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梅

此外，還在《文史知識》、《文藝學習》、《泉城文藝》、《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中國文學名篇鑑賞辭典》等期刊與專著中發表文章多篇（題目與日期略）。目前已編完《楚辭詞典》（兼引得），並將《名媛詩歸》校點完畢（合作）。以上著作中，《詩經譯註》於1984年9月13日，由市社聯授予濟南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84年9月25日，由省社聯授予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屈原賦譯註》於1985年1月由市委、市府授予濟南市優秀文藝創作特別獎，1985年12月由山東省教育廳授予古籍整理三等獎。《宋玉辭賦今讀》於1987年9月3日，由市社聯授予濟南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88年2月9日，由省社聯授予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1] 

袁梅，男，1924年5月生。1953年8月，畢業於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先後在山東省實驗中學及濟南第十二中學任高中語文教師。1982年底調至濟南師範專科學校，曾任中文系教授。1990年成立濟南大學，繼續任文學院中文系教授。1998年退休，從事教育工作49週年。

社會兼職：曾任山東省政協委員及普教組副組長、省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評獎委員會委員、濟南市文聯委員、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及學術委員等職。

已出版個人專著：《周代抒情詩譯註》、《詩經譯註》（全）、《屈原賦譯註》、《宋玉辭賦今讀》、《<毛詩質疑>（點校）》、《白話詩經》（收入《白話四書五經》）、《楚辭詞典》、《傳世藏書文庫》（《詩經》部分）、《屈原宋玉辭賦譯註（修訂版）》、《詩經異文匯考辨證》。已出版合作或參編著作：《古文觀止今譯》（完成其中四分之一）、《詩經詞典》（審定）、《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中國文學名篇鑑賞辭典》、《詩經異文匯考辨證》。

個人專著中《詩經譯註》、《宋玉辭賦今讀》均獲省優秀成果二等獎及市優秀成果一等獎、《屈原賦譯註》獲市優秀成果特別獎。《詩經譯註》、《屈原賦譯註》曾參加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展、北京書展、香港書展。上述著作被收錄於《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彙編》。2013年，以八十九週歲高齡出版新作《詩經異文匯考辨證》。

1988年以來，曾先後被評為市拔尖人才與勞動模範、授富民興魯勞動獎章及省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本人傳略被收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學者名錄》、《山東現代著名社會科學家傳》、《詩經學史》、《現代四庫全書總部提要·楚辭書錄解題》。

《詩經譯註》情況介紹： ^[1] 

《詩經譯註》內容簡介：本書有約四萬五千字的引論、概述《詩經》的基本內容，兼有提高與普及兩個作用。然後逐篇譯註、每篇原文與譯文並列，便於對照參考，各篇均有題解，提示詩旨、中心思想或時代背景，最後是註釋考證。

《詩經譯註》相對於其他《詩經》著作的創新之處與學術價值： ^[1] 

1、本書正文前有約45000字的長篇《引論》，概括評述《詩》的起源、分類、時代背景、《詩》以外的古代歌謠、關於采詩獻詩、“獻詩陳志”和“賦詩言志”，批判儒家的詩教，《風》《雅》《頌》的內容與形式。以上《引論》使讀者對《詩》有總體印象，起導讀作用。

2、本書譯文力求忠於原著，儘量保持其藝術特色，以詩譯詩，並有一定的靈活性，避免生硬直譯。

3、註釋考證：每字必注、具體詳細。對疑點、難點不加回避，引證多種資料，結合個人見解，窮原究委，務求言必有據。

附：專家評介：

1、1984年《中國出版年鑑》董治安先生評介；

2、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印第125期《出版簡報》張傳實先生評介；

3、夏傳才著《二十世紀詩經學》評介； ^[2] 

4、洪湛侯著《詩經學史》評介 ^[3] 

5、1984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印第143期《出版簡報》孔慧雲同志《讀屈原賦譯註》

《詩經譯註》曾經在齊魯書社和青島出版社的出版發行情況： ^[1] 

《國風》 齊魯書社 1980年印33000冊

1983年印11100冊

《雅頌》 齊魯書社 1982年印15000冊

《詩經譯註》全一冊 精裝 1985年印2萬冊

以上總計79100冊 屬暢銷書

《詩經譯註》修訂本 精裝全一冊 青島出版社 1999年 印數不詳（版權頁無印數）出版發行一年多即脱銷

《詩經異文匯考辨證》簡介

主旨與功能：

匯考：多方蒐集研讀古代文獻，筆者十幾年來涉獵有關文獻數百種，直錄或轉引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各家論述、參考資料豐富，信息量大，給讀者提供獨立識斷的廣大空間。全稿76萬多字。

辨證：在“匯考”的基礎上，筆者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對不同學派、不同觀點的文獻加以比勘辨證，信其當信，疑其可疑，將每一詞條提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判斷和結論；另對少數存在分歧而不宜立即解決的問題，則存疑待考。

讀者面較廣：基於以上實況，此書稿適合《詩經》研究專家、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師、研究生、本科生閲讀。 ^[4] 

《詩經異文匯考辨證》弁言 ^[4] 

《詩經》之學，素稱難治。西漢大儒董仲舒所云“詩無達詁”，實為千古學人之同感。“詩無達詁”究由何故？蓋以先秦諸家用詩、論詩多持不同觀點與功利目的：如漢代魯、齊、韓三家詩派與毛詩派之分歧；後世宋學與漢學之爭訟；其他不同學派家法師承之門户偏見等，皆可形成對詩義、題旨、文字訓詁之獨立見解。何況《詩經》傳世文本經歷二三千年之久，卷帙浩繁，輾轉傳鈔，其中異文、錯簡頗多，令後世學《詩》者難以判其是非，千載懸疑，無所適從。學《詩》者必先識字。愚治《詩》有年而乏寸進者，乃未認真識字之弊也。困惑既久，遲至年逾古稀始發憤識字。愚以為必先理清《詩經》白文，始能通曉詩義。因此，遂萌考辨《詩經》異文之動機。於是多方蒐集文獻，潛心研讀古今著述，參校得失，比勘異同，爬梳剔抉，擇善而從，久之輯成札記一冊，姑以《詩經異文匯考辨證》名之。魯鈍如我，拙文多有偏頗紕繆，誠望通人方家嚴加教正，是感是幸！

此稿在前期準備與撰寫過程中，承蒙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及濟南大學之指導與資助，特致誠摯謝意！

袁梅

時年八十有八

《詩經異文匯考辨證》凡例 ^[4] 

一、以唐·孔穎達《毛詩正義》與宋·朱熹《詩集傳》為底本，直錄各篇白文。

二、《詩經》流傳迄今已兩三千年，其間諸家治《詩》，以傳承不同或識斷分歧而致《詩經》文本中多有異文出現；何況簡策迭傳，手民之誤，校者之失，魯魚亥豕，難免舛譌，因此遂有衍文、奪文、譌文、倒文及錯簡現象，令人疑惑不解。拙稿試將其中疑義顯著者羅列於每篇白文之後，並於各條目下匯錄眾説，擇善而從，且參以筆者愚見，力求探其本旨。問有異説紛呈，驟難董理者，則兼輯各家所考，歧義並存，以期來者詳審明辨之。

三、為行文之便，使用繁體字，並以淺近文言表述。偶有須鈔附甲、金、籀文以溯其源流者，則作個例出之。主要參考引用書目及作者姓名列於全書後部，行文中書名多用簡稱。

四、須加考辨之異文類型大致如下：同音通假（震、振）；雙聲通假（瞻、章）；疊韻通假（諄、沌）；同義通假（兮、也）；形省通假（邇、爾）；聯綿字（委蛇、逶迤）；古今字（莫、暮）；篆籀關係（歗、嘯）；隸變關係（、夙）；正俗字（莕、荇）；倒文致異（鐘鼓、鼓鍾）；衍文致異（其來施施、其來施）；正譌致異；避諱致異（例略）；……

五、關於錯簡質疑：錯簡主要表現為章、節、字句之衍（文字誤增）、奪（文字脱漏）、譌（文字錯誤）、倒（文字次序顛倒）。詳見《附錄》。

六、全書內容順序：弁言、凡例、篇名、各篇白文、異文匯考辨證；附錄：錯簡質疑、二“南”考、主要參考引用書目及作者。

著作彙總 ^[1]  ：

獨立完成著作（包括修訂本）

一、周代抒情詩譯註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7年9月

二、屈原賦譯註 齊魯書社 1984年1月

三、詩經譯註（精裝本） 齊魯書社 1985年1月

四、宋玉辭賦今讀 齊魯書社 1986年1月

五、毛詩質疑（點校） 齊魯書社 1991年7月

六、白話四書五經（詩經）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年7月

七、文白對照四庫全書精要·詩經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3年8月

八、詩經譯註（精裝修訂本） 青島出版社 1999年7月

九、楚辭詞典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

十、文白對照傳世藏書文庫·詩經 三秦出版社 2001年版

十一、屈原宋玉辭賦譯註（修訂本） 齊魯書社 2008年5月

十二、詩經異文匯考辨證 齊魯書社 2013年1月

十三、現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楚辭書目解題（包括《屈原宋玉辭賦譯註》、《楚辭詞典》）

國圖出版社 待出版

與其他人合作著作：

十四、古文觀止今譯 齊魯書社 1983年5月

十五、中國曆代名篇賞析集成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5年

十六、詩經詞典（審訂）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

十七、中國文學名篇鑑賞詞典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3年

附：《詩經異文匯考辨證》評介 ^[5] 

《詩經》研究，歷時兩千餘年，多以探求詩篇意旨為重心。而自漢代以降，《詩經》原有的音樂體制已杳不可知。這就意味着，在絕大多數時候，文字是詩篇意義的最重要載體，詩篇意旨歸根到底是對詩篇文字的理解。那麼，在探求意義之前，將文本流傳過程中產生的異文詳加梳理，以求提供更為精確的文本面貌，顯然是必需的學術研究工作。

然而，在長期的《詩經》研究史中，此類研究卻並不多見，清儒於此雖用力頗勤，但囿於既成觀念，不盡人意處極多。20世紀以來，出土文獻及其相關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關於《詩經》異文研究的著作，如於茀《金石簡帛詩經研究》、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程燕《詩經異文輯考》等，皆以出土文獻為重點取資之所。雖有不少創穫，但對傳世文獻引《詩》材料利用不廣，終嫌單薄。要之，關於《詩經》異文的研究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和全面。在這個意義上講，袁梅先生《詩經異文匯考辨證》（齊魯書社，2013年1月版）一書的問世，實有承前啓後之功，是《詩經》學界的一件幸事。

此書70餘萬字，對《詩經》300餘篇作品的異文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考辨，規模宏大，氣象開闊，允為新時期以來《詩經》異文研究中最後厚重的一部著作。概而言之，此書具有如下特點：

一、取材廣泛，處理得當。

《詩經》的異文，根據其來源，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部分：一是《詩經》自身版本之異文。此中大宗為毛《詩》系統的異文，而三家《詩》系統及其他未明何家的系統，由於存者無多，所產生的異文亦僅涵蓋305篇作品的局部，遠非完整。另一是其他文獻中關於《詩經》的引語。這一部分材料數量龐雜，但價值不容小視。宋代以後的學者試圖重建三家《詩》，皆倚重此類材料。這樣一來，從異文來推求《詩經》文本之初，就至少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齊、魯、韓、毛諸家系統內部之比較；二是各家系統與相關引《詩》材料之間的比較。

袁先生此書，於兩部分材料均有采擇，而尤以後一部分為多；相應地，於兩個層面亦均有涉及，亦以後一層面為多。這樣的學術取徑，與清儒頗有相通之處。清儒關於典籍異文的研究，往往是以輯佚之法作校勘，即不僅重視典籍自身不同版本之間的比較，亦將其他典籍中相關引文與現存版本進行比較，從而形成判斷。袁書中對清儒的研究成功徵引頗眾，且多表贊同，蓋非無因。然而，與清儒相比，袁先生顯然有了更多的參照系，比如百餘年來日益豐富的出土文獻，這在書中也有所體現。不過，與多數清儒企圖將羣籍引《詩》材料悉數歸入四家《詩》派不同，袁書的處理顯然更為得當：既呈現出羣籍引《詩》的真實狀況，又標舉出確屬三家《詩》的內容。這不僅反映出袁先生功力的深厚，也為學界昭示出《詩經》異文研究的新範式：在更廣泛的文獻基礎上進行更精準的梳理與判斷。

二、分析細緻，方法多樣。

典籍異文研究的首要目標，應是儘可能推求典籍的原貌。落實到具體的研究工作，就是不僅要最大限度地彙集相關的異文，而且要加以分析論述甚且做出判斷。袁先生於此有着自覺的學術追求，其曰：“拙稿試將其中疑義顯著者羅列於每篇白文之後，並於各條目下匯錄眾説，擇善而從，且參以筆者愚見，力求探其本旨。間有異説紛呈，驟難董理者，則兼輯各家所考，歧義並存，以期來者詳審明辨之。”（《凡例》第1頁）觀諸全書，知其信非虛語：書中所謂“驟難董理”的部分極少，幾乎全部質疑處都給出了相應的意見。而這些意見的得出，往往建立在細密的分析論證基礎之上。在具體的分析論證過程中，袁書所採取的方法是多樣的，大略説來，主要有四種：

（一）字形比對。此種方法在袁書中較為常見，具體運用中，往往溯源甲骨文、金文進行分析。如針對《小雅·無羊》“何蓑何笠”之“何”，先引甲骨文、金文字形，進而分析道：“甲骨文象人荷戈之形，為‘何’（荷）之初文。金文沿襲其形而略變，後又加‘口’。隸書、楷書又承金文演化為‘何’。”（第414頁）此類分析簡要精當，頗啓人思。

（二）聲音推校。此種方法在書中亦極為常見，如《小雅·小弁》“維憂用老”條，作者列舉並分析“老”字的異文情況後作結道：“‘老’、‘耇’字義相通，‘老’、‘考’字義互訓。‘老’，盧晧切，古音在三部。‘耇’，古厚切，古音在四部。以詩章音韻推校，其字當作‘老’。”（第478頁）雖然只是一種推斷，但以字音展開推校，作用是相當明顯的。

（三）意義互參。此種方法在書中亦較為常見，《召南· 摽有梅》“迨其今兮”條可為例證：“《蜀石經》殘碑‘其’作‘及’，疑為手民之誤。此句首‘迨’字猶‘逮’也，其義為‘及’、‘趁’，若‘迨’連用‘及’字，則煩複不詞矣。且首章、三章均為‘迨其……’，設二章作‘迨及’，則前後參差，有違通例。”（第26頁）經此論證，《摽有梅》此處當用何字已昭然而明。

值得留意的是，此法不僅運用在篇章之內，亦且運用於篇章之間。如《周南·漢廣》“不可休息”條，“息”有異文“思”，袁先生乃歸納道：“‘思’字在《詩經》中用例頗多，凡一百零八例。如……；用於句末者二十六例，如……。以上眾例，足證‘思’字可作語詞，不為義……再者，‘休’、‘息’二字可互訓，然在周代文獻中罕見‘休息’一詞……准此，宜從《韓詩》‘息’作‘思’為是。”（第14-15頁）此處顯然是用統計學的方法將《詩經》中全部“思”字予以全面系統的分析，進而以此為參照，作出判斷。所作結論或可商量，但此種方法值得大力提倡。

（四）句式格斷。此種方法在書中較為少見，如《王風·丘中有麻》“施施”條，論經文只一“施”字，並言：“且本篇二、三章均為四言，唯首章末句‘將其來施施’為五言，詞氣不暢，體格不一。由此可知經文應作‘將其來施’也。”（第120頁）雖然並不作為主要論證方法，但結論的説服力確實有所加強。

需要説明的是，這幾種方法在書中，更多時候是互相配合使用的。書中有不少條目由於綜合幾種方法來論證，媲美於專門論文，所得結論也極其令人信服。

三、識斷謹嚴，源流並重

袁書中共有條目2129條，單字2489個，佔《詩經》全部單字3019個的82.58%。此書信息量大。絕大部分都有詳明的考辨和最終的意見。這些意見的內容十分豐富，具體到異文的類型，袁先生已有所區分，計有同音通假、雙聲通假、疊韻通假、同義通假、形省通假、聯綿字、古今字、篆籀關係、隸變關係、正俗字、倒文致異、衍文致異、正訛致異、避諱致異等十多種（參《凡例》第1-2頁）。如此精嚴的劃分，不僅體現着袁先生自覺的理論追求，也反映出袁先生在異文研究背後深刻的學術理念，即不滿足於簡單的是非判斷，而是進一步要闡明源流變遷。這種從平面到兼及縱向的維度轉換，無疑已經超越出傳統校勘學的範疇，實際上已初步深入到典籍形態的研究。某種意義上，這是典籍異文研究更加立體化的表徵，也標示着一種更加開放的學術姿態。

總之，此書的出版是《詩經》異文研究的一大收穫，相信此書必將嘉惠學林，對《詩經》學的發展起到深遠的學術影響。（此書曾定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