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

1968年，北京中學生鍾躍民和好友袁軍、鄭桐等整日遊蕩在大街上，為單調的生活尋求着刺激。周曉白的高雅、浪漫喚醒了潛藏在鍾躍民內心深處的一種久違了的渴望。在夥伴們的慫恿下，鍾躍民向曉白展開了充滿嬉鬧而又看似認真的追求。但是，當鍾躍民被曉白鄭重地帶到身為將軍的父親面前時，鍾躍民卻告訴曉白父親，他對這段愛情不能給予任何承諾。曉白如墜萬丈冰窟。

曉白帶着惶恐和好友羅芸、袁軍一同參軍入伍，鍾躍民和好友鄭桐則來到農村。不久，曉白的擔憂終於成了現實，青春、質樸的秦嶺讓鍾躍民真正懂得了羞澀、懂得了含蓄。曉白失戀了。

改革開放後，從前的夥伴紛紛組建自己的家庭，鍾躍民也輾轉回到了北京。

鍾躍民因為生活窘迫，不得不到朋友的公司任職。長久的寂寞讓鍾躍民接受了愛慕虛榮的秘書何眉，直到在音樂廳邂逅秦嶺。秦嶺向鍾躍民隱瞞了已嫁富豪的婚姻事實。冷落讓何眉惱羞成怒，她舉報鍾躍民挪用鉅額公款。鍾躍民停職接受調查。

挪用公款案終於真相大白，一切都雨過天晴。鍾躍民最終離開北京，投身於可可西里反盜獵行動。 ^[5] 

《血色浪漫》是都梁的一部自傳體小説。 ^[5]  《血色浪漫》的產生源於後現代主義的背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便悄然籠罩着一種懷舊的情調，這已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的文化現實之一。懷舊作為一種無處不在的文化需求，迅速成為了文化市場上的賣點。小説《血色浪漫》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9] 

在《血色浪漫》中，作者給鍾躍民出場的年代設定在了“文革”時期，鍾躍民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揹着菜刀以一種很怪異的方式開始了他的血色與浪漫的旅程。在體驗過陝北的苦難之後，鍾躍民轉身就進入了軍隊，成為了那一個時代年輕人夢寐以求的軍人，這便是作者刻意要在鍾躍民身上體現的遊俠的武力特徵。經過部隊的磨練，作者成功地讓鍾躍民擁有了成為一名遊俠的武力特徵，也為鍾躍民在此後遠走可可西里埋下了伏筆。從部隊回到北京後，鍾躍民已不再是當初那個鬥狠玩兇的街頭頑主了，體驗過軍旅生涯的鐘躍民身上已多了一種成熟的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會迴歸世俗，迴歸所謂的主流。復員後的鐘躍民經歷了一個戲劇化的、滄桑閲盡的、超乎常人想象的經歷：從擺攤賣煎餅到當公司經理，被女秘書玩進了監獄，開飯店做老闆，直到最後遠走可可西里。 ^[8] 

農村窮苦人家的孩子，為人老實忠厚。他是整個家庭生活的希望，家裏的父母和一羣弟弟妹妹還指望着他負擔，他的軍事技能笨拙，只能靠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來爭取在部隊提幹。剛到部隊時，因為他的憨厚和笨拙，鍾躍民和張海洋常“欺負”他，後來鍾躍民甚至還打了他。看着受傷的滿囤，鍾躍民和張海洋心懷愧疚，“兩人的眼睛在霎間竟貯滿了淚水”……就這樣，他們向滿囤道歉並有了一次對話。“滿囤雙手捂住臉失聲痛哭：‘是俺對不住兄弟們，連長説俺要不説實話就讓俺退伍回老家，兄弟，俺不能回去啊。你們沒嘗過窮的滋味，俺長這麼大，連棒子麪都沒敢大口吃過，俺下面還有六個弟妹，為俺當兵，俺爹硬是給支書家白乾了三年活兒，砍柴挑水煮食，三年呀，一天不敢耽誤。支書還算有良心，到公社武裝部替俺求了個名額，拿到入伍通知書那天，俺爹跪在支書院裏把腦門兒都磕出血了……’”這段話讓鍾躍民“第一次學會了懺悔”。從那以後，鍾躍民和張海洋還有吳滿囤親密無間，他們一起在軍隊裏一步步成長。在1979年的西南邊境戰爭中，滿囤為國捐軀。

貫穿小説前後的一位悲劇性人物。鍾躍民曾經短暫的在平民小學上了半個學期課，因而跟李奎勇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親是蹬三輪車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貧寒。李奎勇從小就練摔跤，舉石鎖，在學校打架不要命，沒人敢惹。”在李奎勇這樣的平民子弟看來，那些幹部子弟仗着爹媽的權勢胡作非為，唯獨佩服鍾躍民是個人物。李奎勇有着中國傳統的江湖義氣，這從他對待他的發小小混蛋的態度就能看出來。他雖然不同意小混蛋胡亂殺人，可是他放不下發小情誼，也放不下他對大院子弟的反感，這讓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幫助小混蛋，甚至差點丟了性命，是鍾躍民救了他。之後兩人一直維持着親密的友誼，直到李奎勇病重離去。李奎勇在生前與鍾躍民的最後一次對話中提到，當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時的反應：“當時我是挺高興，就像小時候盼到過年似的，我是覺得太累，不光是累，還沒有盼頭”“無論我怎麼掙扎也改變不了現狀，這就是命啊”。底層小人物的無奈和悲情就這樣一覽無餘地呈現出來。

另一位在小説中多次出現的帶有強烈悲劇色彩的人物，讓人唏噓和同情。他的離去也是他的命，似乎除了離開這個世界就不再有別的歸宿。他本應該是一位剛正不阿、血氣方剛的優秀軍人，然而命運將他從最合適的舞台拉了下來，一種悲劇性的淪落就此不可避免的發生。在一次被騙之後，他不僅連累了鍾躍民，也讓自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從此，黑道上多了一位旋風殺手，雖然他不曾殺過一個好人，但是法律已經無法寬恕他。寧偉的死亡，似乎是一個沒有懸念的結局。 ^[2] 

《血色浪漫》的複雜性從作品名稱上就有所體現，“血色”與“浪漫”兩個並不協調的意象被作者組合在一起，用作書名；同時“血色”和“浪漫”也分別象徵着小説的兩種感情基調：深沉和歡快。血色代表着傷痕、傷感、悽慘、悲壯，而浪漫與縱情、詩意、感動有關，在都梁之前，少有作家會將血色和浪漫連用。對此，都梁在小説的正文第三章作出瞭解釋和呼應。周曉白在聽完鍾躍民對柴可夫斯基音樂如詩似畫的描述後説：“浪漫？是很浪漫，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鍾躍民時的樣子，他打架打得滿臉是血，簡直嚇死我了，剛才聽音樂時，我怎麼也不能把鮮血和浪漫統一到一個人身上，總覺得哪不對”。鍾躍民迴應到：“鮮血？浪漫？很有意思，這就叫血色浪漫”。

將血色的意義進一步延伸，就是死亡。《血色浪漫》多次寫到人物的死亡，並且成為故事發展的重要節點，憨娃、滿囤、李奎勇還有寧偉，每個人的離去都讓人震撼，像一根根針刺痛着讀者的心，這也讓小説在情感基調上有了深沉的部分，使小説在思想性上有了深刻的意味。

作者對這幾個人物的描寫帶着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憨娃、吳滿囤、李奎勇、寧偉有着明顯的共性，他們都出身窮苦人家，屬於社會的底層，過的是“苦日子”，命運似乎從來就沒有眷顧他們。他們或單純、或憨厚、或率性、或剛正，然而出身卑微的他們最後的結局是走向了死亡，這裏顯示出一種命運的殘忍。這種殘忍讓人冷靜，也讓人深思，正是因為他們身上的優點，讓這種死亡更能夠穿透讀者內心最柔軟的角落，讓人心靈得到昇華。作者對人物命運的安排，或許就是要達到這種教化人心的目的，對死亡的描述深化了《血色浪漫》的思想主題。 ^[2] 

小説《血色浪漫》，無論是其講述的內容，還是講述的方式，都比較獨特。首先是敍事模式的空間化，將敍事時間進行空間化處理恰恰是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敍事革命之一。它指的是把發生在特定時序中的人物和事件放在一種空間關係中來展示，即在共時性場合展示歷時性畫面，從而使作品獲得一種多維立體的空間容量。文中作者開端通過主人公鍾躍民的回憶提到“1968年的那個冬天”，將讀者帶到小説敍述的年代，通過鍾躍民限制性視角的回憶形式將一羣部隊大院的孩子們所經歷的生活一一呈現，避開傳統故事的講述方式，不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小説《血色浪漫》通篇都是主人公鍾躍民在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這種限制性視角形成了主人公個人化的敍事方式。其次是個人化的敍事策略。大多數當代講述者採取一種僵化的話語形態，將講述重心放在重大歷史事件上。而《血色浪漫》則不然，小説通過對一代人的人生經歷敍述呈現了一個相對連貫的當代史。 ^[9] 

這部小説給人的感覺，在語言上簡直就是在對政治嚴肅的戲謔，在戲謔中，將現實生活中相互衝突、無法協調的種種矛盾，在文學作品中加以諷刺性的反映。這裏面突出的就是小説中對“中心話語”的消解，並且在消解中實現對現實的顛覆。

讀者在閲讀文本時，常常感受到的是對“文革”詞語的重組，讀者到處看到的是相互矛盾的物象關係、人物之間、時間之間的不協調的組合。可以説，都梁的語言，是巴赫金意義上的“狂歡化”場所，其中各式各樣的“文革”語彙、政治術語、領袖語錄、民間俚語、江湖切口、廣告用語等共同匯聚成一爐，相互指涉，在語言的烏托邦中想象性地摧毀了社會等級制度。 ^[1] 

2005年，該小説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血色浪漫》在全國各地衞視播出。 ^{[3]  [6]} 

當代作家李敬澤：“在《血色浪漫》中，一個人，從一九六八年穿越漫長的時間，來到現在；他經歷了當代中國的歷史，他始終是時代漩渦上一個特立獨行的細節。” ^[9] 

都梁，暢銷書作家、編劇，出生於1954年，原名梁戰，江蘇盱眙人，因盱眙古稱都梁，故有此筆名。1999年開始業餘創作小説，以《亮劍》《血色浪漫》《狼煙北平》《榮寶齋》享譽文壇，並擔任編劇將小説搬上熒屏，特別是《亮劍》反響強烈，引領了抗戰劇的新風潮。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