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文

據古文字專家考證，蝌蚪文，也叫“蝌蚪書”、“蝌蚪篆”，為書體的一種，因頭粗尾細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名稱是漢代以後才出現的，指的是先秦時期的古文。古文，是上古時代的文字，也是古代人民陸續造成的文字的總稱。

蝌蚪文是目前我國已發現的八種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號之一。 ^[1] 

漢代的文字所採用的文字以隸書為主，但漢末產生另一書體，是在於筆畫起止，皆以尖鋒來書寫，其特色也是頭粗尾細，形似蝌蚪，所以名為“蝌蚪文”。

這種書體存在的時間短暫，現已無人使用。從流傳的遺物可發現，其風格似西周銅器上的文字，另外，商代甲骨及玉片的雕刻與陶器上，也都有這種跡象。

據説在魏時，蝌蚪文的使用也極廣泛，主要運用在小篆的書寫上。其筆畫較細，卻可見入筆有頓挫筆法存在的特色。這種書寫風格中，毛筆透過筆畫的運用，仍可利用其彈性，使起筆與收筆較尖鋭，中間稍前部份則加重線條，充滿表現毛筆特性的趣味。不過在外形而言，如書寫運用不當，則極易造成整體畫面過於尖鋭，使線條與整體佈局無法協調，難怪在唐代以後便少見到。

仙居蝌蚪文：浙江省仙居縣淡竹鄉一個高達128 米的陡壁上，發現有人工鍥鑿的日紋、蟲紋和蝌蚪文。傳説是大禹治水留下的記錄，專家認為蝌蚪文是一種象形文字。

在浙江仙居縣淡竹鄉境內，有座千峯疊嶂、萬壑崢嶸的韋羌山。這裏溝谷交錯、古木森森、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風景如畫，是省級風景區中十分重要的一條風景線。其中有一處神奧莫測的人文景觀：在一座名叫蝌蚪崖的千仞絕壁上，佈滿了呈現人工鐫鑿的日紋、月紋、蟲紋、魚紋等奇異圖案符號，這就是著名的相傳為大禹刻石的蝌蚪文。為什麼古人要將文字鐫刻於千仞絕壁上？這些圖文符號究竟有什麼涵義？千百年來，有無數志士學者前往探奇。

據《萬曆志》和《光緒志》載：東晉義熙年間，一位姓周的廷尉曾“造飛梯以蠟摹之，然莫識其義”。以後郡守阮錄和北宋縣令陳襄亦“攜眾以觀”，終因崖高路險，“雲雨晦瞑”，未得結果，掃興而歸。陳襄還留待感嘆道：“去年曾覽韋羌圖，雲有仙人古篆書。幹尺石巖無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1985年，台州地區文物普查驗收組用28-200毫米變焦相機對崖面遠距離進行拍攝放大，逐點分解，似見痕跡。1994年5月26日，由“安洲影藝社”組織的探險隊聘請了相傳三代以採珍稀藥材野生石斛為生、具有多年攀崖經驗的山民潘餘龍從崖頂懸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處拍攝到許多實物照片。根據潘餘龍敍説和從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長約40米，寬約50米，成極規則的長方形，面積近2000 平方米。絕壁的崖面石質堅硬，佈滿了一個個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約5釐米，直徑7-12釐米不等。在每個半球邊緣，均有一條約2釐米深的圓形小溝。半球之間相隔約15釐米，縱橫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蟲紋及海洋生物圖案的痕跡。

探險結果披露報端後，國內外學者引起很大興趣，但結論卻眾説紛紜。限於時代和條件，周廷尉所募之物當然不可能保存至今。

倉頡書、夏禹書、紅巖天書、巴蜀符號、東巴文字、岣嶁碑、夜郎天書、仙居蝌蚪文這八種文字中，從發現的時代看，仙居的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孫説著的我國第一部地方誌《臨海記》中就稱韋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書·州郡志》亦稱“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以釋讀難度論，亦惟蝌蚪文為最。其它七種文字或存於書，或現於出土器物，或寫於木石，或刻於石碑，或鐫於石壁，均屬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獨蝌蚪文撲朔迷離，至今還未見其篆文摹本。

據説那塊聳立在浙江省仙居縣淡竹鄉的山崖壁上，佈滿了人工鐫鑿的日紋、月紋、蟲紋、魚紋等奇異的圖案符號，有人説，那就是傳説中大禹治水時在南方留下的蝌蚪文石刻……

5月的浙中山地充滿了水汽和太陽的味道，夏天果然如期而至。長途汽車行駛在蒼翠的羣山之間，車上二十幾個年輕人來自寧波市和無錫市的兩個野外探險俱樂部，我和他們同行，是為了尋找傳説中刻有蝌蚪文的蝌蚪崖。據説那塊山崖聳立在浙江省仙居縣的淡竹鄉，崖壁上佈滿了人工鐫鑿的日紋、月紋、蟲紋、魚紋等奇異的圖案符號，有人説那就是傳説中大禹治水時在南方留下的蝌蚪文石刻。

同行的人裏只有一個到過我們將要去的地方，此時他正在眉飛色舞地講故事：“淡竹鄉我去過兩次，第二次我請一位當地人帶我爬上山，非常險，到了最上邊就沒路了，除非你用攀巖工具，否則很難爬到山頂上去。據説只有當地採藥的人才知道上山的路！”一席話把年輕人的心逼到了亢奮狀態，所有人都流露出不達山頂誓不罷休的決心。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浙江省括蒼山脈的一條支脈韋羌山，南朝孫詵著的我國第一部地方誌《臨海記》中曾寫到韋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書·周郡志》中也寫到：“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蝌蚪形，高不可識。”

那麼什麼是蝌蚪文呢？古文字學資料中單把蝌蚪文拿出來講的並不多，常見的倒是“鳥蟲書”。所謂鳥蟲書就是在字的筆畫上增添蟲、魚、鳥等動物形象，比如添上觸角、魚頭、翅膀、鳥頭之類的附件。鳥蟲書曾是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中國古文字中的六書（即六種字體）之一，被用來寫在傳達命令的旗幟上，由於筆畫複雜，難於模仿，所以有保密的作用。漢代以後，鳥蟲書主要出現在印章中，變成了十足的美術字了。而蝌蚪文由於頭粗尾細形似蝌蚪而得名，因此也是鳥蟲書的一種，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説，蝌蚪文算不算文字還是一個問題。

淡竹鄉尚仁村的退休小學教師陳瑞珊是一位精幹的老者，他不知疲倦地帶我們到處走動。

“那就是蝌蚪崖！”他指着遠處雲霧中的一座山峯説。我們在七八座形狀相似的山峯中努力辨認着蝌蚪崖。它的海拔相對不算太高，800米左右，它下面的山坡上長滿了亞熱帶叢林植物，蝌蚪崖其實就是山頂上一塊堅硬的沒長植物的岩石，它的一面像刀削般垂直陡峭，傳説中的蝌蚪文就刻在崖面上。

淡竹鄉的人們把蝌蚪崖視作他們的驕傲。那天晚上，我在淡竹鄉鄉長的《農情日記》中讀到：“……本鄉地形南高北低，風景優美，是全縣林業、旅遊重點鄉鎮，內有千古之謎蝌蚪文、天柱巖……”。

尚仁村75歲的老大爺來找我們聊天了。他是村子裏對蝌蚪崖知道得最詳盡的人，他説以前離尚仁村不遠的下朱村有一個秀才，博學多識，曾請人把蝌蚪崖上的文字拓下來，他一輩子就研究那些拓片，一直到90歲。他只傳了一首歌謠給他的後代，他的後代中最後一個人也在30年前死了，他家那座收藏有蝌蚪崖拓片的房子在 “文革”破四舊時被燒掉了。

也就是説，當地的蝌蚪文沒有了考究的“證據”。

第二天，我們分成兩個小隊，分別由兩名嚮導帶着上山。嚮導手中拿着大砍刀，我們手中拿着枴杖。幸虧山上全是帶葉子的植物，濃密的枝葉底下，空氣涼爽而濕潤。我們是在無路的情況下上山的，3個小時後，已經接近山頂了。

事實上我們無法到達山頂，山頂就是蝌蚪崖的頂部，而那是需要再繞一座山才能到達的。我們所到的地方，是距離蝌蚪崖最近的一處觀察點，就在蝌蚪崖的左下方50米處。

用肉眼觀察時，我們只能看到崖面上有一個明顯的長方形的框，像是故意鑿出來的。我們支起高倍望遠鏡，20幾個人輪流觀察。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真的，鏡頭裏灰濛濛的，只有一塊平展展、光禿禿的大石頭。

我們發現觀察點附近的岩石很像韋羌河中的石頭，它們的表面也是疙疙瘩瘩，有的地方粗糙得像核桃皮，有的地方則規則得像佛陀頭上的肉瘤。我們全部拍攝了下來，而心中的疑團則越來越清晰了：這所謂的“蝌蚪崖”可能是一塊天然形成的巖壁，由於某種原因具有了規則的球狀結構，當地人在它上面人為地鑿了一個框，再附會以蝌蚪文的傳説……

但是，如果蝌蚪崖真的是天然形成的話，為什麼當地會流傳那麼多關於蝌蚪文的古老傳説？為什麼當地人談到蝌蚪文時都會露出神秘、敬畏的表情？

一年以後，我偶然讀了一本書《去樓蘭》，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司馬炎正在為一批戰國時出土的竹簡傷神。這批竹簡就是‘汲冢家書’，古説它們全都是用蝌蚪字寫的，500年後傳到司馬炎手裏。他把那些殘簡從秘府中拿出來，讓尚書郎們‘校綴次第、尋考指歸’，然後再用當時的文字轉寫下來。

張華是司馬炎的名臣，對這件考綴蝌蚪文的事極為熱心。他和索靖曾一見如故，是最親密的朋友。而索靖在敦煌，正是因為他懂得鳥獸蟲篆之文、蝌蚪字。他在敦煌著書説：黃帝的創字官倉頡曾著書契，字是蝌蚪鳥篆。那種字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茲生。但因為崇尚簡易，後來變成隸書體的時候就有了失損。……”

“汲冢家書”是公元281年（西晉太康二年），河南省汲縣一個叫“不準”的人盜掘戰國時期衞國襄王室的一座墓地中出土的幾十車用竹簡寫的古書，《穆天子傳》就是其中的一部。《穆天子傳》是用蝌蚪文寫成，這説明蝌蚪文並非只是一種美術字，它曾經是一種同小篆、隸書一樣功能的文字，而且它的讀寫方式藴含着今人難以釋讀的曲折和奧妙。

既然蝌蚪文是一種深奧的古老文字，那麼淡竹鄉的居民們對於蝌蚪文的崇拜就不是無本之木了。文字與文明的承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傳説中蝌蚪崖上的蝌蚪文在當地人的心目中就代表着古老文明在當地的一次駐足，追尋祖先的足跡一直是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所孜孜以求的事情。

於是我想，蝌蚪崖上的痕跡是不是天然生成的？傳説中它上面的蝌蚪文與“汲冢家書”上的蝌蚪文又有什麼聯繫？

中國地質科學院陳安澤研究員向我解釋了韋羌山上及韋羌河中那些長相奇特的石頭的來歷。

他説，這些石頭是一種典型的酸性火山岩，這類火山岩在浙江省的山區裏到處都能見到。這類火山岩的學名叫“石泡流紋岩”，它的石泡構造正是我們見到的蝌蚪崖岩石表面的球狀突起。

顯然目前蝌蚪崖已被認定是天然形成的了，但我仍然不敢輕易斷定當地人在“造假”。因為從村民們眼睛裏流露出的感情是真摯的，史書上的記載也是千真萬確的，問題在於，這天然形成的蝌蚪崖與蝌蚪文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聯繫？

於是我敲響了《去樓蘭》書中敍述蝌蚪文時，多次提及的北京大學學者何振明先生的家門。何先生看了照片後説，這是典型的火山岩，但這個框是人為鑿出來的，是“啞示語”。

遠古時候，人類沒有語言，彼此間需要溝通時，就用手勢和表情來表達。比如兩個部落相遇的時候，如果其中一個部落扔給另一個部落一隻果子，就表示友好，如果扔的是一塊石頭，那就是説，“快走吧，不然就打你們！”這就是啞示語，是用形象和感覺來表達意思的語言。

“蝌蚪崖為什麼是啞示語呢？”我問。

“天然形成的岩石上佈滿了像蝌蚪一樣的凸起，這就使古時路過這裏或定居在這裏的先民們想起了一個他們久久不能釋懷的往事，那就是他們的祖先來自黃河流域。也就是説，黃河是他們的媽媽。古人把黃河説成‘河’，把媽媽説成‘媽’。古人表達‘黃河是我們的媽媽’的時候只説‘河媽’兩個字就可以了。用黃河流域的語言，也就是現在陝西一帶的土話來説‘河媽’的時候，發音變成‘huoma’，而這個發音又恰好是陝西土話‘蛤蟆’的發音，而‘蝌蚪’是‘蛤蟆’的子孫，從而喻指為———我們人類是‘河媽’的子孫……我們是‘huo ma’的子孫———我們是‘蝌蚪’。這就是啞示語，古人在蝌蚪形狀的巖壁上鑿一個框，是為提醒後代記住自己是‘河媽’的子孫，自己的祖先來自黃河流域。”

“那麼這就是史書上記載的蝌蚪文嗎？”

“可以説是，也可以説不是。説是，是因為古書上所提到的蝌蚪文其本身就包含着上述啞示語的成分。蝌蚪文之所以稱為蝌蚪文，是因為它的形狀像蝌蚪，而古人在造這樣的文字的時候，就是為了傳達上面所説的啞示語的信息———即我們的祖先是黃河流域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説，淡竹鄉的蝌蚪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蝌蚪文。”

“説不是，是因為古書上的蝌蚪文是一種真正的文字，有讀音，有意義。這種文字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竹簡上都出現過。”

“其實蝌蚪文是佉盧文的一種變體，是當時記載以天文學為主的自然科學的一種筆記文字。蝌蚪文或去盧文都源於甲骨文，它們是甲骨文的變體。周文王時候，甲骨文被轉換為許多種文字，其中包括去盧文、蝌蚪文，並流傳到民間，轉換文字的目的就是想使甲骨文中包含的信息更好地保存下去。但是自從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後，蝌蚪文字就被禁止流傳了，於是西漢時有大批文書被集中到樓蘭一帶，那些文書裏的主要文字就是去盧文或蝌蚪文。”

“被禁止流傳的蝌蚪文文書後來陸續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到民間，有的甚至轉換成佛教的石窟造像，以啞示語的方式把文書中的信息保存下來，淡竹鄉蝌蚪崖上的長方形框也許就是那時候刻上去的，它所表達的信息也就是以啞示語的方式表示我們的祖先來自黃河流域、我們真正的文明歷史是從那裏開始。”何振明先生的解釋儘管聞所未聞，但是畢竟圓滿解決了我對淡竹鄉蝌蚪崖的疑惑。首先，蝌蚪崖上的蝌蚪狀凸起是天然形成的；第二，蝌蚪崖上的長方形框是古人有意鑿上去的，而且他們的用意來自於一個遙遠且曲折得無法言説的歷史，雖然直到今天，這個歷史還只作為“暗流”潛藏在民間，但這個歷史是真實的。

這時我想到了金庸小説《俠客行》裏關於蝌蚪文的描述。小説中那些識文斷字、武藝高強的武林高手們不就是執着於蝌蚪文的“字面”意思而百思不得其解嗎？石破天大字不識，卻憑感覺和字形參透了蝌蚪文的秘密。這段公案和我們親眼所見的“蝌蚪文”有着異曲同工之趣！

岣嶁碑（ɡǒu lǒu bēi ）別名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原刻於湖南省境內南嶽衡山岣嶁峯，故稱“岣嶁碑”，原跡曾消失千年。昆明、成都、紹興及西安碑林等處皆有摹刻。字似繆篆，又似符籙。相傳為夏禹所寫，實為後世偽託。原跡曾消失千年。2007年7月上旬重新被發現，現已成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對象。相傳此碑為頌揚夏禹遺蹟，亦被稱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關於岣嶁碑的記載，最早見於東漢羅含的《湘中記》、趙曄的《吳越春秋》；其後，酈道元《水經注》、徐靈期《南嶽記》、王象之《輿地記勝》均有記述。

■ 奇碑身世：從何而來匿於何處

相傳大禹治水，曾“功成刻石衡山”，留下《岣嶁碑》的傳説。該碑一説在湖南衡山祝融峯(也稱岣嶁峯)，一説是在衡山縣的雲密峯。唐代散文家韓愈曾為此碑賦詩，併為不知此碑蹤跡深表惋惜。然韓愈此詩不見錄於其著作。宋朝著名金石家歐陽修和趙明誠，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彙編成文，文中同樣也不見《岣嶁碑》的記載。

宋朝嘉定年間（約公元13世紀），此碑突被發現，其字有的筆畫頭大尾小，於是有人認為是古蝌蚪文；有的字筆畫彎曲較多，有人據此斷定為蟲鳥文；還有斷其字為大篆者。但無人破譯出來。

明嘉靖年間，文人張素將《岣嶁碑》文拓片帶回雲南，送給謫戍雲南的學者楊慎。經他研究譯出了全部碑文。當時的學者沈鎰、楊時喬、郎英等都破譯了碑文。大意是大禹接受了部落聯盟首領舜交給的治水任務，歷經艱辛困苦，成功地將大水疏導入海，制服洪水，從此天下“衣制食備，萬國其寧”。

此後，《岣嶁碑》名聲大振，被摹刻於各地的名川大山中。雲南昆明、四川成都、湖南長沙、西安碑林、河南汲縣、湖北漢陽等地都有摹刻石碑。

《岣嶁碑》是不是夏禹時的刻石，歷代爭論不休。明代楊慎、楊時喬，清代李蕃、毛會建等，一面破譯，一面摹刻，那是信其有。持不同意見的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編》中提出：“此碑自南宋始出，故歐（陽修）、趙（明誠）皆不錄，後來考證家如楊慎…… 諸人深信不疑。餘皆斥為偽物，今亦究無確證”。證明此碑為夏禹時的文字，沒有證據。人們對楊慎抱有懷疑態度。史家認為楊慎治學之道是：好博務欲勝人，甚至依託杜撰。

從漢字發展過程看，夏代出現此文字是不可能的，偽造的可能性極大。

2007年7月上旬，湖南文物專家多次鑑定後初步認定，南嶽衡山上發現的重約十餘噸的巨石確屬失蹤千年的禹王碑母本。查找相關資料證實：這塊巨石從所處位置、形狀、大小及周邊的環境與史料吻合,確屬失蹤千年的禹王碑母本。這塊曾為南嶽衡山的“鎮山之寶”在塵封多年後終得以重見天日。 ^[2] 

據史料記載，禹王碑是我國最古老的名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湖南長沙雲麓峯上的禹王碑字體奇古，似蜷身蝌蚪，難以破譯。著名歷史學家、甲骨文專家郭沫若鑽研3年僅只識得3字。傳説碑文記述和歌頌了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為一塊功德碑，其實此碑是宋代時人們從衡山拓來的複製品。真正的禹王碑唐代還在衡山，韓愈、劉禹錫賦詩歌詠，曾被稱為南嶽的“鎮山之寶”。但從宋朝以後，就謎一般地消失了。究竟禹王碑立於何時?又位居衡山何處?碑文上究竟記載着什麼內容?“尋找消失的禹王碑”成了文史界、考古學界孜孜以求破解的百年難題，更成了千百萬來衡山的遊客津津樂道的課題。在文物保護界，禹王碑與黃帝陵、炎帝陵同為中華民族的三大瑰寶。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衡山縣福田鋪鄉雲峯村七組發現一塊巨石，疑似禹王碑。該石重約10餘噸，有一不規整的兩虯相交平面，向中微凹，面上有不規整的紋飾，明顯可見人工鑿痕。因缺乏發現，該巨石被一農户砌房時砌進了牆體。2007年，中央電視台《走遍中國》欄目攝製組來南嶽衡山尋訪“禹王碑”，加上南嶽區文物管理處曠光輝老人多年的跟蹤考察，才有了這次重大發現。此地位於祝融峯右側，右有紫蓋峯，左有云密峯，兩峯之間有一隴，上有隱真寺、隱真坪，下有云峯寺（文革期間被毀）、禹王橋、禹溪。據有關史書記載，禹王碑在此地的説法屬實。

禹王碑遺址現已成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對象。

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何致遊南嶽時，臨拓全文復刻於長沙嶽麓山雲麓峯。明代長沙太守潘鎰於嶽麓山找到此碑，傳拓各地，自此岣嶁碑名聞於世；之後雲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蘇南京棲霞山、河南禹州、陝西西安碑林、浙江紹興、湖北武漢均有翻刻；明代學者楊慎、沈鎰等都有釋文。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冬，張素（張碧泉）將《岣嶁碑》文拓片帶回雲南，之後刻於安寧縣城東洛陽山上法華寺石壁，為摩崖石刻；

●浙江紹興，存於紹興禹廟岣嶁碑亭內，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紹興知府張明道據嶽麓書院拓本摹勒於此，為碑刻；

●四川明泉縣九龍山禹廟碑亭內（1561年立），為碑刻；

●江蘇南京，位於棲霞山天開巖側，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二月（1609年）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刻於此，為摩崖石刻；

●明萬曆年間，刻於河南汲縣；

●清康熙年間毛會建於西安府學及歸德府署先後翻刻禹王碑。

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雲麓峯左側石壁，面東而立，屬摩崖石刻，為南宋嘉定五年摹拓刻本。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長沙太守張西銘兼有護碑亭，明崇宗三年（1630年）兵道石維嶽重修亭台，增建石欄；清朝康熙年間，周召南、丁司孔重修。碑二側增有明代刑部劉汝南“誇神禹碑歌”、清代歐陽正煥“大觀”石刻；1935年周翰重修，並增刻“禹碑”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定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碑文共77字，9行，第一至八行每行9個字，最末一行5字。字形如蝌蚪，既不同於甲骨和鐘鼎文，也不同於籀文蝌蚪。有人猜測可能是道家的一種符錄，也有説是道士偽造。

由於其文字奇特，歷代對其內容看法不一，古代多認為是記錄大禹治水的內容，而一些學者則認為“岣嶁碑”並非禹碑，如曹錦炎認為岣嶁碑是戰國時代越國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親越王不壽上南嶽祭山的頌詞，而劉志一則認為岣嶁碑為前611年（楚莊王三年）所立，內容是歌頌楚莊王滅庸國的歷史過程與功勳。

承帝日諮，翼輔佐卿。洲諸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神。鬱塞昏徙。南瀆愆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馬賀山認為：“ （岣嶁碑）上的文字，看上去比甲骨文要成熟進步多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極大的反差呢，夏朝文字應該比商朝文字還原始還落後才對，其實這只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情況，有時還存在着特殊情況。商氏族是生活在黃河下游的氏族，人數很少，沒有文字沒有文化，是一個很落後的氏族，以玄鳥（燕子）為圖騰，與以龍為圖騰的人口眾多的有夏氏族不可同而語。夏民族已進入農耕和百工時代，與之相適應的文字文化文明，達到了高度發展，從黃帝倉頡造字始，到夏朝滅亡前，已經有一千三四百年，文字十分發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商人則不然，他們不喜歡文字，只擅長在馬背上東奔西殺，從建國到遷都殷墟，商人的文字也沒有造出來，不得不使用夏氏族的民間俗體字，而商朝的那些巫師，往甲骨上寫字的人，刻字的人，我推測都是由夏人擔任的。時代在發展，商人的文字文化文明卻停滯不前，這與後來的元朝的統治情況很相似。這正是夏朝官方文字比商朝民間俗體文字成熟進步的真正原因。”

承帝冢然，翼輔雝衞。災洚矢發，沮恆往行，三河飛湧。北過冀而奠，姒若忘鳥。宿嶽麓庭，昶溢酉祈，水廬弗長，往求永定。華嶽泰衡。崇楚事裒，勞餘神禋，鬯曼吉徙。南瀆衍昌。衣則食備，萬邦皆寧，疆無漾漭。

禹王碑文到底所言為何？就算最為權威的考古專家和文化學者也難給出一篇精準的譯文，但猜想和破譯不難繼續。從歷史的層面上討論，或許可以如此推斷：較有公信力的歷史考證是，大禹治水的地區大約在現在的河北東部、河南東部、山東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之後數千年，作為我國古代偉人中最受人們崇敬的偶像，民間到處都保留着有關於大禹的遺蹟和傳聞：安徽懷遠縣境內有禹墟和禹王宮，陝西韓城縣有禹門，湖北武漢龜山東端有禹功磯……這也就不難理解長沙嶽麓山巔的禹王碑文可以排座“大禹治水説”之列。但是株洲學者劉志一從1990年起開始向這一“權威”叫板：禹王碑碑文是為楚莊王歌功頌德。

■釋義的觀點交鋒：

據專家介紹，禹王碑雖歷經千年，但至今尚無定論，如今能形成一家之言的説法有好幾種，其中明代楊慎，當代學者曹錦炎、劉志一的釋文較有代表性。

明代學者楊慎：大禹治水

楊慎為明代正德年間狀元，博覽羣書，被推為當時天下第一。曾撰禹王碑釋文：“承帝日諮，翼輔佐卿。洲諸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神。鬱塞昏徙。南瀆愆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楊慎的釋文也多采用為現在禹王碑的釋文。

株洲學者劉志一：歌頌楚莊王功勳

劉志一，原為株洲工學院文史專家，對古文字研究頗深。他破譯的碑文內容是歌頌楚莊王滅庸國的歷史過程與功勳，認為禹王碑應為公元前611年（楚莊王三年）所立。

杭州學者曹錦炎：帝王頌詞

曹錦炎，當代學者，認為禹王碑是戰國時代越國太子朱句，代表其父越王不壽上南嶽祭山的頌詞。

長沙教師童文傑：大禹治水

童文傑，長沙退休教師，破譯內容與明代楊慎的大同小異，均表明禹王碑碑文為“大禹治水”之説。

長沙老人周坤生：與道家所用文字有關（八旬老翁周坤生，喜愛讀報。1946年前後意外發現報紙上魏寅寫的《嶽麓山禹碑考略》，並保存下來。文中列舉了明代楊慎、沈鎰的兩種説法。但周翁個人認為道士曾用過與碑文筆畫、字形類似的文字。建議破譯碑文，可找道家幫助。）

南嶽商人周祥雲：讚美南嶽美景（周祥雲，來自南嶽衡山，在長沙馬王堆經商。從小在南嶽衡山長大。小時候參與當地祭拜活動時，聽當地老人説禹王碑碑文大意是寫大禹治水經過南嶽衡山，讚美南嶽七十二峯綿延400公里美景。“我現在還能背誦出碑文流傳下來的頌詞。”）

望城村民張仲海：為儒教古文字（張仲海，望城縣星城鎮村民。在農村從事儒教活動已有40多年，如今家裏保存了許多版本有關儒教的古書，這些古書文字多種，也有過類似嶽麓山禹王碑上的蝌蚪文。儒教古文字曾用過類似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