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²。在盛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³。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⁴。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⁵。內含和而弗食兮，與眾物而無求⁶。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⁷。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⁸。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勁斧⁹。冀飄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¹⁰。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¹¹。免眾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¹²。依名果之茂陰兮，託修幹以靜處¹³。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¹⁴。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獮猿¹⁵。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干而不緣¹⁶。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閒¹⁷。恐餘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¹⁸。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纏¹⁹。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²⁰。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²¹。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²²。氣憯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²³。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²⁴。

亂曰：詩嘆鳴蜩，聲嘒嘒兮²⁵，盛陽則來，太陰逝兮²⁶。皎皎貞素，侔夷節兮²⁷。帝臣是戴，尚其潔兮²⁸。 ^[1] 

那個通體清白的鳴蟬啊，潛藏在黑土之中。在陽光炎熱的仲夏五月，開始遊樂於芳林。它的本性恬靜而與世無爭，獨自快樂而長鳴。鳴聲噭噭，一聲響似一聲，如同貞士的正直之心。內心恬淡寡欲而無以為食，與萬物結交而一無所求。仰首棲於高高的枝頭，渴飲晨露的清流。隱身在柔軟桑枝的密葉間，以閒居為樂又可避暑。苦於黃雀為害，又擔心螳螂的利斧。希求展翅高飛託身遠方，又痛恨蜘蛛的網罟。想要飛落地上潛藏，又怕草蟲傷我身軀。逃過眾難不為天敵所獲，只好遠遠飛到屋宇。依附果樹的綠蔭而藏身，託身高高的樹幹而閒居。有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步履安逸來到果園。依憑離婁那樣明亮的目光，他的攀爬之術勝過猴猿。枝葉被他一一拉搖，果樹任他一棵棵攀援。遮蔽輕捷的身形而疾速前進，側身跪足刻意遮掩。唯恐發出聲響使我受到驚嚇，注視我的目光一刻不轉。手持細細的竹竿一點點向上伸，用小小的膠體把我纏粘。正想高飛卻越掙越緊，自知生命永遠不再。把我的身體給了廚師，投入紅紅的炭火而被炙燔。夜晚的秋霜紛紛降落，早晨的風ㄦ吹過庭院格外寒冷。情緒憂傷侵襲着我的身軀，腳爪攀援樹木卻下墜懸空。鳴聲嘶啞而接近死亡，身形枯槁而最終喪生。

亂辭説：《詩經》感嘆鳴蟬，因為它的叫聲嘒嘒。鳴蟬感受炎炎夏日而來臨，遭遇冽冽冬日而長逝。它潔白正直的品格，可比伯夷的氣節。士大夫們在帽子上繪蟬紋，用來崇尚鳴蟬高潔的品行。

曹植撰寫此賦時，宜在黃初年間（220年—226年），其因受到兄長（文帝曹丕）的猜忌與排斥，多次流放，親近遭戮。賦中“黃雀之作害”、“螳螂之勁斧”、“蜘蛛之網罟”、“草蟲之襲予”，特別是那“捷於獮猿”的“狡童”，無不針對微陋之寒蟬而來，形成“圍捕”態勢，這雖擬效歷史典故，但其間滲透着作者的身世，尤可見其境況之慘烈與個性之鮮明。 ^[3] 

《藝文類聚》卷九十七引郭璞《蟬贊》曰：“蟲之精潔，可貴惟蟬。潛蜕棄穢，飲露恆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古人以為蟬食露水，因此是一種潔淨之蟲，這是中國古人的共識，如梁昭明太子蕭統《蟬贊》亦曰：“茲蟲清潔，惟露是餐。”

此賦則詳細地描繪了蟬的形象和品德，稱讚蟬“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這是一種君子的形象。作者指出除了這些黃雀、螳螂和蜘蛛之外，蟬最大的敵人就是“狡童”。狡童用長竿沾上粘膠，更是使蟬致命的原因。這種寫法帶着一種幽默感。作結論的亂辭將蟬比喻為品格高潔的伯夷和柳下惠，表示了對蟬的最高讚譽。

此賦描寫蟬所處的環境是危機四伏而使它無法逃避，只有一死。樹上有黃雀、螳螂，空中有蜘蛛，地下有草蟲。處處是陷阱。逃入花園，又有狡童襲擊即使沒有這些，秋霜下降，終歸枯槁而喪形。這種眾害紛聚一身而無法逃脱死亡的悲哀，是曹植對人生徹底悲觀的總結，只希望留名於後世了。這種蟬的命運也正是作者曹植生世的寫照，表達了作者對於命運的深深不平和無限憂患。 ^[4]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許結：賦筆詠蟬，始於東漢班昭與蔡邕的同題《蟬賦》，惜皆殘篇，不成章句。而曹植此賦，於“蟬”之形象的描繪，情感的發抒，意境的構設，渾然整體，實為相同題材賦創作之翹楚。賦中“蟬”之降身卑竄、懼襲免難的境遇與心態，“蟬”之清素澹泊、貞心尚潔的秉性與情懷，已成為後世“詠蟬”作品的典範。（《讀有所得》） ^[3] 

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志偉：辭賦中借物自喻之作，以屈原的《橘頌》和禰衡的《鸚鵡賦》最為著名。曹植的《蟬賦》在蟬的性格刻畫上不如《橘頌》所寫橘樹之堅貞，在感情的抒發上不如《鸚鵡》之酣暢淋漓。但《蟬賦》仍有其獨特之處。（《歷代賦評註》） ^[5]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郡（今安徽毫州人）。三國時期的文學家。他是曹操的第四子，曹丕的同母弟，封陳王。因富於才學，早年曾受曹操寵愛，一度欲立為太子。及曹丕、曹齪為帝，備受猜忌，鬱郁而死。他是建安文學的代表，現存詩九十多首，絕大部分是五言詩。曹植的詩歌善用比興，辭采華茂，比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文學的成就和特色，對五言詩的發展有着重要的影響。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