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面

該書中的小説多以北方小鎮為背景，截取每一個人物身上平凡而又憂傷的故事，從人性的根本出發，在奇崛詭異的敍述中反映時代的變遷。 ^[1]  如《火箭摩托》講述了喜歡騎摩托車的青年阿力雖然出身貧寒，但心地善良且有着進取心，通過自己的一步步奮鬥幫助周圍需要幫助的人的故事；《葬禮歌手》講述了一羣鄉鎮青年追逐理想併為之奮鬥的過程；《小鎮》講述了小鎮上兩代人之間的情感糾葛，體現了北方厚重的文化土壤和風貌。 ^[3] 

張火箭是一位忠於自己理想的人，命運對他而言並不公平，但他在經歷了種種磨礪之後，依舊沒有放棄他的破舊不堪的摩托車。某種意義上，或許摩托車就是他的“理想”，人在車在，那是屬於張火箭的“烏托邦”，也是作者這一代人幼時的“理想”。儘管張火箭最後以落寞的“失敗者”告終，但他對理想主義的堅守、對生命的執着，獲得了鎮上很多人的認可和尊重。 ^[4] 

死亡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生離死別，《山鬼》《樹杈小孩》《天大》就是“我”關於死亡的記憶。死亡是山鬼捉走了一個人，去了另一個地方。這就是童年孩子對死亡的想象，血紅的獠牙，張牙舞爪。祖母因病去世，是病魔帶走了她。山鬼是“我”對死亡的一種想象。《樹杈小孩》則提供了樹妖捉人，是樹妖吸走了天太的女兒。天太存在着失憶，他忘了女兒是在樹上吊死的。人們常常也是會忘了死亡與自己的距離。只有在接受特定條件的刺激，才會想起來，人們曾經的那些難過、那些悲痛、那些尋死覓活。天大是個詩人，會寫詩，本身有發表園地的他，因為關係原因，無處可發。他在門板上寫詩，當人們聽到之後，就離不開詩了。有一老太太臨終時拉着天大的手，天大即興的兩句詩“你慢慢地走，當風吹來的時候；你就被永遠定格在那塊相框裏。”成為了老太心中的聖人。天大也愈加覺得詩的珍貴。天大四十二歲的時候，來了個外鄉女人，嫁給了他，也生了兒子晚來。這人喜歡聽他念詩，天大死了後，女人説去深圳，這話像一陣風一樣，悄無聲息。老太太的死亡是因為天大的詩，一臉安祥地離開這個世界，但記憶並不代表着遺忘，即使來世，仍然記得前世的因果。這是作者的隱含。外鄉女人是來報恩的，她因為前世與詩的結緣，所以今生離不開天大的詩。而那兩句，當風吹來的時候，一切都被定格。彷彿一陣風，悄無聲息，只剩下畫面。死亡的迷幻，彷彿既是迷也是幻覺，只是換了個狀態存在。 ^[5] 

該書充滿了在地與遠方的矛盾，恰恰是這般矛盾的存在，充滿着對遠方的想象。鄉村相比城市而言，文化更新慢，是一種相對靜態的文明。流動性、交互性小，人和人的關係也相對簡單。鄉村文明的本質是勞動，城市文明的本質是交易。伴隨着城市化浪潮的席捲，科技手段的更新，交通的發達，城市化的速度和進程是裹挾着鄉村向前發展。人在鄉村和城市間的流動，呈現着一種疊加狀態的生活方式。從農村到城市，原有的生活方式並不會消失；從城市到農村，原有的思維意識也不會一下子改變，是一種疊加狀態，相互適應的關係。

《啤酒屋的流浪者》《火箭摩托》《葬禮歌手》中，摩托車這一先進的交通工具進入鄉村，對於新鮮事物的出現，人們接受與習慣是有一個過程的，而最先進入視野的時候，充滿着新奇充滿着羨慕。啤酒屋是都市酒吧的鄉村版。這裏來的人，來自四面八方，他們因為交通工具的改善，生活中出現了交集。張火箭的摩托車讓他來到了啤酒屋，讓他和楊喇叭有了相遇的可能，也給他帶來了生活上的新鮮與時髦。他是菊村最先使用上摩托車的人，接受着人們崇拜的眼光。這些人並不意味着光鮮亮麗，他們也有痛苦憂愁，所以才會在啤酒屋借酒消愁。張火箭把摩托騎得飛快，像火箭一樣，是想離開這個狹小閉塞和司空見慣的鄉村。他渴望新鮮的生活體驗，他渴望遠方能夠給他帶來美好帶來期望。楊喇叭恰恰是想借助飛快摩托，不再當一個葬禮歌手，不再成為鄉村舞台上，人們嬉笑的對象。她渴望遠方的大舞台，渴望有實現自己展示自己的機遇和平台。不止是張火箭、楊喇叭渴望着遠方，作者虎麪人心，自由奔跑，想獲得自我天性的張揚與解放。 ^[5] 

《虎面》既繼承了中國小説技法，又吸收了西方現代小説手法，有反叛有融合，具有混血性。《虎面》不注重故事及情節性，濃墨重彩於詭異、離奇、荒誕、神秘思維細節，形成一種場域——勢，深陷其中。《虎面》語言具詩意，且質感、温暖。（《大同晚報》評） ^[2] 

範墩子，1992年生於陝西永壽。2015年畢業於瀋陽理工大學材料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32屆高研班學員。在《人民文學》《江南》《野草》《作品》《青年作家》等期刊發表小説多篇。曾獲首屆陝西青年文學獎，已出版短篇小説集《我從未見過麻雀》《虎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