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學塾

1786年(天明六年)大概玄澤在江户開辦的芝蘭堂為起點，並以江户為中心，不斷向外擴展，到19世紀初已遍佈長崎、大阪、京都等地，成為一種新興的教育力量。在江户時代的學孰教育中佔一席之地。蘭學在教學過程中採用一些較為先進且獨具特色的教育方式。

蘭學塾教育作為一種新興的教育力量,在教師和學生方面較其他學塾有其獨特之處。同時,蘭學塾之間還保持着緊密的聯繫。首先,教師具有雙重身份。

1774年(永安三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譯的西方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出版,標誌着一股全新的學術潮流“蘭學”興起,它與醫學密切相關。這種獨特的關係,使蘭學塾的教育者具有雙重身份,“大多數蘭學家是醫生,邊進行本職醫業邊從事學塾的經營。”江户芝蘭堂的建立者大玄澤,出身藩醫世家,師從《解體新書》的翻譯者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1786年(天明六年)大玄澤在江户創建芝蘭堂,一面治病救人,一面經營學塾教育,在他不懈地努力下,蘭學的領域不斷擴大。“大阪蘭學始祖”橋本宗吉,於1798年(寬政十年)在大阪開設絲漢堂,從事以醫學為主的蘭學教育。橋本宗吉精心翻譯和出版了《蘭科內外三法方典》,把當時西洋最新的醫藥學率先介紹到日本,因此,“名聲突然震驚天下,乞醫者、求教者雲集一時,門庭若市”。諸如此類,安懷堂開設者坪井信道,適塾創建者緒方洪庵等,都是當時的名醫和蘭學大家。同時,由於蘭學塾內師資力量不足,很難滿足眾多求學者的需要,於是出現了“對初學者由塾頭(塾生中的最優秀者,一般由教師指定)代為講授,而學力最高者才由教師親自教授的教育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塾頭便成了初學者的教師。此外,教師的雙重身份,使學塾的塾舍和醫療診所成為一體,象絲漢堂、鳴瀧塾,既是診所又是學塾。其次,塾生的來源具有廣泛性。蘭學塾的塾生中有商人、醫家子弟、農民及中下級藩士,他們同聚一塾,一起學習,打破了江户幕藩體制下,士農工商四民等級限制。據海原徹對111名適塾塾生出身所作的統計:藩士15人,佔13·5%,官醫、藩醫、陪臣醫46人,佔41·5%,町醫34人,佔30·6%,農民13人,佔11·7%,町人、神官3人,佔2·7%。 ^[1]  從這個統計可以看出,蘭學塾生來自各個階層。不僅如此,蘭學塾的塾生還來自全國各地。據統計,杉田玄白的天真樓學生分別來自38國(行政設置的一種),其中:東海道諸國26人,東山道諸國25人,北陸道諸國18人,山陰道諸國6人,山陽道諸國6人,南海道諸國10人,西海道諸國12人,畿內山城1人。再如:象先堂、鳴瀧塾、芝蘭堂的學生分別來自58國、22國和38國。另據片桐一男的研究。“從地域講,蘭學塾的塾生幾乎遍佈全國各地”。同時,蘭學塾之間交流十分廣泛。學塾創辦者之間普遍存在着一種師承關係,他們彼此聯繫,互有往來。大玄澤和京都的小石元俊同為杉田玄白的學生,他們經常互相交流。1786年(天明六年)小石元俊第一次東遊,客居在大玄澤家裏,共同學習蘭學知識。1799年(寬政十一年)在京都的小石元俊就廣島星野良悦的木製骨骼模型寄信給玄澤,“奇士西土產,今還自東方,行笥出人骨,皚皚讀書牀,連續立架上,天工發密藏(中略),招請與餘商。”蘭學塾的塾生可以在各個學塾之間自由流動。大阪醫生出身的齋藤方策,先入大玄澤的芝蘭堂學習,後又就學於小石元俊的窮理堂。江户遊學時,他到宇田川玄真的風雲堂和桂川國端塾學習,並且,既求學於杉田玄白的天真樓,又出入於馬場佐十郎的三新堂。另外,與緒方洪庵的適塾有姊妹塾之稱的緒方鬱藏的獨笑軒塾。在塾則制定和課程設置上完全效仿於適塾。

儘管蘭學塾內沒有固定的師資力量,一般只由學塾主辦者充當教師,也沒有專門的教材和完整的教學計劃,僅依靠蘭學家所學和現有的荷蘭書籍進行講授。但是蘭學塾的教學方法新穎獨特,現歸納幾點。

首先是實力主義教育。就讀於蘭學塾的塾生,不分士庶、長幼,也不分入學先後,一切憑實力評定製,以利於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

箕作麟祥的迎曦塾塾則規定,“塾中學生不問貴賤長幼,亦無士農工商之別,皆依學術水準以定坐席順序,以右席為序,於每月朔日,依輪講優劣更換位置。” ^[2]  同將塾生分成九個級別,再把九個級別平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設上、中、下三等。初級階段的學生連續三次評為上等者,可晉升為中級階段,若再連續三次評為上等者,可晉升為高級階段。在這種升級制度下,晉升為中級階段的上等生,即第六等級的學生,便能達到順暢翻譯荷蘭語書籍的水平。在緒方洪庵的適塾,學生會讀的情況是每月進行六次,學生分成七、八個等級, 10~15人為一組,抽籤決定會讀內容和先後順序,並具體分配到個人。參加者每人讀數行荷蘭語文章並進行翻譯,還要不時回答主持者的提

問,然後大家討論,往往是一番激烈的論戰。每次會讀結束後,由主持者評定個人的成績,閲讀和翻譯都通過者,劃圈,讀不出來或翻譯有誤者,點點,表現突出者,劃三角號,讀時的座位和在塾內的起居場所。如果能持續三個月佔據本級首席座位,可晉升一個等級,直到升為塾頭。在這樣競爭機制下,個人的努力是成功的關鍵。

西保爾德的鳴瀧塾實行分配給學生課題,由學生自行調查研究的教學方式,並要求學生之間進行學識交流。塾生們來自日本各地,結合自己所學提交的專題報告,如美馬順三的論文《日本產科問答》,高良齋的《日本松的種類和橄欖》,岡研介將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譯成荷蘭語,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總之,通過一系列有效的競爭機制,培養了塾生學習和獨立科研的能力,達到了蘭學塾實力主義教育的目的。

其次是以醫學為主的教學。醫學具有實用性的特點,在江户時代,吸收先進的醫術是社會的需要。從八代將軍德川吉宗開始,幕府既注重西方科技,尤其是醫學的引進,使醫學即西方醫學得到迅猛發展。最初的蘭學家就是通過學習西方醫學而成長起來的,象杉田玄白就是通過當通詞(翻譯人員)與荷蘭商館的醫生接觸而獲得一定的學識,從而踏上蘭學研究之路的。從平安小石塾的入門課程設置可以顯現出醫學在蘭學教育中的地位。以下是平安小石塾的入門課業大要:醫範提綱,輪讀五十遍;內科撰要,輪讀五十遍;熱病論,輪讀五十遍;萬病治準,輪讀十遍……”再看蘭學家的身份; 1796年(寬政八年)和1798年(寬政十年)兩次蘭學家聚會名簿所記蘭學家共有104人,身份可考者67人,其中藩醫、官醫26人,町醫8人,藩主7人,幕臣7人,庶民6人,通詞3人,其他10人。從這個統計看,醫生佔總數的一半以上。據此可知,至少在18世紀末蘭學家與醫學是密切相關的。

幕末,由於國內外形勢的需要,蘭學研究充實了新內容,蘭學塾教育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在教學中醫學仍是重要的一部分。以兵學著稱的佐久間象山“常憂我國醫療之不精,傍學醫術,自制藥調劑,往往奇中”。可見,這位坪井塾弟子,也與醫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再次是開展準科研活動。蘭學塾在教學中實行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原則,開展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活動。“日本實驗電氣學之祖”橋本宗吉在翻譯出版《摩擦起電機譯説》一書時,首先將原書插圖揭載於卷頭,並詳細地介紹了摩擦起電機的構造,以及各類實驗圖。同時,書中還插入了通過實驗所繪製的“試唧鳴子圖”、“試發風子圖”和“試發電子圖”等實驗圖。由橋本宗吉撰寫的另一部著作《荷蘭始制摩擦起電機究理原》(二卷本),更詳細地講述了摩擦起電機的製作方法,以及摩擦起電機通過電器的充電進行的各種實驗。另外,還描述了橋本宗吉的弟子中喜久太取天火的成功實驗。適塾塾生自制化學物質的實驗也頗為有趣。據福澤諭吉的描述:一次塾生們想制氨,找些馬掌屑,把它裝在酒壺裏,酒壺外面塗上泥,然後又買來一個大陶甕,把炭爐升起來,火燒得旺旺的,在陶甕裏放進三、四個酒壺,在酒壺嘴上裝上磁管通到外面,不斷地煽火,這樣,在管端便滴嗒滴嗒地流出液體來,這就是氨。我們小心翼翼地把製出來的氨,儘可能都收好,但是令人非常難受的是那股子臭味。

1826年(文政九年)2月15日,西保爾德一行,從長崎出發,開始江户之行。途中,在西保爾德的指導下進行了地理測量,植物、礦物採集,人種、言語、風俗的調查等一系列科研活動。隨行塾生高良齋、高野長英、二宮敬作等人承擔了科研調查的重任,他們觀測下關海峽地形,測量海底深度;推算富士山的高度及經緯度;分析温泉的化學成分;多方面收集日本物產,並與當地醫界名流進行醫術交流。在短短的147天內,一股強勁的“西保爾德旋風”襲捲了日本蘭學界。江户之行結束後,西保爾德同塾生一起歸納整理收集到的資料,僅高野長英一人,便提交了《日本的茶樹栽培及茶葉的製法》、《南島志》、《江户神社佛閣案內記》等七篇學術報告。由此可見,西保爾德江户之行,實質上是一次對日本大規模的科研調查活動。

此外,蘭學塾在講授醫學時,培養學生動手實驗,自主科研的事例也比比皆是。比如, 1800年(寬政十二年)橋本宗吉指導學生在大阪葭島刑場進行屍體解剖;西保爾德在治療一些疑難病症時,進行臨牀講授;適塾塾生對熊進行解剖實驗等等,都是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很好明證。

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蘭學塾教育,碩果累累。不僅培養了大批人才,豐富了蘭學的內容,而且還在科技文化、教育方式等方面,對日本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就蘭學自身而言,培養了大批出色的蘭學研究者,豐富了蘭學內容,有力地推動了蘭學的發展,使其成為江户時代三大學問之一。在蘭學塾的教育下,塾生憑藉學塾所學,側重自己的專長,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諸多成就。塾生結業後,或返回原籍或集聚在蘭學研究中心江户、大阪等地,創辦自己的學塾,教書育人,投身於新的蘭學研究和教育工作,推動蘭學的發展。“玄門四天王”之一橋本宗吉,回到大阪,開辦學塾,從事醫學教學活動的同時,還親自實驗,譯述了為數眾多的醫學、本草學、天文學、電氣學等方面著作,大大豐富了蘭學研究內容。大玄澤充分肯定了橋本宗吉的業績, 1816年(大化十三年)將他與江户的宇田川玄真並稱為“東西宇橋之二生”,稱讚他“數十年不怠其業,著書頗豐,五畿、七道、近國的有志者無不仰仗他。”○14在橋本宗吉的教育下,東自靜岡,西至九州的廣大地區,湧現出了中天遊、大高元恭等蘭學大家,擴展了蘭學影響的地域範圍。山村才助曾就讀於江户的芝蘭堂,據《山村才助贈位紀恩之碑》所載:“幼受句讀市河寬齋,現常閲新井白石所撰採覽異言,始識宇內有五大洲,欲窮其國態文物,顧非通荷蘭文辭不可,執贅大磐水(即大玄澤),受橫文讀法而後,涉獵東西曲籍百餘種,為稿一十三卷,題曰增譯採覽異言。”山村才助一生致力於地理學的研究,著譯書17部。

隨着蘭學塾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蘭學的研究內容已經從最初的醫學擴展到本草學、物理、化學、地理、天文、兵學等諸多門類,幾乎涉及到了西方科技的所有領域。研究隊伍也不斷壯大,從而形成了一門擁有專業研究人員且內容廣博的學問,蘭學成為江户時代最有影響的學問之一。

其次,為幕末、明治初期洋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明治政府開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經驗。蘭學塾的教育方針被幕末、明治初期興辦的洋學塾所繼承。幕末,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學塾教育在內容上有所改變,即由蘭學向英學、法蘭西學、德意志學轉變,但在教育方式和教育方針上,依然承繼了蘭學塾的衣缽。福澤諭吉在談到慶應義塾教育方針時指出:“説起來,我的教育主張是着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人間萬事凡是具體的經營都擬從這數理二字推斷之。”“另一方面我還提倡獨立論,不論早晚,對學生哪怕説幾句話的時候也要強調它的必要性。”這種“以數理和獨立為本”的教育方針,完全是對蘭學塾以實用為主,力求培養塾生獨立科研能力的教育方針的繼承和發揚。

同時,在幕末一些官辦或公立的洋學校內,蘭學塾的學生成為主要的師資力量。比如,在蕃書調所內供職的武田斐三郎、杉亨二、大村益次郎等都是適塾的學生。適塾生橋本左內回到福井藩,承擔起藩校明道館學監的重任,從事藩政和教育的改革事業。許多適塾學生在明治初年,成為高等教育的主導者,比如,大鳥圭介任工部大學校長,長與專齋任長崎醫學校長。另外,明治初期的私立學校,是在洋學塾(講授蘭學、英學、法蘭西學等西方科學知識的私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儘管它的規模和內容出現了多樣化,但並沒超出蘭學塾的境界。

1871年(明治四年)明治政府設立文部省,主管全國教育。以福澤諭吉編著的《西洋事情》為發端,出版了《荷蘭學制》、《西洋學校規範》等一系列宣傳介紹歐美各國教育的書籍。同年9月,文部省對各府縣所轄境內的學校、醫院、私塾等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 12月,成立了由12人組成的學制調查司,會員絕大多數是洋學家。在一系列準備工作就緒後,文部省於1872年(明治五年) 9月公佈學制,開始了以學習法國教育為主的運動。

再次,在人才培養方面,蘭學塾培養了大批有能力、重實際的新型人才。他們在日本的大變革時期,登上歷史舞台,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蘭學塾教育興盛之時,正值日本面臨內憂外患的時期,在危機四伏動盪不安的歲月裏,蘭學塾的學生以敏鋭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才幹加入到激盪變革的洪流中。

幕末蘭學塾的學生在結業後,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活躍於醫院經營、公共衞生、化學工業、學校教育、教育行政等領域內成為中堅力量。他們進入諸多較為“近代”的重要領域,成為出色的領導者。緒方洪庵次子緒方惟準,在洪庵過世後,出任幕府侍醫師及醫學所教授。1867年(慶應三年) 5月他留學荷蘭,回國後仍從事醫學教育活動。從1880年(明治13年) 4月緒方惟準歷任陸軍軍醫監兼陸軍藥劑監、軍醫本部次長、近衞師團軍醫長, 1887年(明治20年)他退出軍職回到大阪,開設緒方醫院,擔任院長,活躍於醫學界。適塾生長與專齋, 1867年(慶應三年) 10月任長崎醫學校校長, 1871年(明治四年)任文部少丞, 10月隨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醫學教育和衞生制度。1873年(明治六年) 6月長與專齋擔任文部省醫務局第二任局長,創建司藥場, 1875年(明治八年)他在內務省任首任衞生局長,公佈醫制,致力於近代醫療行政事業的設立,“專齋在日本的衞生史上流下輝煌的業績”。適塾學生佐野長民1867年(慶應三年) 3月作為藩使,出席了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萬國博覽會, 1870年(明治三年)任兵部少丞,參與日本海軍的創建,其後升任工部大丞。1874年(明治七年)佐野長民為駐意大利、奧地利公使次官,回國後歷任元老院議官、大藏卿、樞密顧問官、農商務大臣等要職。1887年(明治二十年)他擔任日本紅十字會首任會長。可見,佐野長民在軍事、外交、經濟、衞生福利等諸多領域內作出了貢獻。

1874年(明治七年)2月明六社成立,適塾塾生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秋坪,迎曦塾塾主箕作麟祥和杉田成卿塾塾生神田孝平都是明六社社員。他們高舉“會同有志之士推進我國之教育”的旗幟,“以卓識高論,喚醒愚氓”為宗旨,著書立説,定期開會討論,為傳播西方民主科學思想,做出了貢獻。

總之,在幕末維新的變革時代,蘭學塾的學生激民族危亡之大義,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重任。

綜上所述,在江户中後期相對閉塞的年代裏,蘭學塾教育傳播了西方科學文化。隨着西方科學文化在日本不斷地擴展,對幕末維新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