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販子

號販子之所以猖獗，最關鍵的原因還是在於醫療資源過於集中，資源配置不均。當全國80%的優質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時，基層診所想有人看病都難，大醫院的號販子抱着獲利的態度，確實不容易絕跡。好在是政府已經關注，相信很快會有改觀。 ^[1] 

哪裏有資源集中，哪裏就有號販子。也正因此，想根除號販子的問題，恐怕還得從均衡醫療資源的區域配置上下功夫。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醫院預約掛號機制和醫院服務管理水平。

衞生部發文要求推廣實名制預約掛號，預約掛號不得與中介合作收取費用。要求實行身份證實名制掛號。但由於很多患者不明實情，這項制度並沒有硬性實施

不要輕易把身份證交給主動説幫你代辦掛號的陌生人，不然等號掛好了後他們就要你給服務費，如果你不給，連身份證都不給你。他們一般都有至少七八個同夥。最好的辦法是大聲地質問他們，要求他們把身份證還給你，最好要求他們把掛了的號一起給你。一般醫院人多，也有保安。他們一般不敢惹事。如果會使用自助掛號機，就自己操作。不管是自助機器前，還是人工窗口旁，不時會有“熱心人”迎上來問你一句“要掛號嗎？我幫你好不好。” 代掛者最喜歡用“熱情招呼”的方式騙老人、婦女和外地來的農民兄弟。

北京市醫管局表示，會集中精力把市屬醫院的績效考核指標做微調，對於打擊“號販子”等八項措施的落實情況，會納入到醫院的績效考核中去。 ^[2] 

“有的‘號販子’都能住別墅了，但是我們醫院卻揹負了特別大的罵名”，劉玉村説，“醫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當保安不掙錢不如當‘號販子’，他在當保安期間摸清了醫院所有的規律，然後辭職了，變成了‘號販子’，所以保安和‘號販子’很難不勾結，各家醫院都有這種現象。”

“醫院的保安都是社會外派的合同工，招標進來的人，不是醫院的人，醫院的工作紀律約束對他起的作用有限，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保安對號販子視而不見，那是因為我們管控不了。”劉玉村説，“當然一旦我們發現就會通知保安公司將他開除，但教育嚴打是一方面，並不能根治，根本還得通過改革解決供需平衡的問題。” ^[3] 

2016年5月4日，國家衞生計生委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了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八部門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協調辦公室，且明確在年內分三階段嚴打“號販子”，未來有關部門還將建立“號販子”黑名單，並納入社會信用體系。

依照《方案》，協調辦公室的職責是按照專項行動方案要求，協調組織各成員單位開展相關工作；對地方專項行動開展情況進行督導檢查；收集各地區、各部門工作情況，定期召開會議通報工作進展；做好跨區域跨部門案件移交；督辦重大案件。

對於此次專項行動，《方案》明確了近期和中遠期目標。《方案》強調，近期將以治標為主，各地各部門聯合行動，集中優勢力量，重拳出擊，對重點城市重點醫院的“號販子”打一場“集羣戰”，圍剿通過互聯網散佈的“號販子”、“醫托”等有害信息，堅決遏制“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猖獗勢頭。

中遠期將堅持標本兼治，進一步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完善相關管理制度並抓好落實，規範醫療機構廣告宣傳行為，斬斷“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利益鏈條，剷除“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生存土壤。 ^[4] 

為了打擊線下掛號黃牛，北京實行“非急診全面預約”掛號改革，患者可通過“北京114預約掛號”、電話114、醫院自助掛號機等渠道實名預約。然而，號販子也轉戰到網上，各種代人掛號APP平台隨之誕生，二者分享暴利。一名資深號販稱，除了替人搶號，他們還自己掛號搶佔號源，在APP上找到買主後，退號刷新再買入。 ^[5] 

2019年10月14日，隨着網絡預約掛號的普及，一些從前在醫院窗口排隊霸佔號源，或者一天到晚瘋狂撥打掛號熱線的“號販子”，轉而使用訂製的非法軟件，通過攻擊官方掛號平台搶號。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高某等3名“號販子”九個月至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6] 

——遠程“遙控”拉客、搶號。多名線下“號販子”離開城市返回家鄉繼續從事非法營生。回到河南周口老家的高某，憑藉電腦和手機為眾多赴京就醫的患者搶號。“客源”主要是他與同夥多年積累的患者“回頭客”。據悉，高某的“下線”臧某某，在雲南麗江做生意的同時也兼職“倒號”。這些“號販子”在交易完成後進行分成。

——線上組織動員形成利益聯盟。一名被抓獲的“號販子”郭某交代：“以前排隊一天也就掛兩個，用軟件一天能搶4個，最難掛的專家號能加價2000元，一般的號加價200元左右，找我掛號的外地患者居多。”

——證據電子化，調查取證難。東城檢方介紹，網絡“號販子”反偵查意識較強，涉案嫌疑人對電腦裏的相關文件進行技術處理或稱手機丟失，導致難以查明搶號數量和違法所得。對此，辦案人員通過技術手段，鎖定上百個用於搶號的電話號碼，固定關鍵證據。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