而出。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自己的戰友。

講到“反右派”，他憤憤然：明明説是要大家幫助黨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説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誰知言猶在耳，卻大抓起“右派”來.。其實，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不過是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對腐敗和官僚主義而已。我們在昆明那時候，看到從延安發出的一切文件，不都是號召為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嗎？我們在昆明不是以民主自由作為戰鬥的旗幟嗎?為什麼勝利了就背棄自己的諾言?還竟然説什麼有罪之人言必有罪。把右派定為“反革命”，，就是宣佈思想言論可以犯罪，可以科以刑律了。這是封建王朝才有的事，怎麼可以出現在向人民承諾了要實現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

袁永熙向馬識途講述他和陳璉在“文革”中的遭遇。他最傷心的是陳璉的跳樓自殺，談起來涕淚橫流。作為國民黨高官的女兒，陳璉以她的家庭條件，聯大畢業，到美國留學，成為專家，然後回國，那樣，她不是可以被待為上賓嗎？他又反問：抗戰時期，黨不是號召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嗎？陳璉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就不應該參加嗎？實際上週恩來總理對陳璉的入黨就非常重視。建國後還讓她專門就就家庭出身問題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過言，引起很好的反映。可是，運動一來，像她這樣揹着反動家庭包袱的人，就是有“原罪”的人，就成為運動的重點，受到殘酷的鬥爭。她只有一死了之。毛主席講過沒有知識分子參加，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難道勝利以後就不要知識分子了嗎？

袁永熙向馬識途提了一大堆問題，馬無法回答，他也並不一定等着回答，他是在傾訴。馬識途説，這是那些在歷次運動中遭受煎熬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他們常常自問：我到底錯在哪裏，難道就錯在我是知識分子嗎？這樣的問題誰能回答？

袁永熙和陳璉的兒子陳必大曾問過他：如果仍從當年的環境開始，讓你重過一生，你還會投身革命嗎？他説：如果天下清平，誰都想有一個穩定的職業，過體面的生活。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讀書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沒打進來，我們兄弟完成學業後，也許有人會走這條路。但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政策弄得國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變當時那種社會狀況，個人前途也無從談起。而且青年學生一腔熱血，容易被改造社會的激進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實際，也總覺得比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窩窩囊囊、蠅營狗苟要高尚。再説，即使你老老實實當一輩子縮頭烏龜，誰能保證日後你就不會被打成右派呢？問題不在當初的理想是對是錯，問題在於為什麼後來不能按照當初的理想去做……

這個“為什麼”的確是個根本性的大問題。當初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理想而奮鬥，有什麼錯？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這樣的奮鬥目標，我們就跟着共產黨走，有什麼錯？建國後我們繼續堅持實現當年的理想，卻成了不識時務，這豈是我們當初能夠料到的？為什麼共產黨沒有實行原先的諾言，而採取了另一套路線、方針、政策，而且把堅持原先的理想的人們當作敵人？回答了這個大問題，就解答了中國問題的大半。誰來回答？

陳必大還談到，父親當了兩屆政協委員，有幾次想就教育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個系統發言。可是他對“左”的論調非常牴觸，當他看到報紙上那些“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之類的文章，又覺得心裏添堵，意興闌珊，常常把稿紙一扔再也不碰。兒子説，爸爸自己講，年輕時鋒芒畢露，二十年右派生活的磨練，如今與人交往非常慎重，不輕易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常告誡兒子，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魯迅語），能不説的話就不説.。他大概還記得，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那個對專制魔王愚忠但為人正直清廉的老人，在自盡前十幾個小時，特意把他喚去，對他説的幾句語重心長的話：“永熙呵，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從政而不懂政，投在蔣公門下，於今悔之晚矣！永熙呵，政治，政治這個骯髒的東西不好弄，千萬別捲進去……”

80年代中，在錢瑛同志追思會上，三十多年前那位堅持把袁永熙定為“變節”的老大姐竟然還認出來袁永熙，親切地招呼他：“小袁啊，當年給你的處分，現在看是重了些……”袁永熙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只説：“大姐，你多保重！”不知老人家是否知道，這個 ”重了些”的處分，幾十年來給面前這個“小袁”帶來了多大的傷害。

安寧的日子沒有幾年，袁永熙又被病魔纏身，先被懷疑患上了癌症，後又被腦血栓擊倒。這些病患與多年的苦難折磨顯然有關。痛苦再一次折磨袁永熙多年。雖有老伴張蘭芬悉心照料，但是半身不遂，不但腿腳不聽使喚，腦子也不靈了，寂寞抑鬱，心情很不好。老友邢方羣常來看他，知道他為自己一生屢遭不幸而深感不平，一再勸慰，並送給他一本《彭德懷傳》，對他説，像彭德懷這樣功勳蓋世的老帥遭受迫害而死的已非一人，我們總算沒有被折磨死，聊以自慰吧！——邢方羣説，自己也知道這些話沒有什麼説服力，只能相對嘆息。

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袁永熙默默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戰友們深深惋惜：他在生命成熟的時期，才華沒有得到發揮，未能放射出青年時代地下工作中那樣耀目的光輝。這惋惜不僅是為他個人，這教訓當然也不僅僅在於哪幾個人。

當年陳布雷萬念俱灰，死前留下遺言：“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還對袁永熙説：“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陳璉像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捲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言猶在耳，又一場政治風暴將袁永熙和陳璉席捲而去。作為教訓，後來袁永熙學“聰明”了，他曾一再告誡自己的孩子：“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能不説的話就不説，更不要得理不饒人，因為一張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

説真話真是難，難在要提防別人有機心。於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就有了這樣的一問——説，還是不説，這是一個問題。

袁永熙第一任妻子是陳璉（1919年10月13日出生於浙江慈溪，1967年11月19日自殺於上海）。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文膽”、心腹，可是，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卻是有名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們一直“潛伏”在敵後，甚至為此入獄——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骨肉至親。陳璉也深愛父親，但是為追求理想，她不顧親情，走上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翁婿的第一次見面竟是女婿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刻，這顯得多少有些尷尬。 ^[4]  戀愛

北京電視台熱播的連續劇《潛伏》受到廣大觀眾的強烈歡迎並非偶然。它以扣人心絃的場面、曲折離奇的情節、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反映了20世紀40年代國共諜戰的歷史。它雖然是經過藝術加工的影視作品，卻並非胡編亂造的“戲説”，而是具有大量真實史料作為後盾的。

蔣介石貼身國策顧問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和女婿袁永熙就是這樣一對“潛伏者”。

陳布雷（1890年—1948年），浙江寧波慈溪人，是蔣介石最信賴的同鄉和最親近的侍從主任、國策顧問、智囊，在蔣介石身邊工作長達20餘年。

蔣介石遇有重大事件，大都要單獨跟陳布雷密談，由陳整理各方面的意見，以供蔣決策；蔣介石每次對文武官員講話，或由陳布雷事先起草，或由陳布雷預擬提綱。即便是蔣介石即席講演的記錄，也要經陳布雷潤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蔣介石發出的重要電稿，都要經陳布雷一一審閲訂正。因此，陳布雷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是蔣介石的心腹要員。

就在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家裏，竟然出現了一位中共地下黨員！

陳璉是陳布雷的女兒。她於1919年生後不久，母親楊宏農（品仙）就因產褥熱去世。陳布雷倍加疼愛幼女，為她取乳名“憐兒”。

陳璉是個非常美麗的才女，當事者在回憶時幾乎都會提到她的花容月貌：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酒窩，秀麗、端莊，是真正的大家閨秀。然而她又是一個特別倔強和追求上進的人，父親曾要她進幼兒師範，但她讀了一年之後，就和父親大鬧，堅決轉學，考入了杭州高等學校。

陳璉一直仰慕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這些貴族浪漫而富於激情，背叛了自己的出身，為了推翻沙皇統治而不惜殺身成仁。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骨肉至親。憐兒也深愛父親，但是為追求理想，陳璉不顧親情，走上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陳布雷帶着憐兒撤退到重慶。她在合川國立二中讀高中時，中共地下黨組織便為她的心跡所感動，發展她秘密入黨。她高中畢業後即打算去延安，結果被周恩來、鄧穎超勸阻，要她以大局為重，留在父親身邊從事地下活動。

陳璉於1939年20歲時，考入昆明西南聯大。陳璉秘密活動的上級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也出自名門望族，祖父是清朝的顯宦，和徐世昌是兒女親家。袁永熙還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葉公超的內弟。他比陳璉大兩歲，也在西南聯大讀書。

1940年，23歲的袁永熙已經是西南聯大的中共地下党支書，後來又擔任總支書記。抗日戰爭期間，昆明西南聯大的革命青年運動非常活躍：讀書會、歌詠會、朗誦會、牆報，以及上街宣傳抗日、募捐、演戲等一系列救亡運動，構成了進步青年火熱的生活。而當時在艱苦生活中患着肺病的袁永熙正是西南聯大活動的主要領導者。自然而然地，陳璉和袁永熙相愛了。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北平學委書記。公開身份是“敵偽產業處理局”的職員。

1946年秋季，27歲的陳璉大學畢業，也到北平工作，擔任貝滿女子中學歷史教員。她對住在南京的父親提出：要跟袁永熙結婚。

遠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陳布雷，對憐兒的婚姻非常關切，對於未來女婿一切疑點都倍加詳查。他暗中委託國民黨北平市副市長張伯瑾詳查袁永熙其人。據密報：袁永熙人品才學俱佳！而且，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教授是袁永熙的姐夫，孫國華教授是他另一個姐夫，歷史學家吳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著名學者、散文家朱自清教授則和孫國華相熟，對袁永熙十分賞識，陳布雷於是欣然接納了這位門當户對的乘龍快婿。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禮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國民黨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其太太、小姐們應邀而至，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先生證婚。北大、清華校友們送的禮物是一套《魯迅全集》……

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陳布雷的女兒”這塊招牌為他們夫妻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但不久，發生了“地下電台案”。因為意志薄弱者的叛變供認，特務知道了北平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地點。袁永熙引起特務懷疑。1947年9月，軍統特務從棉花衚衕甲5號的房頂縱身躍下，包圍了袁永熙和陳璉的住房，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聯盟）綱領”等文件。

1947年9月24日，剛剛度過蜜月的新婚夫婦雙雙進了牢房。國民黨特務用盡一切辦法，也沒能使他們屈服。於是，北平的特務把陳璉、袁永熙用飛機押送到南京，關在國防部保密局，聽候發落。

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後，面臨威逼利誘，陳璉、袁永熙機智應對，使軍統特務無隙可乘，一無所獲。陳璉、袁永熙掩護了同志，保全了組織，自己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也沒有暴露。

軟禁之時，袁永熙會從容地突然對軍統特務説：“來，抽支煙。”然後翻開地圖，暗中查看解放軍已打到什麼地方。

女兒和女婿以“共黨嫌疑”之名關押在南京國防部，無異給一向標榜“效忠黨國”的陳布雷以公開的羞辱。他反覆權衡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短信：“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沒口無言。”

其實蔣介石早就接到密報：袁永熙、陳璉只是“嫌疑”而已，況且蔣對陳布雷這個跟隨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十分了解，他不會輕易開口求人的，看了陳布雷的短信，蔣介石必須對此案有個了結。

在一次宴請北京大學校長鬍適之後，蔣介石告訴陳布雷：“你女兒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過，不是共產黨，是'民青'（民主青年聯盟成員），你可以把他們領回去，要嚴加管教。”於是，陳布雷開始為保釋憐兒和女婿出獄積極活動。

1948年5月底，陳布雷和國民黨元老葉公超出面具保。但由於“民青”的關係已無法否認，袁永熙在出獄時不得不簽了一份“悔過書”。不過他在“受共黨蠱惑、誤入歧途”這類詞句前都堅持加上“並未”二字，以示不服。

1948年1月底，陳璉先出獄，來到南京湖南路陳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後，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此後，失去自由8個月的袁永熙也被保釋出獄。翁婿的第一次見面竟是女婿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刻，這顯得多少有些尷尬。

袁永熙在陳公館住了3天。陳布雷請來親朋好友為他洗塵。翁婿之間相處甚洽，陳布雷囑託女婿：“憐兒已經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邊鄉下去。我已是風燭殘年，自顧不暇，憐兒就託付給你了。國家多難，好自為之。”半年以後，陳璉夫婦回到南京，陳璉到國立編譯館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當科長。遵照地下黨的安排，他們潛伏在國民黨要員陳布雷身邊，繼續從事秘密的地下活動。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電話召女婿到公館長談。陳布雷説：“永熙，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捲到這裏面去。我搞了大半輩子政治，一生的錯誤就是從政而不懂政治，以致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次日凌晨，在遺言中留下”油盡燈枯“的國民黨要員陳布雷在極度失望中飲藥自盡，享年僅59歲。

父親突然逝去，在陳璉心底掀起巨瀾，她深深感到惋惜。儘管她和父親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懷？

11月15日是陳布雷大殮之日，上海地下黨秘密委派陳璉的表妹翁鬱文（中共地下黨員）專程到南京，帶來了組織上對陳璉的關心，並告之可以安排他們夫婦秘密到“那邊（解放區）”去工作。之後，陳璉跟着袁永熙匆匆趕到上海，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喬石（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熱情接待了他們，為他們準備了去蘇北解放區的通行證，並祝願他們一路順風。

1949年1月，袁永熙、陳璉由中共地下黨交通部門秘密護送，逃離國民黨統治的上海，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經鎮江到蘇北，穿越硝煙方盡的淮海戰場，直奔石家莊，終於歸隊。很快，他們又加入瞭解放北平的革命隊伍！

在接下來的歷史審查中，袁永熙在獄中籤字的那張“悔過書”成了爭論的焦點。經過劉少奇批示，“開除黨籍，可以重新入黨”。新中國成立後，袁永熙被任命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袁永熙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出黨。批判鬥爭的消息登在報刊的頭版頭條。為了服從黨的利益，當時在團中央工作的38歲的陳璉打報告給組織，宣佈與袁永熙離婚。

此後陳璉終生未嫁，獨自帶着三個孩子過活。

1962年，陳璉調往上海到華東局宣傳部工作。臨行前一天，她託親戚帶領，讓三個孩子去跟父親聚會一天，自己避而未見。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陳璉的“歷史問題”再次受到審查，被造反派定為“叛徒”，遭到無情的揪鬥。

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48歲的陳璉穿着一身整潔的衣服，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樓上飄然跳下。人們在她的桌上發現了遺書：“同志們，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真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袁永熙在被下放至河北省南宮縣中學擔任教師期間，與同校的生物教師張蘭芬再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袁永熙與陳璉的冤案終得平反，他後來擔任北京經濟學院院長、顧問等職務，1999年去世。

袁永熙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學生運動和教育事業；

袁永熙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追求真理，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光輝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國共產黨和高等教育事業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