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

明隆慶四年（1570年）五月七日，袁中道出生，十六歲中秀才，以豪傑自命，性格豪爽，喜交遊，好讀老莊及佛家之書。中道成年時，兩個哥哥都先後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以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模擬，主張創新而稱譽文壇。他隨着兩個哥哥，廣交提倡革新的名流學者。

萬曆十六年（1588年），他來到京城，交遊更廣，詩文益進。經李贄的推薦，大同巡撫梅國楨慕名數次函邀他去做客，他回信説：“明公廄馬萬匹，不以一騎逆予，而欲坐召國士，胡倨也！”於是梅國楨派專人，備好馬，再次迎請袁中道。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中道漫遊塞上，梅待之為上賓。陪同打獵、遊覽，他每作一詩，梅讚揚説：“真才子也！”離開塞上後，繼遊齊、魯登泰山，觀日出。這年九月，袁中道到吳縣，又遍遊吳越名勝。不久，他的詩集刊行於世。這部詩集，一時成為“公安派”作品的樣板。“凡吳中名流、高衲、歌兒、老嫗，無不口小修為名士，而公亦到處題詠不輟”。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袁中道在順天鄉試考中舉人。之後數次殿試均名落孫山，如是更加縱情山水，學禪悟道，以詩酒自娛。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秋，從北京回到公安家鄉，又先後遊湖南澧州、德山、桃源等名勝。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袁中道在沙市買木船一隻，取名“帆鳧”，裝上乾糧、書籍、字畫，順長江而下，觀石首繡林，懷華容古道，登洞庭君山，吊赤壁古戰場，上黃鶴樓，步晴川閣，訪六朝故都金陵，宿鎮江甘露寺。再轉船北上，飽覽運河風光，又游到北京。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九月，袁宏道病逝，他悲慟過度，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同年冬，他隱居玉泉山，讀書學佛，修身養性，還建造一座柴紫庵作為居所，再不想遠遊了，但昔日處世之志仍然不移。他從玉泉山給他的兒子袁祈年信中説：“大丈夫既不能為名世碩人，洗盪乾坤，即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晨，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恥也”。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終於得中進士，時年四十七歲。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授他徽州府教授，後升國子監博士。在此期間，他系統地整理、校對、出版了他兩個哥哥及自己的著作，寫序言另以評價，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風發揚光大。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天啓四年（1624年），升南京吏部郎中。天啓三年（1623年）八月三十日病逝於南京，終年五十六歲。

袁中道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世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其文學主張與宏道基本相同，強調性靈，“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較兩兄晚歿，後來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蔡不瑕詩序》）。這是他與兩兄稍異之處。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遊記文如《遊石首繡林山記》、《遊鳴鳳山記》、《金粟園記》、《玉泉澗遊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牘文如《寄藴璞上人》、《答潘景升》、《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遊居柿錄》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

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受李贄、徐渭等影響極深，對復古主義給予猛烈抨擊，認為時有變化，文有古今，文學應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做到“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極力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充分表現了作者個性。創作以小品文成就最為突出，自由抒寫，清新活潑。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中道生前曾多次去謁見過著名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求教問學，寫過不少讚頌李的詩文。李被朝廷加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後，他冒着風險為李立傳（《李温陵傳》）。對傳主的人品學問，革新精神，倍加尊崇。

袁中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製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裏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着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

袁中道“性靈説”的提出是明代中後期文壇上的一股新潮流， 給近代文藝史開拓了新的創作空間“ 性靈” 把文學的主體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過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學的抒情功能重新賦予文學而“ 性靈” 對於人的各個層次的情感慾望的肯定也為近代美學最終突破古典美學着了先鞭當然,。由於其一味強調“ 性靈” “ 不拘格套” ，使文章免不了最終流於街口巷語，過於鄙但，這是後話。

在《小修詩敍》中，袁中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論核心“獨抒性靈”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文學主張“不拘格套”“獨抒性靈”的提出是對張揚個性的肯定，對文學的主體—人的肯定，它包含了富於時代氣息的內涵“性靈”指純真、活潑、自然的人性，是真的性情“性靈”也指人的各種生活慾望和情感的流露“性靈”體現於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不拘格套”。指獨特的富有獨創性的個性表現。

中郎認為人當追求真正的“性靈”，任達放誕，如雲舒風捲般自由而且，真正的“性靈”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張揚捐狂，更是心靈上的無牽無掛無礙，如“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人一旦人了塵俗，太多的俗務便如蛛絲纏身，束縛越來越多，而真心卻越來越遙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上文章也是這樣，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則其離真正的性情亦遠矣。中郎持此論當與其禪思有關。

他性喜佛老，融合了禪宗與淨土宗，思想中深受“明心見性”的影響，而其“ 性靈”就是此“心性”的體現。“性靈” 的提出也與當時的社會現狀有關，明中後期是一個幾乎與魏晉相類似的混亂時代政治黑暗腐敗，人性受到沉重的壓抑。當人性受到阻礙無法發展，便轉而求於內這種對於內心真實的探索，追求訴諸於文字便為“性靈” 。另外, “獨抒性靈”的內涵亦受到同時代稍前的李贄的“童心説”的深刻影響。在明萬曆及後的文壇上，“性靈説”與“童心説”並駕齊驅，一齊驅動詩文向性情轉變，追求個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與解放。在中國，儒道傳統一直佔據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齋集》20卷、《遊居柿錄》（即《袁小修日記》）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