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督責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蹠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蹠之慾淺也；又不以盜蹠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蹠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説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説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説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及，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1] 

賢明的君主，必將是能夠全面掌握為君之道，又對下行使督責的統治術的君主。對下嚴加督責，則臣子們不敢不竭盡全力為君主效命。這樣，君主和臣子的職分一經確定，上下關係的準則也明確了，那麼天下不論是有才德的還是沒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盡全力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專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約束，能享盡達到極致的樂趣。賢明的君主啊，又怎能看不清這一點呢！

所以申不害先生説：“佔有天下要是還不懂得縱情姿欲，這就叫把天下當成自己的鐐銬”這樣的話，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講不督責臣下，而自己反辛辛苦苦為天下百姓操勞，像堯和禹那樣，所以稱之為“鐐銬”。不能學習申不害、韓非的高明法術，推行督責措施，一心以天下使自己舒服快樂，而只是白白地操心費力，拼命為百姓幹事，那就是百姓的奴僕，並不是統治天下的帝王，這有什麼值得尊貴的呢！讓別人為自己獻身，就自己尊貴而別人卑賤；讓自己為別人獻身，就自己卑賤而別人尊貴。所以獻身的人卑賤，接受獻身的人尊貴，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這樣的。自古以來之所以尊重賢人，是因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貴；之所以討厭不肖的人，是因為不肖的人自己卑賤。而堯、禹是為天下獻身的人，因襲世俗的評價而予以尊重，這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賢的用心了，這可説是絕大的錯誤。説堯、禹把天下當作自己的“鐐銬”，不也是很合適的嗎？這是不能督責的過錯。

所以韓非先生説“慈愛的母親會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厲的主人家中沒有強悍的奴僕”，是什麼原因呢？這是由於能嚴加懲罰的必然結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規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於道是輕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罰。只有賢明的君主才能嚴厲地督責輕罪。輕罪尚且嚴厲督責，何況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韓非先生又説：“對幾尺綢布，一般人見到就會順手拿走，百鎰美好的黃金，盜蹠不會奪取”，並不因為常人貪心嚴重，幾尺綢布價值極高，盜蹠利慾淡泊；也不是因為盜蹠行為高尚，輕視百鎰黃金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奪取，隨手就要受刑，所以盜蹠不敢奪取白鎰黃金；若是不堅決施行刑罰的話，那麼一般人也就不會放棄幾尺綢布。因此五丈高的城牆，樓季不敢輕易冒犯；泰山高達百仞，而跛腳的牧羊人卻敢在上面放牧。難道樓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牆看得很難，而跛腳的牧羊人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嗎？這是因為陡峭和平緩，兩者形勢不同。聖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長掌大權，獨自壟斷天下利益，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有什麼特殊的辦法，而是在於他們能夠獨攬大權，精於督責，對犯法的人一定嚴加懲處，所以天下人不敢違犯。現在不制訂防止犯罪的措施，去仿效慈母養成敗家子的作法，那就太不瞭解前代聖哲的論説了。不能實行聖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去給天下當奴僕還能幹什麼呢？這不是太令人悲傷的事嗎！

更何況節儉仁義的人在朝中任職，那荒誕放肆的樂趣就得中止；規勸陳説，高談道理的臣子在身邊干預，放肆無忌的念頭就要收斂；烈士死節的行為受到世人的推崇，縱情享受的娛樂就要放棄。所以聖明的君主能排斥這三種人，而獨掌統治大權以駕馭言聽計從的臣子，建立嚴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貴而權勢威重。所有的賢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風、扭轉民俗，廢棄他所厭惡的，樹立他所喜歡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時候才有尊貴的威勢，在他死後才有賢明的諡號。正因為這樣，賢明的君主才集權專制，使權力不落入臣下手中，然後才能斬斷仁義之路，堵住遊説之口，困厄烈士的死節行為，閉目塞聽，任憑自己獨斷專行，這樣在外就不致被仁義節烈之士的行為所動搖，在內也不會被勸諫爭論所迷惑。因此才能卓犖獨行逞其為所欲為的心志，而沒有人敢反抗。像這樣，然後才可以説是瞭解了申不害、韓非的統治術，學會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統治術都學好而明瞭了，天下還會大亂，這樣的事我還沒聽説過。所以，有人説：“帝王的統治術是簡約易行的。”只有賢明君主才能這麼做。像這樣，才可以説是真正實行了督責，臣下才能沒有離異之心，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安定才能有君主的尊嚴，君主有了尊嚴才能使督責嚴格執行，督責嚴格執行後君主的慾望才能得到滿足，滿足之後國家才能富強，國家富強了君主才能享受得更多。所以督責之術一確立，君主就任何慾望都能滿足了。羣臣百姓想補救自己的過失都來不及，哪裏還敢圖謀造反？像這樣，就可以説是掌握了帝王的統治術，也可以説了解了駕馭羣臣的方法。即使申不害、韓非復生，也不能超過了。 ^[2] 

李斯（約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氏李，名斯，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

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説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説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於韓人間諜鄭國入秦，秦王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被秦王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滅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燬民間的兵器；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等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和大將蒙恬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咸陽鬧市，並夷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