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穀

1891年，袁嘉穀離石屏至昆明就學於陳子潘、張竹軒，22歲入經正書院研習。

1903年6月，他應經濟特科試，列二等七名，複試列一等一名，授編修，是雲南的狀元。

1904年7月，袁嘉穀赴日本考察學務、政務，著《東遊日記》四卷。

1905年8月，回國，他任國史館協修，並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專管教科書事。

1909年9月，他升任浙江提學使。

1911年，辛亥革命離浙歸滇。

1912年5月，他應蔡鍔之聘任省參議員。

1915年，應唐繼堯之聘為顧問，並修《雲南叢書》。

袁嘉穀故居位於石屏縣城異龍鎮南正街。故居為清代木結構樓房建築，坐西朝東。由故居大門進去是一條通道，中間是天井，左右有耳房。由西南的通道進去有一樓房，為袁氏少年時代的書屋。

故居於1993年公佈為雲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袁嘉穀的故鄉雲南石屏位於雲南省南部。自元朝以來，民間因重教興文而人才濟濟，清代有“文獻名邦”之稱謂，被譽為“山川東迤無雙境，文學南滇第一州”，明清兩代曾出文進士65人，翰林15人，經濟特元1人，武進士11人，文武舉人640人；科名最高者，奪雲南之冠，彌補了“雲南不點狀元”的空白；科舉人數，在雲南僅次於昆明和大理。正如民謠所言：“沙至蕭家海，翰林進士滿街擺”、“五步三進士，對門兩翰林”、“舉人滿街走，秀才家家有”。 清末停科舉，興學堂；民國間，石屏出大專院校畢業生142人。其中，留學日本的12人，留學美國的6人，留學法國的1人。

袁嘉穀(1872-1937)1872年7月12日生於石屏，21歲到昆明應試，22歲應科試，23歲應優貢試，又應鄉試，因常列榜首，被學友尊為“課（考試）王”。26歲赴京應試不第，發憤歸，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後“住院潛修達五年”，後自道“平生得力於此”。31歲再次應試，榜發，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職編修，不久清廷開“經濟（經世濟民）特科”，袁嘉穀由尚書魏光燾保薦應試。

時經濟特科分兩次考試，先考策論時事，袁嘉穀將自己平生所學、平日思考的結論，鋪陳為文，寫了一篇《防民猶防川論》，全文5千餘字，見解精闢，文理流暢，又是一手王歐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賞識。榜發下來，袁嘉穀名列一等一名俗謂中了狀元，這是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甲辰年)）的事。

光緒東華錄卷四載：“閲邸鈔，有旨開經濟特科，十年一舉。或二十年一舉，目分六條，一曰內政、二曰外交、三曰理財、四曰經濟武、五曰致格、六曰考工。”

辛亥革命成功，清廷滅亡，不少自視為清朝遺老的人自盡以效忠，而身為清廷大員的雲南狀元袁嘉穀卻順應潮流，不行愚忠之舉，有人曾詰難他：“張公（袁的岳父張竹軒以自盡效忠清廷）以廣文小官而殉清，公身為顯宦大員，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豈不自污？” 袁嘉穀回答説：“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後，袁嘉穀自甘寂寞，隱居鄉里，埋頭著述。

1903年，清政府進行了歷史上惟一一次廢除科舉後的經濟特科考試。據瞭解，經濟特科的考試與一般科舉考試不同，它不以八股見長，而是以經世濟民、治理國家的方策為主，更注重學以致用。特科考試，整個清朝只有過三次（另兩次為博學鴻詞科），此次應考的還有已經獲得狀元身份的人，所以經濟特元的地位，應高於普通的狀元。

出人意料的是，在全國應試的306人中，雲南石屏人袁嘉穀得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為“經濟特元”，彌補了“雲南不點狀元”的空白。清代先後開博學鴻詞二次、經濟特科一次，因此袁嘉穀被贊為“國朝第三人”、民間稱袁嘉穀為“獨一無二的狀元”。

消息傳到雲南，昆明人將拓東路上的聚魁樓改名為狀元樓，滇督魏午莊書“大魁天下”致賀。1999年，袁嘉穀的故鄉石屏縣按昆明狀元樓的樣子重修狀元樓，以資紀念。

在雲南，袁嘉穀便是歷史上的狀元了，消息傳來，四方轟動，在昆明建了一座“聚奎樓”、由總督魏午莊手書“大魁天下”一匾高懸樓上，老百姓則只叫它“狀元樓”。袁嘉穀回雲南登狀元樓時，值電影興起，還拍了一個紀錄片為存念。 袁嘉穀中狀元之後，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編修、協修等 。

袁嘉穀是中小教育史上負責編寫中小學教科書的第一人，通用的“星期”、“樂歌”等名詞，還是當時由袁嘉穀新訂的。

1917年，他居家賣字自給。袁中狀元后，書名倍增，求書者遠至北京、浙江、日本。袁雖名為“賣字”，但為人豁達，只要有人來索，無論長幼貴賤，均認真揮毫，以禮相贈。 昆明的翠湖、大觀樓、西山、黑龍潭等名勝風景區，都留有袁嘉穀的書法墨跡。

1921年，袁嘉穀任雲南省立圖書館館長。晚年，他結廬翠湖，自闢一園，名“樹園”，堆土為山，名“金鐘山”，蓋一小亭，名“課經亭”，又種些花草菜蔬以賞心悦目。並以“園愈狹，心愈愜；園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陰，蒐集、整理雲南地方文獻。當時大滇池南岸的昆陽月山，發現了一塊《馬哈只碑》，經他鑑定是明代航海家鄭和為其父在故鄉樹立的墓碑。《明史》記載鄭和是雲南人，但不知道生在雲南何地，經他此番考證，作了碑跋並倡議地方政府建亭保護，世人才知道鄭和的故鄉，知道雲南產生過這樣一個偉大的航海家。

1922年，雲南第一所大學_私立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前身）成立，次年袁嘉穀應聘擔任國文教授。袁嘉穀本屬重金聘請對象，但他得知大學經費頗緊，堅辭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為辦學資金。直到8年之後（1931年），東陸大學由私立改為省立，他才開始領薪。 袁嘉穀博學，且平易近人，在東陸大學聲譽甚高。他每週講兩節國文課，教室設在至公堂，每節課總是座無虛席，除該校學生和一些教師外，還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穀任教十餘年，培養了數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喬、浦光宗、張希魯等。

宣統元年(1909年)，任京城圖書編譯局局長。當年，法國人伯希和將已運至河內的敦煌遺書中的一部分，帶到北京裝裱，並在六國飯店舉辦展覽，與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見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經》等，與諸同事商議，認為“真稀世之寶也”，立即向學部侍郎嚴範孫報告，並提出了處理意見，由學部急電甘肅敦煌總督：“凡洞中片縑隻字均檢送來京，不得再失。”並將被盜運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數千卷古籍得以及時追回，由學部收管，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

入民國後，任北京政府國務院顧問、國會議員、雲南鹽運使。1919年任雲南圖書館副館長。自稱其有“書淫”，曾遍搜雲南地方文獻，與李根源共同輯刻有《雲南叢書》，初編收書152種，二編收書53種；主編《滇文叢錄》等，均是以傳播雲南文獻為主。曾在文瀾閣中輯錄《四庫全書》中關於滇人文獻，如抄錄謝肇淛《滇略》、沐昂《滄海遺珠》等。深感國民教育之重要，稱：“大地盤盤，眾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學不智，非圖書無以為學，古與今一矣，中與外一矣。”曾創辦“石屏圖書館”，重在倡導提高國民素質。任職雲南圖書館時，主持編撰《雲南圖書館圖書目錄》2編。 ^[1] 

袁嘉穀的愛國是有名的。

1900年，義和團運動興起，法帝國主義忽然佔領圓通山，引起羣眾的義憤。袁嘉穀有《圓通山觀趙文敏書法華經殘本》詩句雲：“金書殘經豈足惜，山寺且阻遊人登。似歌似哭山頭鳥，欲明欲滅佛前燈”。此時，雲南籌修滇川鐵路他急函川督，不主張用外國工程師，建議請詹天佑工程師來滇行事。

袁嘉穀在學部任職時，當時翻譯和文書都是日本人。他們説翻譯印刷日文教科書妨礙了他們的版權，因而提出異議。袁當場駁斥道：“中華文獻在你國傳誦千餘年，從未聽説華人向你們索取版權，你們區區教科書豈能與我國典籍可比？”日本人當即被駁得無言可對。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京、南京相繼失守。袁嘉穀憂憤成疾，卧牀不起，隨即召集子女，説：“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驗立其根本，處心積慮者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事起，人民塗炭，吾不忍見之矣。”病中起草《責倭寇》一文，未脱稿，竟於1937年12月23日與世長辭，終年6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