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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平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鎖定
袁國平(1906年5月26日—1941年1月15日),湖南邵東 [13]  人。
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10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此後,袁國平先後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五次反圍剿作戰和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歷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政治部主任、西北紅軍大學政治委員等職,為紅軍培養了大批幹部。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袁國平任中共隴東特委書記兼八路軍駐隴辦事處主任。1938年3月,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時遭到中國國民黨軍隊包圍。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中被叛徒殺害。在萬分危急之際,袁國平挺身而出,指揮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隊繼續突圍北撤。激戰中,袁國平身負重傷,為了不拖累部隊突圍,舉槍自盡,實現了“如果有一百發子彈,要用九十九發射向敵人,最後一發留給自己,決不做俘虜”的諾言。 [1-4] 
中文名
袁國平
別    名
原名袁幻成,字醉涵,筆名最寒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湖南邵東市袁家台村 [13] 
出生日期
1906年5月26日
逝世日期
1941年1月15日
畢業院校
黃埔軍校第四期
主要成就
開拓了新四軍的政治工作 [9] 

袁國平人物生平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風雲激盪,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拋頭顱、灑熱血,樹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豐碑。袁國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傑出代表。
袁國平同志早年就投入救國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
1906年5月26日,袁國平出生於湖南省邵東市 [13]  袁家台村一個貧苦的手藝人家庭。
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徐特立田漢等進步教師的影響,積極參加愛國進步的學生運動,被推舉為湖南省學聯執行委員。
1925年10月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活動,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6年7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左翼宣傳隊第4隊隊長,第11軍政治部宣傳科長,親歷了汀泗橋、賀勝橋和攻克武昌城戰役,以及討伐夏鬥寅叛亂的戰鬥。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袁國平同志為紅軍的發展壯大作出突出貢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先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在廣東花縣積極參與組織將起義軍餘部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師,先後任師參謀長、黨委書記、黨代表。
1928年1月,率部轉移到海豐,參與領導創建東江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東江根據地失陷後,奉命經香港轉赴上海工作。
1929年,被派往湘鄂贛根據地,先後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委員兼任宣傳部部長、紅五軍代政委、紅五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參與領導湘鄂贛邊區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1929年6月任工農紅軍第5軍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任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後兼紅8軍政治委員。7月參與指揮長沙戰役。協助彭德懷等率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後,帶領軍團政治部在長沙城內採取各種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方針政策,使廣大市民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較全面的正確瞭解。同時,還親自撰寫了《怎樣鞏固湖南的蘇維埃政權》和《擴大紅軍》兩篇文章,在《紅軍日報》上發表,為紅色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為工農武裝的建立和壯大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同年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時兼紅八軍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職。作為紅3軍團前委的代表前往紅1軍團聯絡,對紅1、紅3軍團合併組成紅一方面軍起了積極作用。此後,他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同志直接領導下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理主任、黨務委員會書記,紅軍東方軍政治部主任等職,並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參與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的政治領導,以及同公開宣佈抗日反蔣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的談判。曾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長征期間,他先後擔任紅3軍團(後改稱紅3軍)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主任等職,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決策和指示,堅定不移地維護遵義會議後實際形成的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發揮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參加率領所屬部隊戰勝敵軍的圍追堵截,越過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歷盡艱辛,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政治部主任。之後,他奉命參與創辦紅軍學校,先後擔任西北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後稱附屬步兵學校,又稱教導師)政治委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2校政治委員、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為紅軍培養了大批幹部。
抗日戰爭時期,袁國平同志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全國抗戰爆發後,1937年8月,任中共隴東特委書記兼八路軍駐隴辦事處主任。在隴東地區極力宣傳中共的團結抗日主張,並親自赴國民黨軍營地宣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使隴東地區的抗日統戰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1938年3月,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委員、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是新四軍領導成員之一。3月18日,毛澤東向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介紹説:“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能擔負獨立工作。” [5]  4月26日,他到達皖南歙縣巖寺新四軍軍部,當日即向新四軍第1、第2、第3支隊排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對新四軍今後任務的指示。6月17日至19日,主持召開了新四軍第一屆政治工作會議,確定了新四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針,指明瞭領導方式與工作方式。會後,用兩個月時間,到南京、江寧鎮江丹陽蕪湖一帶敵後戰場視察,到部隊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在當時“亡國論”盛行的形勢下,他深信“中國抗戰前途很好,最後定可戰勝日本”。
1939年2月7日至17日,主持召開新四軍第二屆政治工作會議,作了題為《新四軍一年來政治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會後,根據紅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抗日統一戰線環境,主持起草了《新四軍政治工作組織綱要草案》,4月頒佈實行,使新四軍政治工作更加系統化、條例化和制度化。2月15日,在《抗敵》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江南敵後游擊戰爭中的軍隊政治工作》一文,根據在江南敵後作戰8個月的經驗,論述了新的條件下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務。同年12月2日,在新四軍政治部召開的宣傳教 育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過去宣教工作的總結及今後宣教工作的任務》的報告,指出:“建軍必須建人,建人必須建腦”。 “要把黨的政治主張變成一件實際的物質力量”,“變成人民自己的主張”。“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只有一個,即理論和實踐的一 致。”他對新四軍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張,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 他協助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高擎我黨我軍抗日救國的旗幟,組織部隊向蘇南皖中皖東敵後挺進,開展大江南北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各階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他協助項英同志負責部隊政治工作,是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重要開拓者和領導人。為將初創的新四軍部隊鍛造成為一支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鐵軍、華中抗戰的先鋒,他大力加強新四軍政治工作建設,建立健全各級政治機關,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注重培養和鍛鍊幹部,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宣傳教育,使新四軍政治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
雨花台烈士陵園 雨花台烈士陵園
1941年1月13日,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時遭到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軍長葉挺冒死請命被顧祝同扣押,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被叛徒暗害。在萬分危急之際,袁國平挺身而出,指揮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隊繼續突圍北撤。激戰中,他身中數彈,一頭從山坡上栽到溝底的草叢中。當日晚上八九點鐘時候,軍部衞士連副連長李甫帶領100餘人突圍至離軍部六七里遠的周家山窪時,突然發現一個血肉模糊的人躺在那裏。俯下身去仔細一看,才看清是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大家立即圍上去,連聲喊着:“袁主任,袁主任!”
袁國平慢慢地睜開了眼睛,有氣無力地説:“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出去,不要管我了。”
戰士説什麼也不肯丟下自己的首長,他們藉着探照燈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國平的傷勢,發現他全身四處中彈,其中一顆子彈穿透左胸,渾身血糊糊的。李甫立即組織幾位身強力壯的戰士輪流揹着袁國平繼續突圍。大家趁着夜色在山林中摸索着前進,1月15日凌晨才趕到章家渡。章家渡水深齊胸,河面較寬,無從找船,幾個人將袁國平抬在肩上涉水過河,走到水深的地方就舉在頭頂上。不幸的是,部隊在過河時被敵人發覺,密集的子彈掃過來,許多同志犧牲了。袁國平也幾次掉進水裏,又一次次被戰士們從水裏撈起,頂起來繼續前進。這樣折騰了好幾次,二三百米寬的章家渡用了40多分鐘才渡過,100餘名戰士過了河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過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個廟門口稍事休息。戰士們圍着昏迷過去的袁國平,一聲聲地呼喚着:“袁主任——袁主任——”過了好一陣子,袁國平慢慢地睜開眼睛,掙扎着用微弱的聲音講了最後幾句話:“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不要……管……我了……,向……組織上……替我……匯……報……”
戰士們感到揪心的難過,不忍心拋下敬愛的首長而去。袁國平了解自己的戰士,為了不拖累部隊行動,為了部屬們能夠輕裝突圍,趁大家不注意時,他從口袋裏摸出手槍,向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
袁國平,這位不足35歲的新四軍高級將領,將寶貴的生命獻給了革命事業,實現了“如果有一百發子彈,要用九十九發射向敵人,最後一發留給自己,決不做俘虜”的諾言。 [6] 
袁國平犧牲時年僅35歲。遺骸於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 [7-8] 

袁國平軼事典故

主持創作《新四軍軍歌》
1965年2月3日,陳毅向袁振威(注:為袁國平兒子)講述了《新四軍軍歌》的誕生過程,“你父親是著名的宣傳鼓動家,很有才華,《新四軍軍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體創作的”。
1939年2月,周恩來到皖南視察,歡迎會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壯士歌》,陳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馬賽曲》,會場的氣氛熱烈激昂。陳毅感慨地 説“我們也應該有一個自己的軍歌”。
之後在一次會議上,軍長葉挺提出,應當寫一首軍歌,讓全軍戰士都知道我們的奮鬥目標。副軍長項英當即把任務交給了袁國平,説他是作詞的行家。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以後,袁國平曾作《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紅一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戰鬥力大大增強。
“一首高水平的軍歌作用可大了,相當於為新四軍編寫了一本教科書,可大大提高我軍的戰鬥力。”袁國平在《抗敵報》上刊登徵稿啓事,向全軍徵集軍歌歌詞。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經討論,選中其中一篇並廣泛徵求意見。
陳毅收到歌詞以後,建議將“光榮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們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新四軍軍歌確定後,以署名集體作詞,何士德譜曲在《抗敵》雜誌1939年第一卷第3號上發表。被譽為“中國人民之友”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當時正在皖南採訪,她為戰士們學唱軍歌的熱情所感染,盛讚《新四軍軍歌》為“時代的強音”,並將歌詞譯成英文,傳到國外。在抗日救亡的艱難歲月裏,這首歌激勵着新四軍戰士,鼓舞了士氣,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9] 
以殉道者的精神 為革命服務
1938年12月,袁國平給侄兒袁振鵬的回信,這年袁振鵬14歲,在家鄉湖南邵東的一所初中求學。 [11] 
信中這樣寫道:“此刻我身無分文,無法幫助家裏,因為我們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為革命、為國家民族服務的……家裏不要想將來的生活怎麼辦,因為中國正在大的變動之中,中國抗戰成功,不愁無飯吃;抗戰不幸失敗,則大家都當亡國奴。”
其情切切,其意拳拳,這就是共產黨人對家的深沉責任、對國的深情表白。 [10] 

袁國平人物家庭

袁國平、邱一涵與兒子袁振威 袁國平、邱一涵與兒子袁振威
袁國平同志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女戰士,《續西行漫記》中提到的三十位“紅軍女領袖”,其中就有她。他們是1929年結婚的,是軍中聞名的恩愛夫妻,政治上相互關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倆還被新四軍軍部評為模範夫妻。為了革命的事業,他們把子女寄養在鄉下,以致女兒歿於貧病無醫,兒子幼年失學。1941年1月“皖南事變”袁國平同志壯烈犧牲後,組織上調邱一涵同志到豫皖蘇邊根據地,彭雪楓同志推薦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後來擔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強忍失去親密戰友的悲痛,繼續為黨工作,深受人們的敬佩。渡江戰役勝利後,她從部隊轉到地方,參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蘇北區和蘇南區合併成立江蘇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蘇省委常委、監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安葬時,唐亮、宋時輪、鍾期光等親自扶靈,幾十名將軍及近百名省市領導、上千名羣眾為她送行,情景感人。 [8] 

袁國平藝術形象

2009年《葉挺將軍》電視劇,袁國平飾演者:賈延鵬 [14-15] 

袁國平人物評價

毛澤東:“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出處:毛澤東1938年3月18日關於派袁國平、鄧子恢任新四軍政治部正副主任致項英電) [12] 
“從戎黃埔軍校、首義南昌、發展紅軍豐功在。縱橫湘鄂贛邊、抗敵江南、堅持革命壯志存。”這是袁國平同志犧牲後,王首道同志為他作的輓聯。 [7] 
2008年,袁國平百年誕辰。經中央批准,中央黨史文獻研究室等單位聯合攝製了大型人物傳記片《父親·將軍》並在央視播出。拍攝期間,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上將在接見袁國平之子袁振威南京海軍指揮學院教授)時説:你父親袁國平貢獻很大,一百發子彈射向敵人,一發留給自己,不連累戰友,不當俘虜,了不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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