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禮

袁同禮，字守和，一八九五年生於中國北京。一九一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同年，加入清華園圖書館工作，一九一七年任清華學校圖書館館長。一九一八年當選為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一九二零年獲獎學金赴美深造，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院攻讀，一九二二年獲文學士學位，翌年獲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院圖書館學學士學位。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曾在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一年，也曾在巴黎古典學校學習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任職。一九二四年底回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並擔任中華圖書館協會秘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任國立北京大學目錄學和圖書館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和館長，在任期內，建立了圖書館各種規章制度，開展圖書館業務並經圖書館工作分採訪、編目、流通、參考等部門，廣泛羅致人才，派員出國學習進修，創辦館刊，進行學術研究，編輯多種卡片目錄，聯目錄和書目索引等，樹立了中國現代圖書館之楷模，獲得圖書界和學術界的好評。一九四五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頒發法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任斯坦福大學研究院編纂主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是書目提要編著人及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文獻顧問。1957年至退休，一直在國會圖書館編目部工作，1965年2月因癌症卒於華盛頓。袁同禮在北平圖書館任館長時，聘請一些專家，為該館藏書、編目、書目等項業務打下基礎。為中國圖書館事業頗多貢獻，是新圖書館運動的主要活動家之一。對古代藏書深有研究，著有《永樂大典考》《宋代私家藏書概略》《明代私家藏書概略》《清代私家藏書概略》三篇，史料翔實，對宋、明、清三代私人藏書家史料的分析和研究，多有精闢之論。赴美后，論述宏富，主要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史目錄》《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西文漢學書目》《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現代中國數學研究目錄》《中國留歐大陸各國博士論文目錄》《新疆研究叢刊》《中國美術學目錄》等及論文數十篇。 ^[2] 

袁同禮191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入清華圖書館工作。先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與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學習,獲美國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學士學位，1924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1925年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1926年任北京圖書館圖書部主任，翌年6月任副館長，1929年1月任館長。1929年8月在北平圖書館任副館長，代理館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西南從事圖書資料的蒐集整理。1945年9月任北平圖書館館長。1949年9月在國會圖書館任職。1951年任斯坦福大學研究所編纂主任。1957年參加美國會圖書館編目工作。1965年退休。

“七七事變”前,隨着北平形勢越來越緊張後,袁同禮擔心北平圖書館這麼多年精心收集保管的善本書會落入日本人手裏,便將甲庫存180箱,乙庫存120箱,共300箱善本書,運往上海法租界保存,開始存在法租界亞爾培路科學社圖書館,接着轉移到呂班路震旦博物院。1940年6月,法國失敗後,其在遠東的權利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滬上法租界允許日本憲兵隨時搜查,寄存於法租界的中國政府的東西許多已被日本攫取。學術界人士對這300箱善本圖書的安全憂心忡忡,袁同禮更是寢食難安。他開始張羅將這批書運入美國,寄存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暫時保管。

袁同禮找到美國駐中國大使詹森和上海總領事F.P.Lockhart尋求幫助,此二人都認為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此時北平圖書館已移址昆明,在日機轟炸時,被連續轟炸三次,長途轉運,同樣需要一筆經費,同樣艱難,而且在當時那種轟炸環境下同樣不保險。尤其是經費,當時大後方通脹日趨嚴重,長途搬遷而來的館中學者及工作人員日子過得越來越難,連正常的工資也無法保證,同時日本人開始大量收買散落各地民間的文史資料和珍貴圖書。精於此道的袁同禮充分認識到日本的用心和由此可能帶來的文化損失而試圖購買,他向國民政府申請經費,沒想到不斷受到中央圖書館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排擠和打壓。此時教育部拿出80萬美元分配國內各學術機關,西南聯大及中央研究院各得35000美元,中央圖書館得10000美元,北平圖書館一開始分文沒給,經過袁同禮致信據理力爭,才給了1700美元,氣得後來袁在給胡適信中大罵:這種分配“既毫無計劃,而分配款項又系分贓性質。”向中基會申請購買圖書費,中文購書費僅給6000元(國幣,一美元可換30元國幣),西文購書費由開始的國幣50000元減為25000元。

1941年1月18日,胡適去國會圖書館拜會館長麥克利什,聯繫北平圖書館善本書暫存之事。胡適答應他這些書運來後,允許國會圖書館全部攝影Micro-film,只不過請他一併攝影三份,一份由國會圖書館保留,另兩份將來這些書運回時一併交還中國。麥克利什同意了。

為了防止出關時或運送過程中被日人劫獲,胡適找到美國國務院,告知這批書對中國人的重要,現國會圖書館已答應暫存,可在運送過程中“非美政府派人押護,方能免除危險”。同年2月1日,胡適又找到國會圖書館,請國會圖書館派人到上海幫助運送,麥克利什不同意,他認為萬一接洽運送不成反而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但不管怎麼樣,國會圖書館同意暫存。袁同禮既沒錢又沒人,困難重重,胡適找來王重民和吳光清商議。商議的結果是,胡適自己掏錢,派王重民回去相機行事。

同年2月2日,胡適為王重民寫了好幾封介紹信。2月3日,王重民出發。王重民4日在芝加哥等車時給胡適發去一信,因胡適此時又讓王重民為他從商務印書館再買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另國會圖書館也讓他從商務印書館為它買一批書來,所以王重民就想看能不能把這些書混入這些書箱中帶出。6日王重民到達舊金山時,又發一信,對上述方案進行完善,在帶這些書出關時, 如果給他一個國會圖書館代理人的頭銜,“未必發生什麼留難”,這就需要胡適去找麥克利什發一委任狀寄回。同時他又擔心萬一走漏風聲,“敵方特派內行人來檢驗”那就麻煩了。

28日王重民到達香港,袁同禮在那兒等候他,3月4日兩人一同到達上海。一到上海,租界的情形讓王重民吃驚,公共租界包括法租界已被日軍嚴密封鎖,法租界已十分不安全。好在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交通還算便捷。在將書搬運美國之前,必須先把書從法租界移出來。公共租界有一家美術工藝品公司,棧房深邃,空氣流通,很適合寄存書籍,又是英國人開辦的,暫時比較安全,對方也同意,於是兩人於12日、13日用兩天時間用卡車將這些書搬運到這家公司房內。搬運完後,王重民電告胡適,準備想辦法開運。為了易於搬運,王重民和袁同禮又在旁邊另租賃了間公司的房子,兩人逐箱打開挑撿,剔去重本與書本重大而少學術價值者,再就版刻與內容,挑選出最善最精的,箱數減少為百箱,箱子編上號碼,又將所有書編成目錄,中文一份,英文兩份。兩人為此一直忙了三個星期。

另一邊,袁同禮開始疏通海關,看採用什麼辦法能夠最保險地將書運出去。但上海海關已被日本人完全監視。海關税務司司長丁貴堂,是海關中最高職位的華人,與袁同禮是老交情。丁貴堂想了三個辦法:一、將書箱點交美國駐滬總領事,作為美政府所有,完全由美領代運,海關可發放行證；二、改裝舊衣箱,用旅客攜帶行李辦法帶往香港或其他地方,若每次攜帶二十箱上下,他可發證免驗(胡適大兒子胡祖望和徐大春前往美國時所帶胡適的書籍就是採用這種法子帶走的)；三、若不能先將書箱移交美政府,則必先有重慶國民政府的訓令,才能發證放行。

兩人一合計, 首先覺得第二種方法不行,如果改裝成衣箱,則箱數要增加許多倍,同時購買舊衣箱比買新衣箱不知要難多少,即使購買到了,在公司裏改裝,也非常容易走漏風聲。但袁同禮在這之前已找到美國總領館,他們本就已拒絕,只好採用第三種法子。於是致電重慶,請國民政府給以幫助,但直到當年4月30日孔祥熙回覆的電報才到,時間已經過了快50天,兩人立即轉呈丁貴堂。丁貴堂迅速報給海關關長梅樂和,梅樂和當即回電孔祥熙,決定不執行,原因是鑑於前段時間運送存於租界的中國銀行的白銀結果出了危險的先例,形勢比那時更緊張,還是不運的好。

王重民看事情一時無法開展,自己又不能再久呆,於是於5月中旬帶上胡適的二兒子胡思杜一同離開上海前往美國。袁同禮一個人仍在積極地奔忙着。

此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原本答應撥付給的3000美元運費,此時見他一時運不成,其社會教育司便找了個由頭將之收了回去,移作他用。而胡適的義舉、關心與支持無疑給袁同禮以莫大的激勵。

5月中旬,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到達香港,袁同禮知道後,急忙趕到香港,再次尋求詹森的幫忙。詹森想出了個主意,他説,如果北平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簽訂一個協議,聲明國會圖書館借用此批書五年,再由國務院授權上海總領館,要求其報關時作為美國財產申報,這樣運送就方便安全了。

袁同禮致信胡適,請胡適如此運作。胡適看到王重民無功而返,對這批書更是焦心。接到袁同禮信後,胡適只好再去找國務院爭取。但美國國務院態度仍然未變。

在等胡適信的期間,袁同禮8月份回上海,又找到海關。也許是為袁同禮的執着感動,海關當局答應,如果每次運送三四箱,可不要放行證,也可保安全。但每次三四箱,這一百箱要運多少次,萬一走漏消息,怎麼辦?

他又去找美國駐上海總領事Lockhart,看有沒有美國國務院的訓令。Lockhart也為他的精神所感動,介紹他去找一位在此開辦轉運公司的美商 Gregory。袁同禮本沒抱多大希望,但希望卻在許多次碰壁後降臨了。那位美商一聽,立即答應,同時請他立即將這些要運的書移到美國海軍倉庫,只要有軍艦從這兒經過,他會立即負責任地將它們送上船,運到美國中方指定的地方去,同時説,第一是運時不需要經過總領事的同意,第二是不收任何運費。

袁同禮這次是高興得幾乎發病。回來後他與孫洪芬商議,又給胡適發電,請他再商請國務院致電Lockhart給予這種方法以支持。胡適又一次以大使身份前往美國國務院。

這批書從9月中旬開始按這種方法起運。因為系搶運性質,又沒有預訂,所以艙位往往不多,但有多少就寄多少,一百箱分了好幾批才寄完,又因為沒有海關負責,完全憑美商的個人支持,所以他們寄的時候特別慎重,收件之人必須時常更換,以免引人注意,其中27箱寄往國會圖書館,75箱寄往加省大學圖書館。

這批書寄完,已是10月中旬。此時太平洋戰爭的濃雲已密佈上空,美國一切船隻已停駛上海,袁同禮看着這批書安全轉移,如釋重負,而他自己則付出了沉重代價,這段時間,家中三人患了盲腸炎,小女兒因為割治太遲竟不幸夭折。

書寄出後,袁同禮致電胡適,“箱件到美后,分存兩地或應集中一處”,全交由胡適負責了。書全部寄到後,為了便於保管,胡適於1942年2月,趕到加利福利亞大學,經過交涉,將那75箱書也移往國會圖書館。同時胡適還把此時運到美國的漢簡也交由國會圖書館暫存。

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存美這事上,胡適先是擔任聯繫工作,書運到後擔任了負責監督保存工作,中間在袁同禮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自己出資讓王重民回去搬運。他的這種精神與做法,同國民政府一些相關權要此時對待袁及這批善本的態度構成鮮明的對比。

1946年4月,胡適已開始準備回國就任北大校長,1日,寫信給美國會圖書館館長休默爾向他表示感謝,“在八年半中,你在收藏和保護漢簡以及北平國家圖書館珍稀圖書方面對中國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所有人,凡是瞭解並讚譽你對這些中國珍寶作出的極好保護的人,都會久久銘記”。6日,胡適將收條及鑰匙交給王重民,託他代為管理,並説“俟將來海運大通時”運回。1947年春,開始辦理啓運回國手續,但由於內戰爆發而停止,直至1965年才運回台灣。

袁同禮是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推動者，創立了標誌中國圖書館事業現代化的中華圖書館協會和國立北平圖書館，他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中美兩國最大的兩個圖書館，是圖書館界永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